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针对乡村振兴进程中新乡贤“选育用留”机制的实践困境展开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该区域存在选拔机制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不足、能力结构断层及角色界定模糊等突出问题。文章基于跨区域协同视角，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新乡贤“选育留用”机制创新路径，即构建“三维动态评价体系”、打造“双循环能力培养体系”、创新“四维协同治理体系”、完善“五位一体留任保障体系”，为破解省际交界地带人才治理难题提供了粤桂新乡贤跨域合作的创新范式，对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是第一要务，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此后，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作为精英人才的新乡贤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行动者。目前，已有多数研究围绕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作用、积极性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初步绘制出其从传统文化群体向“新农人”转型的理论情景。学者普遍认同新乡贤通过产业赋能、组织创新与文化共振三重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能，但对其参与机制的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新乡贤面临跨省身份认同标准不一致、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难落地等方面的困境。目前，实践中已有应对策略，如分级分类认定、精准赋能等机制与情感投入、利益分享、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激励机制，但尚未打破省域行政制度的既有框架;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虽显示在地文化为新乡贤提供了参与乡村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文化基础，但粤桂边界地区特有的跨省多元文化差异与信息技术能力差异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乡贤从传统文明守护者向现代乡村振兴带头人的角色跃迁。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聚焦单一省份个案研究，缺乏跨省协作的比较研究，难以解释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以下简称“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跨域合作的复杂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视角出发，以人才的“选、用、育、留”为出发点，回顾并总结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分析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及问题，探索跨域新乡贤“选育留用”机制创新路径，为进一步优化政策、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群体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设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2014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批复设立该试验区;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将试验区作为独立章节纳入其中，使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该试验区横跨广东省肇庆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总面积140平方公里，各占70平方公里，是我国唯一一个横跨东西部省际流域的合作试验区。与江浙地区新乡贤群体对比，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群体呈现“规模不足、结构失衡、效能受限”的显著特征。与江浙地区新乡贤群体对比，粤桂边界新乡贤群体呈现“规模不足、结构失衡、效能受限”的显著特征。该地区面临乡村人口外流严重、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挑战，导致新乡贤队伍存在老龄化、后继乏人等问题;同时，青年群体因发展待遇和机会相对缺乏，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也普遍不高。

　　这些结构性矛盾不仅制约了新乡贤群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整体效果，更反映出粤桂边界地区在“选育留用”流程中的机制性制约，亟待通过创新机制突破发展桎梏。

选拔机制差异化与跨省协作障碍

　　粤桂两省新乡贤认定标准呈现较为显著的标准差异。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产业贡献”为核心指标，如贺州市脐橙种植技术带头人认定标准中明确需带动年产值增长超20%;而广东省侧重文化传承，如肇庆市“网红乡贤”评价标准中提到需实现年文化传播覆盖10万人次。这种认定标准的不一致阻碍了跨区域人才流动，如梧州市一新乡贤因“技术带头人”身份未获广东省的政策认可，无法参与肇庆市的乡村振兴项目，挫伤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信心。此外，跨省协作项目还受制于土地审批权属争议、税收政策差异等行政壁垒，导致项目落地率不高。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与身份认同弱化

　　粤桂边界地区的新乡贤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着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挑战。他们普遍反映，尽管有政策支持，但实际获得的项目补贴较低，且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新乡贤的积极性和发展空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激励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未能有效落地，反映出政策设计与执行之间的巨大鸿沟。

　　此外，部分青年新乡贤还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由于他们与本土联系不多、情感基础不深，易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这些可能带来项目、资源、技术及想法的青年新乡贤往往缺乏社会认同，难以获得乡村内部的认可和情感支持，造成“项目积极参与”与“身份缺乏认可”并存的矛盾局面。

能力结构断层与技术鸿沟

　　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能力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人力资本断层现象。根据政府统计数据，新乡贤群体年龄结构偏大，年轻一代参与度低，导致传统经验与现代工具的衔接出现断层。例如，在数字化工具应用方面，年长乡贤普遍对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等技术感到陌生，仅少部分新乡贤接受过系统化技能培训，如电商运营、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多数依赖经验驱动，而青年乡贤虽具备一定技术基础，却因缺乏社会认同难以施展。现代技术工具的使用率严重不足，导致新乡贤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角色出现断裂。这种代际能力差异直接导致乡村治理在技术赋能与传统模式之间难以形成有效融合。

角色界定模糊与资源配置失当

　　粤桂边界地区乡贤组织建设滞后，设立乡贤理事会的村庄较少。同时，乡贤组织普遍缺乏固定办公场所、无章程约束、无常态化运作机制。这种状况导致新乡贤在治理中陷入权威依附与自主性缺失的双重困境。

　　新乡贤的定位存在“价值理性”的缺失。理想状态下，乡贤应作为联结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承担着文化传承、公共议事等多元职能。然而，现实中其角色被压缩为招商引资代理人。这种单一化定位不仅弱化了乡贤在制度创新、文化治理中的价值，更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如大量文化资源因缺乏乡贤主导的系统性开发而闲置。

乡村振兴背景下跨域新乡贤“选育留用”机制创新路径

构建“三维动态评价体系”​​

　　在选拔机制上，针对目前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的选拔认定标准差异问题，粤桂边界两域可建立品德基准、能力标签和贡献量化的三维立体评价模型，以突破省域壁垒。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标杆，其品德评价需要超越地域局限，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规范要求，建立统一的价值准则，构建包含乡土认同度、公益心指数、廉洁自律等指标的品德评估框架。例如，通过村民匿名评议、宗族长老背对背访谈、政务数据验证等方式，量化评估新乡贤的伦理操守与社会责任感，避免宗族势力或经济资本对选拔的不当干预。

　　针对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的能力结构断层问题，可以建立现代治理能力、乡土经验、数字素养的综合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标准化测试、案例分析、技能认证等方式，生成新乡贤动态能力画像，为其参与跨区域项目提供精准匹配依据。

　　针对贡献量化指标，可以建立“过程—结果—影响”三维贡献评估模型，将新乡贤的经济贡献、社会贡献、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的绩效指标。通过政府信息化平台，实现贡献数据的跨区域实时共享与追溯，避免“挂名乡贤”现象，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打造“双循环技能培育体系”​​

　　针对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在能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需打破传统的单向培训模式，打造“双循环技能培育体系”。该体系将理论学习与项目实践相结合，形成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实践反馈的循环提升机制，使新乡贤的个人技能与区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粤桂边界地区需以“数字乡村联合实验室”为核心，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开发一套模块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将涵盖政策、法律、技术、文化等方面，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和模拟操作的培训方式，弥补新乡贤在现代治理工具和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不足。例如，针对粤桂边界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的问题，可以开设“非遗数字化保护”“乡村IP设计”等专项课程，培养新乡贤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项目资源的能力。通过这样的培训，新乡贤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为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为了突破地理和时间的限制，还可以开发数字化平台，整合“学习—协作—评估”功能。平台的具体功能包括个性化智能学习、粤桂边界地区乡贤的跨区域远程协作、高校专家和行业导师的“线上问诊”与“一对一辅导”等，实现培训数据与项目审批、资金支持的联动。

创建“四维协同治理框架”​​

　　为了解决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参与度不高和跨区域资源整合困难的问题，需要构建“四维协同治理框架”，实现政策指导、资源融合、利益共享及动态调整的全面协作。此框架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增强乡村治理效果。

　　首先，在政策指导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发布详细的项目指南引导发展方向，重点关注产业进步、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领域，并明确指出每个领域的需求。例如，“乡村产业振兴计划”可以详细说明在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鼓励新乡贤提出创新方案。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提供如税收减免和土地使用便利等支持措施，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

　　其次，在资源整合上，新乡贤通过三维动态评价体系获取“揭榜资格”，并根据自身的能力标签匹配项目类型。例如，对于生态保护项目，评价体系会重点考察乡贤在环境科学、生态修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在当地社区的动员能力和社会资源。

　　再次，在促进利益共享方面，可以利用广东省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共同建立产业基地。此外，还可以联合发掘粤桂交界地带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设计跨省旅游线路，打造一个集文化体验与观光于一体的文化走廊。这样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还能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

　　最后，关于动态调整机制，可以采用“政府+乡贤+村集体+企业”四方利益共享模式。具体来说，在由新乡贤主导的乡村项目中，利润将根据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给各方，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同时，为了激励新乡贤持续贡献，可将他们的贡献量化，并与荣誉称号、项目的优先审批权等挂钩。通过内部平台展示这些项目的成果，提升新乡贤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影响力。

完善“五位一体留任保障体系”​​

　　为破解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留不住、留不稳”的难题，需从经济激励与社会认同双轨并进出发，构建涵盖基础保障、弹性激励、文化认同、制度支撑、风险防控的“五位一体保障体系”，形成“经济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的立体化留人生态。在基础保障层面，政府需提供“安居工程”支持，如在粤桂边界重点乡镇建设乡贤公寓，配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建立创业风险补偿基金，对乡贤主导的乡村振兴项目提供贷款贴息、保险补贴等支持。在弹性激励层面，可根据贡献量化结果，设计基础补贴加超额奖励的弹性激励机制;同时，建立乡贤星级评定制度，将贡献量化结果与“县级荣誉乡贤”“省级杰出乡贤”等称号挂钩。在文化认同层面，通过“乡贤文化论坛”“宗族议事会”等平台，引导传统宗族势力与新乡贤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新乡贤提案村民评议制度，通过公开听证会、网络投票等方式提升新乡贤提案通过率。在制度支撑层面，粤桂两省可联合出台粤桂边界地区新乡贤留任保障的相关条例，统一社保接续、职称评定、户籍迁移等政策，消除跨区域流动壁垒;在乡镇层面设立乡贤服务站，提供政策咨询、项目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在风险防控层面，根据平台数据提供针对性帮扶，并建立退出机制;同时，将新乡贤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对挪用资金、损害公信力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永久取消其政策支持资格。

　　本文以粤桂边界地区为切入点，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选育用留”机制的创新路径，为破解省际交界地带人才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然而，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新乡贤机制的创新也需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新乡贤的角色和职责，挖掘新乡贤文化在治理中的效应及其适用范围，以期将其发展成为广泛适用于乡村的价值规范体系。此外，强化跨区域的合作与交流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将新乡贤机制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2024年度科研课题“粤桂边界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现状评估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DHRS-24-02-101)。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