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农业必稳固。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需抓住乡村振兴契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青年一代更要肩负起时代重任与民族希望。本文以四川省南充市杜家桥村为研究对象，聚焦返乡干部投身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分析返乡干部、新乡贤等人才队伍赋能乡村振兴、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我国其他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借鉴。

问题提出：返乡干部何以振兴乡村

现实背景与意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重要议题，是践行“共同富裕”理念的重大战略，是我党心系人民的深刻体现，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而我国农村地区面积广阔，乡村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因而乡村振兴的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如支部领办模式、联建共富模式、能人带动模式、企地合作模式等。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地形多丘陵山地，大部分农村与城市中心隔绝，城市中心发展难以辐射到农村内部，又因为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经济状态，难以形成集体合力，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模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重大目标的关键问题。

　　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转移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要求我国通过乡村振兴来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承接相关市场需求。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乡村人才振兴，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将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乡村建设的重要位置。而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村内综合素质高、声望较高的村“两委”干部作为“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但当前，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梯度有待提高。乡村人才队伍主要包括驻村干部(含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村委干部，乡贤能人等。尤其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而言，乡村人才队伍，尤其是村委干部，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案例选择

　　本案例的目标农村——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杜家桥村，依托返乡干部曹勇的嵌入为该村发展带来了新生动力。杜家桥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在以曹勇为代表的返乡干部带领下，在政府支持、乡贤参与的多方推动下，杜家桥村逐渐破除了产业单一、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中西部农村固有的顽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争项引资等举措，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翻番、产业完善壮大、村民增收的发展目标，杜家桥村目前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昂首前进。在乡村振兴发展板块，杜家桥村具有中西部农村地区所共同的特征，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和挑战。其在做法上的创新、取得的成果，为其他地区的农村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发展经验。因此，选择该村作为研究样本。

现实困境：返乡干部嵌入乡村发展困境

返乡建设的资源困境

　　近年来，尽管国家密集出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但配套薄弱、融资困难、用工短缺等问题仍是“拦路虎”。政策落地不够精准，基层执行面临阻碍，“最后一公里”迟迟难以打通。此外，返乡建设成本偏高，难以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撑;针对返乡干部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尚不健全，难以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人才“引得进”更要“留得住”，部分新乡贤返乡投资却面临宅基地保障不足的现实困境，人才资金补贴标准偏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当前乡村人才资源保障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

乡村文化的水土不服

　　在乡村社会，血缘与地缘交织成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人情往来、熟人办事的处事方式较为普遍，这让一些习惯了城市规则的返乡干部、新乡贤，在融入基层工作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从长期在外到回乡投身建设，这些久居村外的人才，即便带着返乡干事的热忱，也需要一定时间适应乡村的交往模式，打破固有的圈层隔阂。与此同时，返乡干部等人才在乡村往往处于双重身份的特殊境地，他们既要落实政府部署的工作，又要服务村民的生产生活。在信任基础尚未稳固的阶段，部分村民容易对其身份产生误解，未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在连接政府与群众、推动乡村发展中的桥梁作用。

返乡干部等人才嵌入乡村发展的作用机制

横向嵌入：资本—项目—结构嵌入

　　1.资本嵌入

　　返乡人才带来的资本是丰富多样的，返乡干部和驻村干部能够带来人力资本，各路乡贤能够带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本案例所研究的杜家桥村而言，主要包括经济、人力和社会等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带动了杜家桥村多方面的发展。

　　一是经济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建设。以曹勇为首的返乡人才先后投入大量资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金投入是乡村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杜家桥村道路的修筑、便民桥的搭建以及乡村活动室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为乡村带来发展和福祉的同时，也在慢慢消除返乡人才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危机，最终扩大这一群体在乡村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二是人力资本激发村级内生发展动力。人力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目前，乡村振兴的长期性决定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政策不仅要立足于现在，还需要着眼于未来。当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仍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短板。而返乡建设的人才队伍，本身就是优质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能带动更多人才回流乡村，还能凭借自身的引领作用，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杜家桥村为例，在村内四家合作社和一家公司实现盈利后，当地依托鹌鹑养殖基地的建设，吸引了大批新乡贤返乡助力发展;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壮大，带动了更多村民返乡创业兴业。

　　三是社会资本打通内外渠道。返乡干部等人才队伍在内连接村民，在外连接政府部门或企业等，构成一个流畅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

　　2.项目嵌入

　　资本嵌入之后，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步完善。基本条件得到落实，能更好地吸纳项目入村进行建设。项目下乡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行政任务、发展诉求和监管规则进入乡村的过程。实施分税制以来，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为了合理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以财政支出专项化为主要特点的项目制被广泛采用。村级治理行政化尽管在提升基层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但如果项目与该村发展需求匹配度低，那么外部项目就难以转化为乡村的公共管理事务，表现出“嵌入的自主性”不足的特点。以本次研究的杜家桥村“光伏工程”为例，该项目本是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但由于村民对项目内容缺乏深入了解，受固有认知影响，难免产生误解，进而导致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这也是不少惠民项目落地乡村时会面临的现实难题。

　　3.结构嵌入

　　结构嵌入是在政府引导下创新体制和机制，形成乡贤参与、返乡干部带领的良性秩序，主要体现在乡村经营模式的创新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一项中央推动、地方落实的重大改革，从纲领和政策设计上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从杜家桥村的乡村经营模式来看，其经营模式的创新，拓宽了各乡贤参与乡村产业建设和发展共创的渠道。杜家桥村以产业联盟为主要切入点，构建了“合作社+农户+市场”的发展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开放了公司、合作社和指导专家等形式的参与经营机制，进一步将返乡人才的智慧融入农村产业链延伸的乡村振兴规划。在乡村治理模式上，该村形成了共同协调参与治理的模式，对话、竞争、妥协、合作和集体行动是多元共治中的五个核心机制，其中合作是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之一，不管是企业还是乡村，其职能转变的加快都有助于激发各方参与热情，推动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响应态势。以曹勇为中心的村“两委”建立了跨区域的乡村党建联盟，通过开例会、建立章程等内容，让村民、其他党员干部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力量。村里的大小事务，村民都能主动建言献策。对此，曹勇牵头搭建了线上议事平台，乡亲们可以随时在平台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村委会也能及时响应并跟进解决，为杜家桥村的发展凝聚起了更多智慧和力量。

纵向嵌入：个体—产业—国家嵌入

　　1.个体嵌入

　　个体嵌入模式，指的是返乡干部、驻村干部、各界乡贤等群体，以个人力量投身杜家桥村建设发展。对于我国地形分散的中西部农村而言，传统家族式的情感联结难以形成聚合效应，这就需要一位影响力强、志向长远、能力突出的带头人作为核心，以此辐射带动，吸引更多乡贤、村民主动参与，同时撬动政府政策资源倾斜，这是从微观层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以个人单方面投入为主，缺乏系统规划，面对乡村长期固化的运行模式，推进阻力相对较大，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基础阶段。杜家桥村的返乡干部曹勇便是典型代表。他不仅投入个人创业资金、深耕乡村人脉关系，吸引有志青年返乡创业，更凭借自身的金融和管理专业知识，为村庄发展注入活力，成功撬动了杜家桥村的初步发展。

　　2.产业嵌入

　　越来越多的个体汇聚带来参与载体形式的升级，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就在于产业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经济发展处在关键阶段，从农村自身发展来说，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模式、实现多产业融合发展符合农村经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杜家桥村形成了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经济组织以公司和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外来企业的畜禽养殖项目也在此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曹勇表示，未来将紧扣“产村融合”发展理念，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推动小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3.国家嵌入

　　乡村振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不断注入发展活力去实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新动力，加强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始终把建强战斗堡垒、强化组织保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有力抓手，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抓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得到有力提升，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子，善于在乡村振兴这条路上做加法。杜家桥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有力支撑。在乡村道路修建过程中，杜家桥村便依托了“乡村路村村通”相关政策红利。在发展关键阶段，嘉陵区公路管理局还与村里建立对口帮扶联系，密切关注村民生产生活状况，筑牢发展根基。此外，各相关部门通过以购代扶的方式助力村内农产品产销，既让村民实实在在获得收益，也为农产品打响了知名度。与此同时，上级政府还选派驻村干部驻村指导，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由此可见，宏观层面的政策与资源嵌入，是杜家桥村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后盾。

案例启示：返乡干部的经验借鉴

培育集体精神，强化身份认同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市场经济深入渗透，乡村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影响力逐步弱化，乡村人际与群体关系网络随之松动，村集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也受到影响。

　　首先，要积极培育村民的生态文化理念与集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的向心力。重塑民族风俗、村规民约的新形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公民道德规范为依托，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利用乡村道德新风尚增进村民对乡土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加大社会化宣传和公益科普，引导带动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乡土文化建设，充分利用本土宗亲、文化资源、创新乡贤文化宣传载体和宣传方式，强化他者以及自我的身份认同。

　　其次，搭建平等高效的多方参与治理平台，疏通各方信息沟通的渠道，加强对话和沟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发挥文化引导村民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弱化“政府命令，村民服从”的思维定式，在处理各个主体的关系时，要鼓励和引导村民积极发声、参与乡村治理，让村民在价值层面上对乡村形成高度的价值认同。

完善产权制度，优化产业结构

　　第一，乡村要完善产权制度，盘活农村资源。当前，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缺失，阻碍了返乡人才参与农村规模化生产经营。为了破除这种制度性障碍，中西部农村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和村集体为主要权利主体，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培育完善农村资本市场，盘活本土资源。

　　第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乡村产业在规模化、标准化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短板。唯有补齐这些短板，乡村产业振兴才能行稳致远、避免后劲不足。针对相关地区的产业帮扶需持续发力，推动乡村产业实现全链条升级。同时，要科学布局乡村产业空间结构，不仅能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还能在更大范围推动产业集聚，吸引涉农企业下沉扎根，进而形成区县带镇、镇带村的多轴联动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第三，产业振兴，规划先行。应依据乡村功能定位和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实际，深入调查研究论证，科学系统地编制全域中长期乡村产业振兴空间发展规划，明晰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重点任务、阶段目标和行动方案，完善产业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此外，产业发展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发展之路，才能锻造核心竞争力。依托一方水土深挖乡土资源，彰显地域特色与乡土风情，产业便能从差异化发展中提升吸引力、增强持续力。同时，还可以对接市场多样化需求，推动产业与文化、旅游等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