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重要支撑，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当前，乡村数字治理建设在基础建设和便民服务方面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但部分地方也出现了治理效能偏离的问题。农户是农村治理的主体，农户的数字素养决定着数字技术应用的实际效果以及农村治理成效是否能够实现最大化发挥。本文从农户层面的数字素养维度出发，剖析造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偏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对策，以期实现从乡村数字治理表层全覆盖到真正有效提升的目标，为推动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及实践依据。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异化的问题

数字治理工具使用效能不足

　　乡村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未能同步实现使用效能的提升。大量数字平台、智能设备处于低效运行状态，部分乡村虽已下载了政务服务App或其他治理软件，但村民使用的积极性不高，很多老年人以及贫困户因缺乏数字操作技能，难以独立完成注册登录、信息查询、事项申请等工作。数字平台往往有烦琐的操作流程以及设计精良的界面，未根据老年人及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并不符合他们的生活场景及使用习惯，导致这些技术工具的使用没有带来效率提升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数字服务供需结构失衡

　　乡村数字治理服务供给与农户实际需求存在明显错位，导致治理效能偏离预期目标。一是政府虽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信息公告等服务，但对农户最关注的问题，如农业科技的应用、产品销售途径、农村医疗保障等缺少关注。二是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部分地区盲目照搬城市信息化管理模式，搭建功能烦琐的信息系统平台，忽视农户对于精准化、便捷性服务的巨大需求;由于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行业群体农户的实际需求，导致相关服务并未真正贴近农户，导致“供给积极主动，需求漠然置之”的治理困境。

数字治理参与程度不足

　　数字技术本应拓宽农户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但实际运用过程中却出现参与壁垒加剧的偏离现象。由于他们的数字技能有限，许多农户无法利用在线讨论室和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来影响社区事务的管理。他们仍局限于传统线下参与方式，部分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缺乏互动性设计，仅强调单向的信息传达功能，并未考虑为农户提供建言献策及表达诉求的便捷渠道;除技术壁垒外，农户难以准确理解平台上呈现的政策动态以及市场变动情况，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这种消极的心态可能会削弱数字治理汇聚民意和民情以体现民意的功能，造成决策脱离实际的情况发生。

数字风险防范能力薄弱

　　乡村数字治理推进过程中，数字安全风险日益凸显，而农户数字风险防范能力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部分农村信息化系统采集的信息不规范，缺乏农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容易造成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泄露。网络诈骗及谣言在农村蔓延，而村民又缺乏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极易上当受骗导致经济损失;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同时，不少农户面临数字债务、网络纠纷等一系列新问题，但是农村地区并未形成相应的救济渠道或维权机制以保障村民权益。因此，农户在面对数字风险时常不知所措。低效的数字安全防卫不仅侵害了农户合法权益，也削弱了其对数字化治理的信任感。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异化问题的成因

农户数字素养基础薄弱

　　农户数字素养不足是导致治理效能偏离的核心内因，主要体现在认知、技能和安全三个维度。在认知层面，部分农户缺乏对数字技术管理作用的认知，仍固守传统管理理念，对数字化工具持排斥态度，认为“当面办事更靠谱”。从技术层面来看，农村人口占比较多的中老年群体基本不具备基本的信息操作能力，无法熟练使用手机、电脑等信息终端工具进行简单的扫码支付、信息查询等活动;在安全层面来看，农户对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电信诈骗防范等知识缺乏了解，缺乏主动保护意识。城乡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我国在推进农村地区数字教育普及工作方面比较滞后，难以让农户从生活中获得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的机会，陷入“不会用、不想用、不敢用”的恶性循环。

数字治理技术供给适配性差

　　数字治理技术供给与乡村实际场景、农户需求不相适配，是效能偏离的重要外部因素。首先，受技术开发“城市中心主义”影响，不少数字化产品以城市标准化为参照系，强调流程统一化、数据量化度，而忽视乡村情境、地区差异性以及农户的行为习惯。其次，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发展不均衡，偏远山村仍然存在网络信号差、网络速度慢的情况，部分智能设备因使用率低或者维护成本高而闲置;此外，各部门开发出的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且不能互通互联，“信息壁垒”现象普遍存在，致使农户需在多个平台之间切换操作，加大了农户使用的难度;最后，技术供给只注重了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建设工作而忽略了后期维护服务等，导致难以根据农户反馈来优化产品功能模块。

数字素养培训体系不完善

　　当前，农户数字素养培训未能有效填补农户数字能力短板，培训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培训内容太过笼统化，主要涉及简单的电脑技术，忽视了农业管理环境以及农户的生活需求，难以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培训讲师授课形式单一化、模式固定化，以大课集中讲解或者理论讲述为主，忽略了广大农户的实践需求，尤其是对老年农户而言更加突出。首先，培训师资资源分配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偏远乡村以及贫困户子女受教育机会较少。其次，临时性的培训不能长期跟进指导，导致农户难以形成固定的数据使用技能;最后，村委干部自身数据素养欠缺，又缺乏常态化指导教育工作，不利于提高其教育成效。

数字治理制度保障不健全

　　制度保障的缺失使得数字治理缺乏规范运行的坚实基础。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将考核指标设定在数字化平台覆盖率以及App下载率等硬性指标上，忽视了结果导向和群众满意度，导致基层政府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同时，数据共享及安全方面的规范不健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壁垒依然存在，未对农户的相关信息采集、存储、使用等环节进行相应的规则约束;数字化管理相关资金也没有足够的保障性投入，政府将资金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后期的维护、更新、推广等方面所需的资金非常匮乏，影响其有效持续运行能力。此外，缺乏多方主体协同机制，过于重视政府的单方面推动，企业和社会及科研院所等其他主体的作用不明显，难以激发数字治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创新性及多样性，难以适应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异化的纠偏路径

分层培育农户数字素养核心能力

　　对于老年群体和初次接触的农户群众，采用“手把手”的基础技能培训模式，以教授智能手机基本操作、常用App应用及网上业务办理方法等内容为主。在乡村中组织志愿者及专业技术骨干，结合水电费缴纳、医保社保查询、农货信息查询等生活场景进行一对一教学。同时，在村民活动室、卫生院等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场所开设“银龄数字课堂”，确保固定授课时间和固定的辅导人员，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差、学习能力弱的特点编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教学手册，将复杂的网络办公流程转化为操作性强的小步骤说明，帮助他们跨越数字化鸿沟。对于中老年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要提升其使用高阶技能的能力，如电商运营、网上营销、数据分析市场、智能装备操作培训等，使其能够利用科技手段来增收，并增设数字化管理相关课程，如传授网上会议室办公、村庄政务信息查询、惠农政策申领等实用技术，引导青年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要加强网络安全知识宣传，通过典型案例向农户普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识别、网上纠纷解决等网络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并配合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开展“网络安全进农村”宣讲活动，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冒充农用产品销售、电信诈骗等问题进行剖析，增强他们的防灾避险意识。

优化数字治理技术供给适配性

　　技术供给的本土化、场景化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需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从硬件设施的角度出发，加大对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村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实现5G和光纤宽带互联网覆盖全部行政村。基于山区、丘陵的地理特点，采用低成本高普及率的技术来提升网络信号质量和覆盖面，在有信号盲区的偏远村寨可采取卫星通信手段进行辅助解决;同时，优化数字化终端设备配置，推广大众化、性价比高的智慧型产品，对现有设备进行适老化改造，增加大字显示、语音对话、一键呼叫等服务，根据农户需求定制具体的功能模块，如一键呼叫直通村干部、家庭医生以及农资商等，以保证及时响应紧急呼救及咨询。而对软件行业而言，应摒弃“大而全”的思想，以“小而美”为原则设计各具特色的应用程序，满足农户在政务办理、农事指导、产销对接以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建立统一平台。例如，针对农产品滞销现象，开发区域性农产品销售小程序，整合当地购货方、电商企业和物流企业的资源，便于农户及时了解供需信息及供需对接;此外，搭建农户需求反馈机制，由村里领导及干部、专业技术员组成，通过实地考察或者座谈会的形式了解农户的意见，以推动数字工具的迭代完善，每月定时召开一次需求调查以及功能完善的回访会议，保障技术供给始终能根据农户的需求变化。

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

　　推动高校、科研院校与乡村结对合作，组织数字技术专业师生开展定向帮扶，打造“学校+农村”的教育方式，根据农村需求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同时，设立校内实训基地，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农村志愿服务，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农户易懂的技术技能，并结合农村治理的问题进行调研以提高其数字化素养教育水平。此外，鼓励科技企业积极参与，倡导网络公司、农科公司发挥自己的专业技术优势开展免费讲座、新技术下乡等活动，将企业先进的技术和实践经验转化为教材，帮助其开发适应农村的定制化课程，如视频制作、网络营销等，助力农户利用新信息技术提升其收入能力，同时能推动此类企业与农户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为农户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以及链接农产品市场的能力。发掘农村本地人才，选拔具有数字素养的大学生、退伍军人、青年创业人员等成为本村数字化辅导员，进行日常培训辅导，并建立其资格认证制度和津贴补贴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和奖惩机制，增加他们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及持续性。同时，探索培训方式创新，采用“讲授式+互动式+研讨式+现场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利用网络视频教学、集中培训、田间地头授课等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需求;建立“传帮带”机制，教小者，使其教老者而比少者焉，则事易成也。

完善数字治理制度保障长效机制

　　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农户个人信息采集的边界以及使用范围，在存储、传输、共享等方面严格遵守制度流程;建立农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对取得农户知情同意作出明确规定，不得超范围采集或者滥用农户个人信息。对违规现象要有具体而明确的处罚机制，并且在乡村也要建立专门的数据安全举报站，为他们提供关于自身隐私泄露的汇报和相关法律援助等服务;并协助警察开展打击数据滥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侵犯农户私权的相关犯罪行为。为此，需构建多层次的投入机制，发挥财政性资金引导作用，用以奖代补或先建后补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商业银行设计创新支农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全民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设立专门支持乡村数字化建设资金，并明确专项资金用途范围，以支撑性、周期长的内容为主导，如数字平台运维、技术迭代升级、农户互联网素养培训等工作，形成政企农社多方参与机制，厘清各方职责分工。在政府主导下，政府部门发挥计划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发挥技术和服务支持功能;社会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教育培训和社会服务;农户发挥主体自我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以实现合作共治、成果共享;搭建跨区域数字治理经验交流平台，鼓励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薄弱乡村，分享其成熟的数字治理政策与案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一线干部大胆探索创新性数字治理举措。而不能因一时效果不明显即问责追责，营造有利于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偏离本质上是技术供给与农户需求、数字能力不匹配的产物，农户数字素养不足是核心制约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从农户需求出发，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优化技术供给适切性，改善教育模式，制定有效长效保障机制，有效消除农村数字化管理效能偏离现象，将数字技术普及至农村区域并惠及农户，推动农村数字化管理良性发展，提升了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