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乡村中心学校因师资力量紧缺、经费供给失衡、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其教育质量发展严重受限。而高职院校具有师资、技术等资源优势，通过开展志愿服务，能有效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与社区服务能力。但高职院校志愿服务也面临资源分配不均、师资流动不足、机制长效性不足等困境。基于此，文章以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为研究对象，聚焦志愿服务在城乡教育协同中的作用，针对性提出构建“需求导向型”服务网络、完善激励机制、强化技术融合等路径，为乡村中心学校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教育资源的非均衡性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问题。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通过志愿服务与乡村中心学校形成联动，既能发挥其专业优势服务乡村，又能实现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自2022年起，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星火志愿服务”队与湖北省赤壁市余家桥学校联动开展“七彩假期”爱心托管活动，安排志愿者与乡村留守儿童一起开展铁路科普、金钱观教育等服务，服务人次超1000人次。然而，如何系统化、可持续地推进此类联动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探讨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的现实意义、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的现实意义

教育公平理论的实践拓展

　　教育公平理论强调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机会的平等享有，而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的志愿服务联动，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指出，社会资源的分配应当优先惠及最不利群体，而乡村教育长期面临师资短缺、课程单一、硬件落后等问题。根据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数据，乡村中心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仅为城市学校的68%，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低于城市学校25个百分点[1]。高职院校通过志愿服务等创新模式，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困境。高职院校通过提供短期帮扶及系统化的志愿服务项目，如远程教学、师资培训、课程共建等，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技术技能和师资力量下沉至乡村，有效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相较于传统的单向援助，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的深度合作能够形成长效资源互补机制，使教育公平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公平转变。同时，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参与方式，能够激发高职院校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教育公平从政策驱动转向社会自觉行动。

人力资本开发的代际传递效应

　　根据新人力资本理论，早期教育干预对个体长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高职院校的志愿服务不仅提供知识传授，更通过职业启蒙、技能培训等方式，在乡村学生群体中植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乡村留守儿童，往往受限于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职业认知和未来发展缺乏清晰规划。高职院校通过志愿服务，如知识科普与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能够拓宽其视野，激发学习动力，从而改变消极观念。这种干预不仅影响当前受教育者，还能通过家庭和社会网络形成代际传递，逐步提升乡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从宏观角度看，这种模式有助于阻断代际循环，为乡村振兴储备高素质劳动力，实现社会流动的良性发展[2]。

高职院校社会化功能的范式创新

　　传统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多局限于技术推广或短期培训，而志愿服务联动则使其向更深层次的“校地共生”模式演进。该模式强调高职院校不仅是知识传授机构，更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通过与乡村中心学校的持续互动，高职院校能够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使教育更契合社会需求。同时，志愿服务为师生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实践场景，促进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的结合，提升人才培养的适用性。此外，这种联动也重构了高职院校的社会责任伦理，使其从被动响应政策转向主动参与社会建设，从而推动职业教育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共享”转型，增强其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高职院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通过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教育发展，能够充分彰显其创新式的社会化功能。

协同治理理论的社会化应用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协作方式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通过志愿服务建立的联动机制，正是协同治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社会化应用。在具体实践中，高职院校的志愿服务能够突破体制壁垒，弥补政府单一治理的不足。同时，乡村中心学校作为实践场域，为高职院校师生提供了真实的社会问题研究样本，促进其教学和科研的本地化转型，形成“高校赋能乡村—乡村反哺高校”的双向循环机制。从深层次看，这种协同治理模式还具有社会资本培育功能。志愿服务在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网络，使乡村教育从“被动接受援助”转向“主动参与共建”。高职院校师生与乡村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持续互动，能够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增强社会凝聚力。长远来看，这种社会化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教育领域，还可拓展至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等多元场景，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的协作范式。因此，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的志愿服务联动，不仅是教育资源的简单流动，更是协同治理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创新应用。它通过多元主体参与、资源精准匹配和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乡村教育治理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型，为教育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3]。

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的实践困境

　　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通过志愿服务实现联动发展，在理论上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但在近年来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仅涉及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还包括资源配置、可持续性等具体问题。

政策协同不足，跨部门协作机制缺失

　　2021年，湖北省出台《关于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高职院校对接乡村教育。然而，在具体落实中存在明显的“政出多门”问题。教育部门主导的“职业院校对口帮扶”项目、团委系统的“志愿支教”活动、乡村振兴局的“教育帮扶”计划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协调。例如，湖北省黄冈市某职业技术学院在2022年，同时承接了省教育厅的“职业教育下乡”和团省委的“七彩假期”两个项目，但由于考核指标和资金使用方式不同，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资源匹配失衡，供需对接不精准

　　调查显示，湖北省高职院校提供的志愿服务与乡村中心学校实际需求存在显著错位。例如，2023年，武汉某职业院校在恩施州开展的“无人机技术进校园”活动，虽然投入大量设备，但当地教师普遍缺乏操作能力，学生需求不大，此项目最终沦为“一次性表演”。相比之下，乡村中心学校最需要的英语、音乐等基础学科师资，却因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限制而难以满足。资源错配还体现在地域分布上。湖北省教育厅2024年的数据显示，武汉市、宜昌市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参与度显著高于鄂西、鄂东北等偏远地区。例如，武汉市某职业学院近三年累计开展乡村教育帮扶项目27个，而同期的十堰职业技术学院仅有9个，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

可持续性困境，长效机制未建立

　　多数帮扶项目呈现“潮汐式”“阶段式”特征，如寒、暑假期间资源集中涌入，但在日常教学期间支持匮乏。碎片化服务难以对乡村教育产生实质性改变。资金保障不足是制约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尽管省级财政设有专项经费，但市县级配套往往不到位。此外，志愿服务普遍缺乏科学的评估体系，部分项目沦为“打卡式”帮扶。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现有政策更多强调完成短期任务，而非长效机制建设。例如，湖北省孝感市某高职院校反映，其与对口帮扶的乡村中心学校签订的三年协议到期后(2023年)，因缺乏后续政策支持，合作项目陷入停滞。这种“运动式”帮扶难以实现真正的教育融合。

主体能力局限，专业支撑不足

　　高职院校自身能力建设存在明显短板。首先，师范类专业在湖北高职院校中的占比不足15%，导致多数院校缺乏教育帮扶的专业基础。湖北省咸宁市某高职院校的电商专业团队在通山县开展“互联网+教育”帮扶时，因不熟悉基础教育规律，设计的课程严重脱离乡村教学实际。其次，乡村中心学校的承接能力同样受限。2023年对湖北省20所乡村中心学校的调研显示，67%的学校信息化设备使用率低于30%，部分学校甚至无法保障稳定的网络连接，严重制约了“线上帮扶”效果。湖北省随州市一小学虽然获赠了智能教学设备，但因缺乏操作指导与专业维护，设备闲置率达80%。教师流动性大是另一突出矛盾。湖北省黄石市一高职院校2022年培养的10名“乡村教育特岗志愿者”，仅1年后就有7人离职，主要原因是职业发展通道不畅。同样，乡村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湖北省鄂州市某区2024年组织的“高职院校送教下乡”培训，实际参训率不足40%，部分教师直言“培训内容与日常教学关联度低”。

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的提升路径

　　针对上述提出的高职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挑战，本文提出了一套系统化、可持续的提升路径。该路径从政策协同、资源匹配、长效机制、能力建设四个方面入手，旨在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推动双方深入合作。

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首先，成立一级协调办公室。由省教育厅牵头，联合乡村振兴局、团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组建专门的协调机构，统筹各类帮扶项目。例如，可以将现有的“职业教育下乡”与“七彩假期”项目整合为“荆楚教育振兴计划”，统一资金使用标准和考核指标，确保项目的高效执行。其次，建立市县两级对接平台。在重点乡村地区试点建立“校地合作服务中心”，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最后，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在相关政策中增设“服务乡村振兴”专章，明确各方权责，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杜绝形式主义的帮扶行为，将项目的可持续性纳入考核指标[4]，确保政策有效实施。

创新供需精准对接模式

　　首先，实施“双清单”管理机制。开发全省统一的供需对接平台，乡村中心学校按月提交“需求清单”，高职院校提供“资源清单”。其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召开供需对接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帮扶内容。最后，推行“1+N”组团帮扶模式。由1所优质高职院校带动多所普通院校，对接1个县域的多所学校，形成专业互补优势。

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

　　首先，设立专项保障基金。省级财政每年可安排一定额度的专项资金，市县级按1:1的比例配套。资金使用实行“基础+绩效”拨付方式，确保项目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创新“互联网+帮扶”模式。建设省级在线教育平台，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最后，完善评估激励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重点考核帮扶实效，对优秀项目给予招生指标、经费倾斜等奖励。

强化主体能力建设

　　首先，实施“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在高职院校开设基础教育选修模块，要求参与帮扶的教师必须完成一定学时的师范培训。其次，建立乡村教师发展中心。在县域层面建立教师培训基地，由高职院校提供定制化培训。再次，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建立“城市教师下乡、乡村教师进城”的双向交流制度，服务期满的教师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最后，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实施“数字校园”改造工程，为每所帮扶学校配备1名信息技术辅导员。

　　本文基于湖北省的实际案例，系统分析了高等职业院校与乡村中心学校联动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地提升路径。本研究不仅涉及教育公平问题，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与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4-10-24)[2025-05-26].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2]BECKER G S.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3r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45-48.

　　[3]ANSELL C,GASH 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04):543-571.

　　[4]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Z].国发〔2019〕4号,2019.

　　2023年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世致用：高校志愿服务与乡村教育振兴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以‘星火志愿服务’队为例”(项目编号：23Z244)。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