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陕革命老区依托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战略价值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时移世易，改革开放后的川陕革命老区总体发展滞后于全国，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中国经济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及要素动力转换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川陕革命老区面临城乡空间层级断裂与功能衔接失衡、县域城乡融合的制度壁垒等问题，文章通过梳理川陕革命老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提出强化规划引领与设施提档等四方面政策着力点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兑现历史承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

推动川陕革命老区县域城乡融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内在要求

　　首先，川陕革命老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是连接关中平原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纽带，其城乡融合发展对区域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四川省巴中市、广元市均作出全面构建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的重大部署，两地南下连接成渝、北上贯通陕甘，通过县域城乡融合强化交通、物流、产业枢纽建设，可破解老区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难题，助力打造成渝地区内陆开放新高地，实现区位功能协同[1]。其次，成渝双核的产业链延伸需依托周边县域的配套支撑，如达州市万源市、巴中市恩阳区等地可承接部分成渝地区产业转移，通过发展绿色农产品供给、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嵌入成渝供应链循环，避免在区域分工中被“低端锁定”，达到产业协作深化的目的。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手段

　　革命老区城乡发展差距远超全国均值，呈现出“梯度衰减”特征，主要表现在要素流动阻滞、基础设施断层、公共服务异化三个方面。土地制度、户籍壁垒等二元制度导致人才、资本持续单向输出，农村青壮年外流率居高不下，形成县城吸附和农村空心的恶性循环。偏远乡村交通和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行政村的道路硬化和农村宽带覆盖尚未完全实现，部分乡镇二级路的通车率不高，制约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且医疗、教育等资源高度集聚于县城及中心城区，乡村卫生室达标率较低，迫使农民被动进城，加剧“半城镇化”矛盾。

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通过重构“城—镇—村”功能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以产业融合激活乡村经济，构建特色农产品研发、种植、加工、集散、营销、体验产业链条，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2]。同时，紧抓要素改革释放土地价值，把牢县域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操单元这一特征，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闲置民宅开发乡村民宿，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推动农民财产性增收。此外，强化治理协同提升内生动力，搭建县域统筹治理平台，将数字化服务嵌入县乡村三级平台，破解“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循环系统

　　县域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打破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推动人才、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高效配置。在人才领域，县域通过“返乡创业补贴+技能培训基地”的组合政策，引导城市技术人才和返乡青年扎根乡村。例如，巴中市南江县建立县、镇、村三级职成教育体系，吸引并带动外地技能人才和本地居民创业增收，带动茶叶、核桃等产业技术升级，使农产品优质率显著提升。在资金流动方面，通过“县域金融改革试点”，引导银行将县城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乡村信贷，有效改善乡村融资难的现状。土地要素的盘活则更具突破性，通过“点状供地”政策，允许乡村闲置宅基地转化为文旅、康养项目用地，既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又为乡村注入了发展资本。

打造三产融合的价值增值链条

　　县域城乡融合为乡村产业升级提供了城需乡供的对接平台，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产业链延伸方面，县域可强化县城加工能力，将乡村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农业+文旅”融合则更凸显县域统筹优势，通过整合乡村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县城文旅设施，形成全域旅游格局[3]。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以县城为游客集散中心，串联乡村朱鹮生态园、油菜花海和红色遗址，打造“一日游”精品线路，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638.39万人次，累计实现旅游收入40.25亿元。农村电商的兴起更是城乡产业协同的直接体现，县域通过建设电商产业园和乡村服务站，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通道，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开展“直播+旅游”“直播+销售”促销活动，2024年线上销售仪陇特色农产品200余万元，帮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网络

　　县域城乡融合推动公共服务从“城乡分治”向“统筹共享”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障。在教育均衡方面，县域推行“县城学校+乡镇学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通过师资轮岗、课程同步等措施缩小差距，巴中市恩阳区实施该模式后，乡镇学校优质生源回流率显著提高。医疗资源的下沉则通过“县域医共体”实现，县城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提高县域内就诊率并降低农村居民就医成本。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进程也在加速，通过“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简化”等政策，消除制度性歧视。这种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增强了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形成“服务均等—人口回流—乡村振兴”的正向循环。

　　县域城乡融合通过要素重组、产业升级、治理协同的三重机制，将城市的发展动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既破解了乡村资源闲置的难题，又释放了城市需求的潜力，为川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川陕革命老区县域城乡融合的结构性矛盾

空间层级断裂与功能衔接失衡

　　地理空间物理隔离。川陕革命老区多处于秦巴山脉腹地，县域内山地、丘陵占比超80%，呈现“强县城、弱乡镇、空乡村”格局，城乡空间联动低效。以巴中市、达州市、广元市等典型区域为例，县城与中心集镇平均距离达35公里，集镇与行政村的通行半径普遍超过5公里，部分偏远村落甚至需翻越若干山体才能抵达乡镇驻地，这种地理阻隔直接导致城乡要素流动成本激增，农产品从田间到县城的物流损耗率相较平原地区明显升高，农村居民就医、求学的平均单程耗时超过1.5小时，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偏低。

　　基础设施的梯度断裂。县域城乡基础设施出现显著断层，导致部分区域从资源、人口到交通、产业均受阻严重。在交通网络中，县城与外部的高速公路、铁路连接已基本实现，但乡镇到县城的二级公路覆盖率和行政村通双车道比例严重不足，部分山区仍依赖“晴通雨阻”的泥土路;在水利设施方面，县城供水保障率和农村集中供水覆盖率差距较大，部分农田灌溉仍靠天吃饭。数字基建差距更为突出，县城5G网络普及率与行政村5G信号覆盖率出现明显断档，农村电商物流节点在乡镇出现明显中断，形成“最后一公里”的数字鸿沟。

　　产业空间的割裂分布。县城工业集中区与乡村农业区缺乏有效衔接，形成“城工乡农”的刚性分割。老区县域工业以农产品初加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为主，革命老区中的大部分县城工业园未与乡村建立产业链联系，乡村产业则局限于传统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低，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即使在文旅产业领域，红色旅游景区多集中于县城周边，而乡村民俗资源、生态景观因交通不便难以纳入县域旅游线路，形成“景区孤岛”现象。

县域城乡融合的制度壁垒及其运行逻辑

　　土地制度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构成要素流动的核心障碍。在所有权层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存在“同地不同权”现象，老区县域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尚未健全，巴中、汉中等地试点显示，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占比较低，且退出后土地入市增值收益主要归于县域财政和村集体，农民获得感有限;在经营权层面，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县乡两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覆盖率不高，流转合同规范性不足，导致农业规模化经营难以推进，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公共服务的制度性歧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仍延续“重城轻乡”的惯性。县域内80%的优质中小学集中在县城，乡镇中心校骨干教师年均流失率较高。在医疗资源方面，每千农村人口床位数和乡镇卫生院高级职称医师数量较县城明显不足，而城乡医保报销比例差距维持在15—20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领域，城乡社保转移接续手续烦琐，导致农民工参保积极性偏低，老区县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整体偏低[5]。

　　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县域城乡融合面临“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的体制困境。农业农村局、住建局、发改委、经信局等部门在城乡规划、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职能重叠。例如，在乡村道路建设中，交通局负责主干道，农业农村局分管产业路，住建局管理集镇道路，导致部分路段出现“重复建设”与“管理真空”并存的现象。同时，乡镇一级缺乏统筹城乡资源的自主权，项目审批、资金调配等权限高度集中于县级部门，如一县建设乡村电商服务站需经过7个部门审批，耗时平均达45个工作日，行政效率低下严重制约融合进程。

强化县域统筹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

强化规划引领与设施提档，激活城乡链接新通道​

　　建立全域统筹规划机制，打造立体高效基础网络，推动公共服务县域内下沉延伸。编制实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规划纲要》，统筹划定生态、农业、城镇空间，明确各类主体功能区定位与发展指引，做到“一张蓝图、多规合一”。优先补齐县域内城乡联通短板，升级骨干公路、实现“乡镇通二级、较大行政村通双车道”。建设智慧县城、数字乡村等县域一体化信息平台，推进农村电商、智慧物流县域全覆盖。优化县城学校、医院布局，支持建设县域次区域医疗、教育中心，健全县乡村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推广“县管校聘”“医共体(医联体)”等制度，促进师资、医生优质资源下沉乡村。

聚焦产业建链与融合创新，构建城乡共兴新支柱​

　　塑造县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深化“三链融合”，培育新业态新动能。立足绿色生态、红色文化等资源禀赋，在县城或重点镇集中布局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研发设计核心区。引导优势产业上下游配套、关联产业集聚，打造特色县域产业名片，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壮大县域农产品加工园区，实现“田间到餐桌”县域闭环。创新“红色研学+生态康养+特色农事”等多元乡村旅游模式。建设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与乡村服务站点融合体系，畅通商品流通渠道[6]。鼓励发展直播电商、数字文创、共享农庄、智慧农业、养生养老等数字经济和乡村结合的融合业态，在县域层面完善土地、融资、就业培训等创业扶持政策，吸引新农人、乡创客。

深化体制改革与赋能乡村，释放融合发展新活力​

　　推进县域土地制度集成改革，创新要素保障与投融资机制，提升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稳妥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优先用于乡村产业融合项目，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索合作建房、入市、有偿退出复垦等多种盘活利用方式，建立县域统一、服务高效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设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专项基金，强化财政涉农资金县域整合使用，创新大型农机具、仓单保单质押贷款等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城市资本规范下乡，对入乡科技人才在县域层面提供落户、住房、子女教育便利。强化县域对乡村治理的指导支持，大力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完善“积分制”“清单制”等微治理方式，保护传承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等优秀文化，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与凝聚力。

强化区域协作与政策协同，构建革命老区振兴共同体​

　　建立川陕毗邻县域合作机制，争取国家特殊支持政策，构建多元参与长效机制。跨省协同编制大巴山区等区域融合发展规划，共建区域交通环线、“重走红军路”文旅联合线路、生态补偿机制、公用品牌，推动跨省政务服务“全域通办”。呼吁国家层面加大对川陕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力度，单列或大幅增加县域补短板强弱项、产业整合等县域城乡融合专项资金，探索建立建设用地指标、林地定额等资源要素向老区倾斜的长效机制。鼓励科研院所、高校智库深入县乡开展理论实践研究，推动国企、龙头企业通过项目合作、结对帮扶深度参与老区县域振兴，畅通乡贤、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1]王中加,马丽娜.文化资本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J].东南传播,2023(08):104-106.

　　[2]彭小兵,谢蕊西.资本嵌入与文化共生的乡村振兴动力机制——以江西省S村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4,23(02):151-159.

　　[3]苏红键.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J].甘肃社会科学,2023(04):200-208.

　　[4]龙花楼,徐雨利,郑瑜晗等.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J].经济地理,2023,43(07):12-19.

　　[5]位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09):54-61.

　　[6]钟文,杨俊,严杉.中国重点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绎[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5,46(03):75-89.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项目“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川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路径探索”(SLQ2024SD-12)。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栗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