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以创新引领为核心动力，以科技突破作为核心支撑，以效能评价作为关键尺度。这种生产力革新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即以劳动者的现代化协同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以劳动资料革新实现乡村治理手段跃升、以劳动对象重塑和拓展盘活乡村资源和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极大创新发展，文章以此对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耦合逻辑进行分析，探求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路，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整体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在地方调研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述，“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将其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意义深远，精准洞察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从单纯对“量”的追求过渡至“质”的跨越，并推动“质”“量”融合的全新趋势，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这种生产力的革新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有着重要作用。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指出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不断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乡村全方位发展与进步。

　　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跃升、对劳动对象的盘活和拓展，从而为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一场域大有可为。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耦合逻辑

以多元共治为合力，二者实现深层协同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质上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具象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多元主体参与，保证相关主体间的交往与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其主体涵盖基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村民等，主体之间形成合力才能推进治理效能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各类主体迎来知识迭代与技能革新的契机，从而倒逼各主体从传统劳动者向知识技能型高素质人才的蜕变，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新型劳动者。因此，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则必须提升乡村治理各主体的素养和认知，以此形成治理合力。具备专业素养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借助数字化平台、智能管理系统等新型劳动工具，打破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形成技术赋能人、完善治理、治理反哺人的价值闭环，形成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乡村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就要通过人的现代化和人的社会性的提升打破制约主体之间形成合力的藩篱，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深层协同性。

以技术更迭为载体，共同指向效能跃迁

　　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即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运用技术更迭、理念革新、制度完善等方式变革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其中技术更新是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投入乡村治理实践，会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工具支撑，乡村治理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空间，二者实现良性互动。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凭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推动乡村治理决策方式从传统人力主导的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自动化决策转变，打破人工决策的效率瓶颈与主观局限，实现了对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资源配置的科学优化，拓宽了参与渠道、完善治理民主的实践，带动乡村治理手段向民主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实现深层次跃升，为治理效能提升注入技术驱动的核心动力。

以资源优化配置为路径，二者实现协同适配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不仅是激活乡村治理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产业资源等要素流转渠道不畅，缺乏集约化管理，会导致资源底数不清、利用低效，难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物质保障。新质生产力通过解构乡村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实现治理客体从模糊整体向可量化的转化。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对象要素的拓展体现在对原有劳动对象深度挖掘与优化整合，还包括对新型劳动对象的开发，使得人们对资源利用和优化配置的能力得到极大拓展，全面囊括了乡村产业、生态、人才和文化等态势，使乡村治理各主体了解资源的分布状况和利用情况，打破信息壁垒，体现生产端和治理端的双向优化;而对数据这一新资源本身的开发与挖掘，可以弥合传统模式信息鸿沟，实现跨区域、跨领域和跨部门的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能、减少资源浪费，进而提高整体资源要素的利用效能。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新质生产力要求乡村治理各主体提升技能水平、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推进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形成治理合力。

　　首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治理人才提出更高标准、更加全面的要求，亟须培育和引进一批既掌握现代数字技术，又具备基层治理经验;既有创新突破思维，又熟悉乡村实际的复合型治理人才，以适应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构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全周期培养体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提升村干部的数字治理能力和农民的数字素养。同时，要重点强化交叉学科培养，推动数字技术、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加强大数据分析、智能设备操作、新媒体运用等跨界技能的实训，促进跨领域研究成果向治理实践的转化应用，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其次，提升乡村治理各主体数字素养。面向广大村民，设计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数字技能课程，内容涵盖智能手机基础操作、线上医疗预约、农产品电商销售、移动支付应用等实用技能，解决村民“不敢用、不会用”的难题。建立长效培训机制，依托乡镇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技能培训与经验交流活动，培育乡村数字治理骨干力量，以点带面推进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深度扎根，实现就地现代化，切实有效参与乡村治理。

　　最后，整合主体，汇聚合力。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要加大新技术在乡村各领域的投入，提高对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治理的认知和能力，做好统筹规划。一是引导数字技术研发主体，如企业和高校，依托人才优势与市场资源，推进技术革新，构建产学研模式，深入实践，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方案。二是技术能否被广大农民接受，在于是否充分立足农村发展实际，不可忽视农民是乡村治理最重要的主体这一大命题。农民素养的提高、主体地位提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才更加有效。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同时，要同步推进“技术便利化、适老化”改造。

推进劳动资料革新，实现乡村治理方法跃升

　　数字技术凭借自身突出的特质、连接效能与创新活力，对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样态以及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变革。不同经济时代的分野，不仅仅是在其生产的成果，更在于如何生产、怎么生产、运用何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活动。在新时代，考虑的不仅是用什么劳动资料，更要考虑如何用好新型劳动资料，即把握推进技术革新、注重安全隐私和重视技术伦理三大维度。

　　首先，推进技术革新。政府要加大技术资金投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构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智化乡村治理平台，通过算法模型优化党务、村务、产业等数据，推进采集分析呈现一体化建设，为精准决策和多元主体共治提供技术支持。推进新技术落地生根，因地制宜推进新质生产力本土化。

　　其次，要注重安全隐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在技术层面，构建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重点加强密码技术、区块链、生物识别等前沿安全技术的创新应用，建立数据加密传输、分布式存储、智能风险预警等技术防护机制。同时要推进安全技术的国产化替代，确保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健全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规范，细化数据分类分级标准，完善动态访问权限管理机制，实施最小必要原则的数据采集和使用规范。通过技术保护与制度规范的联动，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保护机制，切实筑牢乡村数字权益保护的坚固屏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营造安全可靠的数字环境。

　　最后，重视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技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科学正一步步改变人们的日常，但在改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让人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像“工具”。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过度扩张，而现实世界的合理化需通过价值理性实现。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治理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广大基层干部在新技术面前要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民福祉、使技术真正贴合农村实际，保障村民参与决策的话语权。

促进劳动对象重塑和拓展，盘活乡村资源和要素

　　通过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治理的劳动对象进行盘活和拓展、将乡村治理的资源要素进行充分挖掘和盘活、使数据这一新型劳动对象实现流通共享、从而形成资源要素的共同体。

　　首先，推进产业跨界融合，建设产业共同体。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信息采集与分析能力，重点打通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的信息孤岛和要素壁垒。通过建立统一的产业数据平台，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重构和智能化匹配，实现跨区域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要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村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组合，实现乡村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其次，构建文化基因库。对村落内部和村与村之间的传统古镇、乡风民俗和非遗技艺等元素进行追溯，通过构建文化基因库进行要素系统整合。利用技术与特色标签延长文化产业链条，同时积极做好宣传工作，让优秀乡风文化“走出去”，让游客“走进来”，推动文化资源产业化。

　　最后，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打造绿色共同体。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运用数字技术将生态资源变资产、生态优势变经济优势、生态治理变资产运营。通过收储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利用新技术发展森林康养和生态修复等方式，促进生态产品实现价值转换。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时代赋予乡村发展的崭新机遇，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将为广袤乡村带来无限可能。乡村不再是发展滞后的区域，而是凭借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成为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现代化的新型劳动者将充分释放智慧与活力，运用新型劳动资料，挖掘和整合新型劳动对象，构建起充满活力与和谐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力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有力地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共同富裕。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AMRR2024021)。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