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村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距县城约10千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东依巍峨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俗称塔儿山)，西北方向约7千米处汾河蜿蜒流淌，形成了大山环抱、依山傍水的独特地貌。村庄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北部地势较为平展，南部为河沟涧滩，属于丘陵半山区。从宏观区域来看，陶寺村位于临汾盆地中部，恰好处于汾河与塔儿山之间的缓坡状黄土塬上，这样的地形既有利于排水，又拥有相对平坦且开阔的土地，为早期人类定居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陶寺村现有村民3200余名，耕地面积达6700余亩(约4.47平方千米)。农业一直是陶寺村的主导产业，过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为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该村积极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其中，中药材种植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助力村民增收的新亮点。

溯源：帝尧之都的千年回响

　　陶寺村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村南那片举世瞩目的陶寺遗址。村名的由来，既与当地的古老传说相呼应，又与遗址承载的深厚历史渊源相交织。

　　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少量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场持续30多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缓缓开启了尘封久远的历史大门。众多考古工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与执着，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逐步揭开了帝尧之都的神秘面纱，让世人得以触摸到最早中国的文化脉搏。

　　陶寺遗址规模宏大，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占地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独占鳌头。遗址中诸多震撼性的发现，为这里是帝尧都城提供了有力证据。规模空前的城址，彰显着当时建设的先进理念与强大组织能力;遗址宫殿区，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威严;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展现了古人对天文历法的深刻理解与卓越智慧，他们通过观测天象来指导农业生产，开启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科学探索的重要篇章;神秘的朱书陶纹，或许是文字的早期形态，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线索;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龙图腾，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是华夏儿女寻根溯源的重要标识。这些发现，如同拼图的关键碎片，共同勾勒出“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让陶寺村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陶寺村牌楼

　　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也颇具深意。它处于北方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地农作物区域与长江流域以稻米为主的丰水农作物区域的交叉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不同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重要见证。经过多年的考古挖掘，并结合碳十四测年技术等多种手段，陶寺遗址时间范围被确定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陶寺遗址的存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承等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窥探早期中国的风貌。

　　古籍记载，“尧初居于陶”。目前，国内有许多地方包括山东、山西都有与“陶尧”相关的地名，或传为帝尧生地，或记为其故居，但都需要史籍记载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众多专家学者依据典籍文献，结合陶寺出土文物进行考古论证，已形成共识性结论——尧最初在陶寺建都。

　　从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唐尧时期的陶寺先人便在此烧制陶器。遗址中出土的陶窑呈葫芦状，与现代陶窑颇为相似。先民就地取材，以泥陶与土夹沙陶为主料，烧制出钵、盆、缸、瓮等各式陶器，造型各异，其中彩绘蟠龙纹陶盘更是工艺精湛、纹饰繁复。在陶寺村南称为“尧墟”的区域，尤其是赵王头、赵王沟等片区，带花纹的陶片分布广泛、俯拾皆是，处处印证着陶寺与陶器的深厚渊源，陶寺之“陶”名副其实。著名的民俗专家、考古学者陶富海先生在《陶寺文化遗址》一书中，更是结合地域历史分析考证明确提出：“‘陶寺’理所当然可释为古陶国的首脑机关所在即国都”。

陶寺村古观象台

　　关于陶寺地名的由来，除制陶渊源外，学界与民间还存有两类说法：一则是谐音演变说，即帝尧在此建都，有了陶唐氏的封号，而此地寺庙众多，“氏”的谐音为“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陶寺。另一则是追隐字说，有观点称“陶寺”地名后面，尚有追隐之字“庙”，即“陶寺”又曰“陶寺庙”，有“陶氏后嗣聚居之地”“供奉陶氏祖宗之地”等含义。

传承：古建民俗风华赓续

　　陶寺村的文化底蕴，根植于陶寺遗址所承载的千年文脉。穿行于村落街巷，古村落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村中两大文化瑰宝的价值尤为突出——始建于元代的关帝庙与传承千年的“天塔狮舞”。前者承载着村民的精神寄托与岁月记忆，后者凝结着先辈的技艺智慧与文化精神，二者共同构成了陶寺村独有的文化标识，成为触摸古村历史肌理、感受文明传承温度的鲜活载体。

　　位于陶寺村中心的关帝庙始建于元代大德五年(1301)，于明朝正德五年(1510)重建。庙宇为三层砖木结构，高约十五米，在平原村落中显得格外挺拔雄伟。拾级而上，一层正门上方“中天一柱”四字匾额熠熠生辉，寓意关公精神如中流砥柱般支撑起一方文脉;檐下“忠义千秋”的匾额则彰显着村民对关公忠义品格的世代敬仰;两侧楹联：“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寥寥数语勾勒出三国风云，对仗工整且意蕴深远。二层门楣上的“关圣庙”匾额古朴苍劲，笔力遒劲，为清代书法名家所题。

陶寺村关帝庙

　　庙宇顶部采用经典歇山顶设计，飞檐翘角间点缀着吻兽，屋脊线条流畅舒展，兼具庄重与灵动之美。底部由四根直径50多厘米的四方八棱大石柱支撑，柱身历经岁月打磨，已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却依旧坚实稳固，稳稳托起整座建筑的重量。石柱根部雕刻着花卉纹样，虽不繁复却工艺精湛，尽显古代工匠的匠心巧思。楼阁外延环绕着两米多宽的木质走廊，朱红色的廊柱与栏杆历经修缮仍色泽鲜亮。关帝庙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陶寺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承载着村民们的信仰与情感，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在村民心中占据着重要的精神地位。

　　在陶寺村，还有一项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塔狮舞”。这一古老技艺在当地流传已逾千年，其起源可追溯至宋代，历经世代相传，如今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

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厅

　　“天塔狮舞”的最独特之处在于表演的“险”与“奇”，舞者需在由16张八仙桌叠搭而成的九层高台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如瑶池摘星、水中捞月、蜻蜓点水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高台总高度超过八米，无任何防护措施，融合了北方的粗犷、豪放与南方的细腻、精明，将民间狮舞、武术、杂技、体育等多种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每一次表演，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动演绎，也是对先辈们勇敢精神、艺术智慧的传承与弘扬。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天塔狮舞”不仅为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与激情，更成为陶寺村对外展示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众多游客远道而来，感受这一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焕新：文化引领振兴路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陶寺村紧紧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产业发展、生态宜居、文化繁荣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陶寺村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中药材等经济物种种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24年11月，“陶寺遗址博物馆”盛大开馆，这座建筑面积9900平方米，展陈面积4000平方米，总投资约3.3亿元的博物馆，成为陶寺村乃至整个襄汾县的文化新地标。

　　博物馆以“今日中国 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设置了“文明蕴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3个基本陈列单元，“陶寺考古”“临时展陈”2个专题展览和1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馆内展出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通过实物展示、数字化展陈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距今4300年到3900年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让游客穿越时空，亲身感受我国远古时期的辉煌与魅力。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不仅提升了陶寺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围绕博物馆，陶寺村配套发展了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村民们纷纷开办农家乐、民宿，销售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实现了从传统农民向旅游从业者的转变，拓宽了增收渠道。

陶寺遗址博物馆

　　为了给游客和村民创造更好的环境，陶寺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下足了功夫。在新农村建设中，全村共计硬化街道3200余米，栽植各种苗木千余株，村内街道基本实现绿化，主干道完成亮化和美化。如今，走在陶寺村的街道上，水泥路平坦整洁，两旁绿树成荫，路灯整齐排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村里还加强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建立了长效保洁机制，定期组织村民清理垃圾，整治污水排放，村庄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宜居。此外，陶寺村还积极推进塔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通过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等措施，让曾经遭受破坏的山体逐渐恢复生机，为村庄构筑起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

　　陶寺村既守护着“最初中国”的文明密码，也书写着新时代的发展篇章。这里有良田沃野的丰饶，有文化旅游的兴盛，更有古建遗存的厚重。如果你想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不妨来陶寺村走一走，在塔儿山的晨光里，在汾河的晚风中，品味这座千年古村的过去与未来。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