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本文以乡村治理为抓手，探讨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首先，厘清乡村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联，即治理有效是全面振兴的目标之一，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能够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以此明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其次，总结治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且基于乡村可持续性治理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从乡村内部治理着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遵循协同性治理理念实现乡村振兴多元化、加强乡村全过程治理保障乡村全面振兴安全等维度，探索实践路径。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期为乡村建设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乡村治理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2025年作为“十四五”的收官年，为了更加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提高乡村治理效能，高质量地完成“十四五”阶段对农业农村发展布置的目标任务。鉴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联系，本文以此为焦点展开分析，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着手点，探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助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底层逻辑

乡村治理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由此奠定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以及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农民是乡村全面振兴得以深入落实的主体，不仅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活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务必遵循农民的真实想法与意愿，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以及相关合法权益。在乡村治理实践与部署中，必须尊重乡村发展决策中农村群众的参与权，如在讨论乡村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的同时，征求农民群众的看法，鼓励农民积极表达诉求。通过此方法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深入落实，为乡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乡村治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力

　　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乡村治理为其展现自我、积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机会，进一步激发农民对“双创”的积极性。在积极向好的发展氛围中，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持续创新，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传统耕种的局限，开始向智能化方向转型，不仅提高了农业产业效益与农产品附加值，更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助力改善其经济状况。与此同时，高质量乡村治理催生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治理模式，既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又有效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乡村治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由此可知，基层法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既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能助力构建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乡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开展高质量乡村治理，能够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化解农村社会现存的矛盾与冲突，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切实保障村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能够促进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规避资源浪费与破坏等问题，提升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为乡村长远发展和持续振兴发展筑牢坚实保障。这种多层级治理模式，既可以妥善解决当前乡村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也能为今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奠定扎实基础。

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存在的现实困境

　　现阶段部分乡村地区治理依然面临难点和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乡村治理和乡村产业振兴衔接不足。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施中，治理工作和乡村产业振兴的联系不够密切，部分优势特色产业的价值并未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体现。同时，治理技术和手段也相对滞后，制约了产业发展效能的提升。

　　第二，乡村内部治理落实不到位。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相关主体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外部层面，如与外部产业的合作。长此以往，乡村治理内部的宣传引导力度不足，导致村民对乡村治理的认知度偏低，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的稳步推进。

　　第三，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协同性不足。乡村治理依赖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力量，但各主体间沟通机制不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信息传递受阻等问题。既削弱了治理效率，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各方主体协同参与的水平亟待提升。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治理有效的路径

　　基于前文对乡村治理现存困境的分析，为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现针对上述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建议，通过优化乡村治理中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而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治理有效”的核心目标。

以乡村可持续性治理为抓手，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鉴于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抓手，推进产业发展。通过不断挖掘农村产业价值、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快产业振兴与发展进程、发挥乡村地域特色与产业优势，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第一，深入挖掘农业农村产业价值，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逐渐树立“大农业观”。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使治理效果与城乡居民的需求更贴合，满足农业农村产业的市场发展需求，农业农村产业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拓宽领域。因此，基于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产业，可以向乡村康养、乡村文旅等领域延伸，实现农业农村产业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做出相应调整，颁布覆盖乡村治理全领域的相关政策，加快乡村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乡村产业链升级。

　　第二，以现代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如今，我国正处于产业梯度转移的关键阶段，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成本持续攀升，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这为中西部乡村产业发展创造了诸多机遇，有望借此契机承接产业全面转移。立足这一产业转移现实，企业作为核心参与主体不可或缺。对企业的引导需要遵循当地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企业市场行为与当地政府扶持政策精准衔接，从而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助力实现区域产业格局的优化重塑。

　　第三，发挥特色乡村产业优势。政府在市场中承担宏观调控核心职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制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搭建特色产业信息平台等举措，为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有力政策支撑。此外，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过程中，还需要深度挖掘乡村内生发展潜能，持续延伸区域产业链条，全面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从乡村内部治理着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2024年12月组织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此可见，明确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遵循内生性理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导向高度契合。鉴于此，立足乡村内部治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肯定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加强对村级党组织的引导，使其提升自身组织能力与引领能力，为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建设提供多元化渠道，激发其内在动力。农民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体，相关建设内容与方法应充分听取当地村民的建议、切实满足村民需求。在乡村建设实践中，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引导村民全程参与决策谋划。同时，支持村民参与重大项目的建设管理与后期管护，推动乡村公益岗功能提档升级，鼓励当地村民组建自主合作型管护组织，有效破解管护工作中的资源、资金难题。此外，这一模式还能拓宽乡村就业渠道，增强村民收入的稳定性。

　　第二，发挥乡村文化的纽带作用。乡村治理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而文化振兴则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支撑，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策划开展乡村文化活动。例如，湖南省某县依托“村BA”赛事，邀请与当地渊源深厚的艺人参与，既打响了活动知名度，又借此宣传地域文化、旅游资源与特色农产品，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对于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的村民而言，参与本土“村BA”活动，不仅能增强村民的凝聚力，更能提升其参与家乡建设的自信心，从内部构建起高度认同的文化思想共同体。此外，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纽带作用，还需要深化文化和经济的融合联动，积极践行“商文旅农”融合的治理思路，加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培育乡村文旅产业、开发文化体验活动等新型业态，全方位探索乡村文化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遵循协同性治理理念，实现乡村振兴多元化

　　乡村社会本身是一个兼具复杂性与庞大性的有机系统，内、外部各类因素都会对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基于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需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推动各方主体协同参与治理全过程，构建健全的社会协同机制与共同体治理架构，这与乡村治理所提倡的“协同性”理念高度契合。

　　第一，搭建“一体多元”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进程中，需以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实支撑。立足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开展状况，为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层党组织、群众、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实践，打破了以往自上至下的单向治理模式。在发展新阶段，数字技术的赋能不仅有效提升了治理能力，更强化了乡村治理多元主体的凝聚力，由此逐步形成层次丰富、协同联动的县乡村三级治理机制。与此同时，农民群众、乡村社区、乡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等治理主体，不仅在参与过程中深化了对乡村治理的主观认同，更通过深度合作，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构建起彼此信任的良性互动关系。为进一步畅通主体间的监督渠道，还需要搭建以乡村治理为核心的信息化平台，推动各治理主体以点对点的形式实现信息共享与数据反馈，政府部门则依托乡村社会组织与群众反馈的信息，开展乡村治理监督工作。这一举措不仅能保障基层治理的各项权利规范行使，更能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营造出高效有序的良性治理格局。

　　第二，全面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素养。为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开展乡村建设与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当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村民主动参与，使其切实承担起推动乡村创新创业、传承乡村地域文化等职责，并为乡村治理建言献策，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提升多元主体的综合素养。与此同时，需要针对现有专业农业组织开展系统性教育培训，如培育专注于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的专业机构、致力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深耕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民间团体等。通过构建市场化运作与公益性服务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引导各类组织发挥专业优势、凝聚治理合力，以治理效能的提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加强乡村全过程治理，保障乡村全面振兴安全

　　根据我国乡村治理经验，观察治理全过程呈现“应对—适应—复原”的特点。纵观乡村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从中积累乡村治理经验，以此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安全保障。

　　第一，面向乡村全过程构建闭环治理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事前研判，对乡村发展实际面临的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全方位分析，总结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风险，通过分级、分类细化的方式探索有的放矢的解决方法，制订乡村治理风险预案，及时发布乡村治理信息，消除信息孤岛，以便提醒相关组织、人员尽早准备，以应对乡村治理风险。在乡村治理的事中应对阶段，构建切实可行的领导决策、专家咨询与协商沟通机制，以现行决策指导乡村治理。相关领域专家需给出可行的策略，进一步增强最终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合规性。在乡村治理的应急修复阶段，基于乡村建设中现有的基础设施、经济条件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恢复。在此期间，需要实施乡情民意反馈机制，加大监督评价力度，做到全过程公开，采纳有关利益主体的建议，发挥多元主体合力，以最短的时间恢复乡村社会正常秩序。在乡村治理的事后学习阶段，相关人员需要重点做好冗余性储备工作，并完善学习反思机制。基于乡村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对其展开细致分析，及时补充乡村社区准备的应急物资和基础设施，提高乡村社会的风险抵抗力。此外，构建闭环治理机制，还需要不断优化、调适学习机制，总结风险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增强乡村环境的适应性，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第二，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助力乡村治理升级。为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已成为必然要求。需强化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重视，积极引入数智化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相关业态，从乡村网络覆盖、智能化农业生产设备等关键环节发力补齐短板，着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乡村数字化建设需要与当地的惠民服务协同推进，面向农业、乡村医疗、教育与旅游等领域，全面推动智能化转型与升级，为广大村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鉴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且乡村治理面临公共卫生、社会稳定等多重风险挑战，需要加快构建覆盖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智能化监测系统，重点承担动态监督、数据采集、综合分析等核心职能。通过这一系统的高效运转，可实现对各类乡村显性风险的实时预警，指导村民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与高效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已迈入关键阶段，立足各地区开展乡村振兴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明确，乡村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高效能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不仅有利于驱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文化传承创新，更能通过农业产业、乡村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成果，最终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