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其培育发展已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核心议题。社会工作依托其独特的专业理念、方法和技巧，在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赋能作用。本文基于增能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结合云南脱贫攻坚社工实践、济南历下区四级培育体系、永联社区个案等典型案例，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基础、路径模式与现实困境，从政策环境优化、组织能力建设、社工队伍赋能、多元协同机制四个维度发力，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为提升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质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研究背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已被提升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位置。农村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连通政府、市场与村民的重要中介力量，涵盖经济合作、文化娱乐、互助服务等类型，在整合乡村资源、化解基层矛盾、传承乡土文化以及回应村民多元化需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从现实状况看，我国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整体仍处于“杂而不活、小而不强”的发展阶段，普遍存在数量较少、规模偏小、运行活力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近四成村庄尚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部分已成立组织亦存在运转低效甚至“空转”的现象，治理效能未能充分释放。基于此，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核心，凭借其价值理念、系统方法与多元技术手段，在激发组织内生动力、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服务能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近年来，无论是云南省依托社会工作力量培育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还是济南历下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培育体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都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具有现实可行性与实践成效性。

　　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分析框架，既在理论层面拓展了增能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在乡村治理情境中的适用空间，弥补了以往研究偏重宏观政策、忽视微观实践的不足，也在实践层面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路径与模式，为破解政策壁垒、资源约束与专业不足等现实难题提供参考。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尊重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前提下，通过多元主体协同、专业力量嵌入与制度环境优化，推动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实现能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基础与路径实践基础

　　1.政策支撑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提供制度保障。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2024年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培育扶持以农村养老服务为主的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在地方层面，云南省制定系列政策推动社工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济南市历下区出台专项方案构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为实践提供了政策遵循。

　　2.现实需求

　　随着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与村民需求多元化，单一的政府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养老互助、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但普遍面临能力不足、资源短缺等问题，亟须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支持。同时，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介入实践提供了人力保障，云南省在农村社区服务的社会工作人才已达4.54万人。

实践路径

　　1.理念植入与认知提升

　　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多元参与”理念为核心，通过入户宣传、社区宣讲、案例示范等方式，转变村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在云南省虎跳峡镇松鹤村，社工通过宣传养蜂合作社的致富案例，吸引青年志愿者返乡，带动村民参与组织建设，树立自主发展信心。同时，这一现象向基层政府传递了社会组织培育的专业理念，推动政府从“管理”向“引导”转变，为社会组织发展营造宽松环境。

　　2.分类培育与能力建设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实施精准培育。对初创型组织，重点协助其完善组织架构、制定章程、规范运作流程;对成长型组织，通过项目培训、督导指导、微创投等方式，提升其项目设计与服务能力;对成熟型组织，引导其参与基层治理，拓展服务领域。济南市历下区采用“分类评估+个别化方案”模式，通过小额资助、创投大赛等方式，推动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差异化发展。

　　3.资源链接与网络构建

　　社会工作者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搭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的资源链接网络。一方面，协助社会组织对接政府资源，争取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补贴等支持;另一方面，链接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技术、场地等保障。云南省社工机构通过链接慈善组织资源，为农村社会组织争取捐赠款物2.4亿元，有效缓解了社会组织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推动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4.机制构建与长效保障

　　社会工作者协助构建健全的培育机制，保障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在管理机制方面，协助完善备案登记、绩效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运作;在激励机制方面，推广“积分兑换”“志愿+信用”等模式，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在协同机制方面，推动建立“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多方参与”的培育体系，明确各方权责，形成培育合力。永联社区通过社工介入，构建了“政府引导、社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长效培育机制，提升了组织治理效能。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现实困境

政策与资源供给不足

　　尽管国家出台多项支持政策，但部分地区仍存在政策落地难、执行偏差等问题。部分基层政府对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程度不足，存在行政干预过度的情况，限制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同时，不同地区政策差异较大，欠发达地区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社会组织登记备案流程烦琐，制约了培育工作的推进。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依赖政府投入，多元筹资机制尚未形成。欠发达地区财政投入有限，资金短缺问题突出;发达地区资源相对充足，但存在分配不均、重复投入等问题。此外，农村地区场地、设备等硬件资源不足，专业技术资源匮乏，难以满足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需求。

内生动力与能力不足

　　部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成立，村民参与意愿不强，存在“被动参与”“形式化运作”等问题。组织缺乏核心带头人，难以凝聚村民力量，部分组织甚至处于“空转”状态，活动开展频次低、质量差，难以满足村民需求。同时，社会组织的乡土性与专业性失衡，部分组织过度依赖传统习俗，服务内容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多为村民志愿者，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与服务技能，普遍存在组织架构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财务不规范等问题。部分组织缺乏项目设计、执行与评估能力，服务针对性与实效性不足，难以适应村民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

队伍与服务适配不足

　　农村地区社会工作人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满足社会组织培育需求。欠发达地区社工流失严重，现有社工多为兼职人员，专业能力有限;发达地区社工虽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农村社会文化、乡土习俗的了解不足，服务适配性不强。同时，社工培训体系不完善，缺乏针对农村社会组织培育的专项培训，难以提升服务质量。部分社工机构采用城市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介入农村实践，忽视了农村的乡土性、差异性特征，导致介入效果不佳。社工介入多集中在组织成立初期，缺乏对组织长期发展的跟踪督导，难以形成长效介入机制。此外，社工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关系建立难度较大，制约了介入工作的深入推进。

多元主体联动不足

　　政府、社区、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常态化沟通渠道，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指导服务不到位，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制定、基层治理的渠道不畅。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村民参与社会组织培育的积极性未被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难以形成。

优化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策略建议

优化政策环境，强化制度保障

　　为破解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制度供给不足与资源支撑乏力等难题，地方政府应以优化政策环境、强化制度保障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治理体系完善与资源配置优化。一方面，地方政府需立足农村社会结构与发展需求，构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进一步简化社会组织登记备案程序，推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与分层支持策略，对初创型、成长型与成熟型组织实施差异化扶持，促进经济合作类组织规范发展、社会服务类组织提质增效，并为文娱互助类组织释放发展空间。同时，应建立政策执行监督与评估反馈机制，强化政策落实的刚性约束，提升执行一致性与区域均衡性。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多元化筹资机制，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设立专项培育基金，综合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增强组织发展韧性，并积极引导企业、公益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投入，鼓励村集体将经营性收益定向反哺社会组织培育，推动闲置资源资本化转化，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集体补充”的可持续资金供给格局。

强化内生动力，提升组织能力

　　为实现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应着力强化其内生动力与组织能力，推动组织由外部驱动向内涵式发展转型。一方面，注重培育稳定且有引领力的核心力量，社会工作者需深入社区发掘乡土精英、党员骨干及返乡青年等潜在带头人，通过系统能力培训、示范引领与实践锻炼，夯实组织领导基础。同时，将社会组织培育与乡土文化传承、村民现实需求相结合，科学设计贴近生活的服务项目，增强村民参与的获得感与认同感，并通过“积分超市”“邻里互助”等激励机制，制度化引导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提升组织凝聚力，推动社会组织从被动运行向主动服务转变。另一方面，持续推进社会组织专业化与规范化建设，在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下完善组织架构与内部治理体系，健全管理制度和财务规范，通过专题培训、个别督导与项目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提升组织成员的治理能力、专业服务能力与项目执行能力，引导社会组织聚焦核心服务领域，结合农村实际不断创新服务内容与方式，从而增强服务的针对性、稳定性与实际效能。

赋能社工队伍，优化介入模式

　　为提升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专业支撑能力，相关部门应系统建设社会工作队伍并持续优化其介入模式。一方面，要强化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完善政策保障与薪酬激励机制，加大专业社工的培养、引进与留用力度，促进其长期扎根农村地区。在此基础上，构建契合农村发展需求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重点围绕社会组织培育方法、乡土文化理解及专业技术应用等内容开展系统培训，全面提升社会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与实践水平。同时，引导社工深入农村，与村民建立稳定的互动关系，增强专业服务与乡村社会结构之间的适配性。另一方面，注重创新符合农村实际的本土化介入模式，社工机构需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异、文化传统及社会组织类型特征，实施差异化、精准化介入，避免简单化和同质化操作。构建“前期扶持、中期督导与后期评估”的全过程介入机制，动态跟踪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及时调整服务策略，不断优化介入路径，从而形成可持续、制度化的社会工作支持体系，为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专业支撑。

构建协同机制，凝聚治理合力

　　为有效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当地政府应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凝聚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整体合力。首先，强化党建引领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广“党建+社工+社会组织”的协同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方向引导、资源统筹与制度保障等方面的枢纽作用，明确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与权责边界。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促进信息共享与各主体间的协商互动，增强各方参与治理的协同性与稳定性。其次，持续完善多元协同网络结构，通过搭建“政府—社工—社会组织—社区—村民”协同平台，推动资源整合、信息互通与优势互补，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与公共事务协商，拓宽其制度化参与渠道。最后，通过制度设计和参与机制创新，激发村民在社会组织培育与公共服务中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从而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研究总结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是推进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会工作依托其专业优势为社会组织培育提供了有效支撑。本文通过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路径，发现当前培育工作面临资源不足、组织能力薄弱、社工队伍短缺、协同机制缺失等困境。要摆脱这些困境，相关部门需从优化政策环境、强化组织内生动力、赋能社工队伍、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四个维度发力，构建本土化、精准化、长效化的培育体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后续研究可聚焦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差异，开展量化研究与长期跟踪研究，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同时，加强跨区域经验交流与推广，从而推动农村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栗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