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关乎资源统筹、主体协同与发展可持续性。当前，农村处于结构性转型期，空心化导致的治理主体断层、资源碎片化引发的服务错配等挑战，凸显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与发展需求间的适配性缺口。基于此，文章解析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旨在为破解转型期乡村治理韧性不足提供学理响应与实践方案。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新要求

强化党建引领，筑牢组织基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领导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党建引领不仅通过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网络，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北京市顺义区建立“区委—镇街—村社”三级责任传导机制，通过党建绩效考核整合16大项党建指标和218项具体任务，实现职责耦合与资源下沉，破解了“条块分割、重复考核”的治理困境。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推行“支部进网、党员联户”模式，将党建网格与综治网格“两网合一”，使基层党组织成为矛盾调解、民生服务的核心枢纽，推动治理从“应急维稳”向“常态精细”转变。党建引领还以“赋权增能”和“动态调适”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难题。甘肃省张掖市推动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赋予街道“综合管理权、人事考核权”，使其从“行政末梢”跃升为“治理枢纽”，并通过“一网通办”智慧平台整合数据资源，提升响应效率。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以社区“大党委”吸纳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力量，打造“丰江管家”“玖玖红志愿队”等品牌，形成“五治融合”的共治生态;创新“居民代表常态化联系”机制，通过民情恳谈会年均解决群众问题超300件。另外，党建引领以“问题导向”和“服务闭环”确保治理成果惠及于民，广东省佛山市某村党委通过“洞察农民需求—吸收政策资源—重构治理场域”的动态能力模型，将负债村转化为集体经济收入破亿的“治理示范村”，村民分红增长至人均1.2万元。

　　党建引领通过组织扎根、机制革新、服务落地的三维驱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解决了基层“权责失衡”“资源碎片化”等结构性难题，更以民生获得感检验治理有效性，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推进数字赋能，构建智慧治理生态

　　数字技术是破解“数据孤岛”和“参与不足”的关键杠杆。平台整合与数据打通是基础，浙江省推行“一网统管”打通8部门壁垒，报表压减70%;河南省镇平县“村振平台”接入28万群众，事件办结率99.8%。场景化应用创新需适配农村实际，贵州省“防返贫监测系统”通过水电消耗等12类数据自动预警返贫风险;陕西省西安市狄寨街道“指尖议事厅”使外出务工者参会率从18%升至73%;山东省兰陵县推行电子印章审批，实现村级事务全程留痕可溯。同时，需关注数字包容性，贵州省开发适老化界面，通过“数字反哺”计划培训老年群体，防止技术悬浮问题的产生。

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强化资源协同

　　农村基层治理长效保障机制的核心在于强化资源协同，这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整合与优化，确保多元资源在输入、配置与监管环节形成合力。具体而言，首先是资源输入精准化与制度化。例如，山东省济宁市通过“五制运作”机制，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为基层“瘦身减负”。同时，设立民生保障线(如基础设施投入、特困救助)，确保资源下沉精准匹配实际需求，避免“撒胡椒面式”投入。广东省则通过“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全覆盖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资源分配流程，提升公共资源与村民需求的契合度。其次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保障，资源协同需构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格局。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推行“三官两员一律”队伍(法官、检察官、警官、调解员、律师)进村，整合法律、行政与社会资源，形成矛盾联调、服务联动的协作网络。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打炭小组则以党支部牵头，整合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农户等主体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经济资源与治理效能互促。最后保障监督与评估机制兜底长效性，实现资源协同的可持续性依赖闭环监管。山东省费县建立“财务监管+民主评议”机制，每半年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并将结果纳入考核，结合村务监督委员会与纪检监察衔接，防止资源挪用。广东省借助“数字赋能”，通过集体经济大数据系统实现资产、财务、股权全流程阳光化监管，确保资源使用透明高效。

　　长效治理的本质是资源动态适配能力的制度化。唯有通过精准输入、多元协同与刚性监督的“三位一体”设计，才能破解资源错配、基层空转等顽疾，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短期项目到可持续机制的转型。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

　　农民诉求从基本公共服务向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等多元需求跃升，但治理供给仍停留在矛盾调解、政策传达等传统功能。例如，在环境治理方面，农民对污水垃圾处理(露天直排率超80%)、厕所革命需求迫切，但农村下水系统覆盖率不足，部分村庄无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在绿色生态方面，清洁能源(太阳能设备)、生态保护(秸秆资源化利用)成为新诉求，但推广力度不足。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地区宽带覆盖率超90%，但物流“最后一公里”未打通，制约电商发展;缺乏冷链仓储，农产品损耗率高;在技术赋能方面，农民急需精准农业技术(智能灌溉、病虫害防治)，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易呈现短期化、节点化特征，长效落地机制仍显不足。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激活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关键在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基因。面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能力薄弱、效能滞后的挑战，需以政治铸魂、经济造血、文化植根、社会聚力、生态筑基为突破口，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基层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质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夯实治理物质基础

　　当前，破解农村发展困局的重点在于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动力。一是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如苏北“村村抱团”模式)，打破单村发展壁垒，实现土地、资金、人才的区域化流通。甘肃省金塔县小河口村创新“四型联动”机制(服务型、共赢型、合作型、抱团型)，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滴灌技术，实现节水53%、生产成本降低10%，村集体收入突破107万元。

　　二是特色产业需与资产盘活机制深度绑定。例如，河南省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推动村集体与龙头企业股份合作，2023年全省80%以上村庄实现经营性收益;四川省丹棱县则聚焦低效资产提质，清理超长期合同32份，激活土地效能，年增集体收入55万元;四川省仁美镇通过旧校舍租赁、土地反租倒包，带动村均增收30%。

　　三是城乡协同需强化市场化要素配置。例如，重庆市铜梁区建立“三方利益链”机制：农户以荒山入股获“租金+分红”(亩均收益从300元增至630元)，村集体收取企业60元/亩管理费，企业依托规模化生产降低边际成本。该区144个“空壳村”由此摘帽，累计增收1 736万元。浙江省“乡村CEO”计划引入专业人才运营电商、文旅项目，推动集体经济与现代产业链融合，避免同质化竞争。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自治、法治、德治协同构成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内核。首先，自治夯基需创新参与机制。例如，陕西省西安市狄寨街道以10—15户为单元选聘乡贤任“户长”，2023年纠纷调解成功率92%;河北省推广“积分制”将公共事务量化赋分兑换物资;湖南省油溪桥村借此实现集体收入年增30%。其次，法治保障重在规则落地。例如，河南省镇平县实施“法律明白人”工程，每村培养3名持证调解员;江西省余江区宅改建立“四级调解机制”(网格员—乡镇—司法—法庭)，化解98%权属纠纷。最后，德治滋养依托文化认同。例如，贵州省小坡村限缩婚宴桌数，节约资金转投产业;广东省茂名市“四点半课堂”联动4 680名志愿者服务留守儿童，破解留守家庭看护难题。

重塑公共精神，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关键要素，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义。要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村文化的引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引导农民深入理解国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优势，在共享振兴成果中增强自豪感与获得感，进而主动践行国家大政方针，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确立价值坐标与公共伦理规范，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新型公共精神基因，其在重塑村民责任认知层面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确立道德共识体系，使村民明晰乡村场域中应遵循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激发村民对公共事务的主体性参与，实现个体责任从被动遵从到主动担当的转化。

　　构建多维融贯的价值观传播机制需突破传统路径依赖，通过空间载体创新(建设乡村记忆馆、数字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空间，替代单一展览馆模式，形成“实体+虚拟”文化浸润矩阵)、媒介融合传播(通过村级短视频账号、智慧广播系统、AR村史墙等数字媒介，实现分众化传播触达)、民俗基因再造(在社火庙会等传统活动中植入“诚信剧场”“法治皮影戏”等新元素，实现价值观的活态传承)、手艺叙事转化(开发“二十四节气核心价值观剪纸”“乡村善治竹编画”等文化衍生品，通过非遗工坊实现价值观的物化表达与价值传递)等，让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增强民生服务供给，精准响应多元需求

　　强化服务理念内化，聚焦民生保障类公共服务的能级提升。以公平性保障、基础需求覆盖、城乡融合为基石，加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标准化与供给体系统筹化，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通过养老保障革新，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迭代，探索梯度缴费与多元补充机制;通过教育优质供给，深化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下沉，实施学前教育薄弱环节攻坚，通过集团化办学提升县域教育质量;通过健康乡村建设，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参与”的医疗卫生筹资模式，优化村卫生室智慧诊疗设备配置，推行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人才轮岗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乡;通过文教权益保障，建立高等教育机会补偿机制;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体系，试点文化积分兑换制度激发参与活力。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首先，强化政府主导的核心治理主体定位。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需明确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清单与协同机制，通过生态建设规划统筹、宣传载体创新、财政资金杠杆调节等多元路径，系统引导村民参与生态治理实践。参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模式，建立“市级统筹—县级实施—村级落地”的三级责任传导机制，确保治理目标逐级分解。

　　其次，完善村级生态空间精细化管护体系。推行“一村一策”环境规划方案，重点强化绿地系统养护、基础设施迭代及生态修复工程。突出村民委员会在长效治理中的枢纽作用，通过建立与生态环境部门、林业部门的常态化协作平台，实现治理行动可持续推进。试点设立“村级生态管家”专职岗位，由县乡两级派驻技术团队，定期提供绿化管护、固废分类处置、污水设施运维等技术托管服务，形成“专业指导+村民自治”的共治模式。

　　最后，构建示范村引领的梯次推进机制。遴选基础条件优良的村庄创建生态环境治理综合示范区，通过整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资源，形成“政策—资金—技术”三要素集成供给包。在示范村建设过程中，系统梳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难点、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等共性问题，由乡镇政府牵头制定“问题销号制”攻坚方案，实现治理经验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覆盖”的转化，最终达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生态福祉全民共享的双重目标。

　　2024年度陕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中心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课题编号：NCDJZX2024YB002)。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