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深刻范式转变，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成为重塑国家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争创先进、整顿后进机制”“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推行村级议事协商目录制度。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机制，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作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其相对封闭静态的传统组织体系和工作方法，与城乡融合所要求的开放性、流动性及复杂性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不适应。现有研究呈现两大脉络分野：一方面，聚焦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强调政治引领、组织覆盖等传统功能，却对城乡融合这一关键变量的深刻影响考量不足;另一方面，关注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多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分析问题，相对忽视政党作为关键能动者的核心角色。这两类研究均未能建立有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弥补这一理论缺口，本文构建“结构—过程—效能”三维框架：结构维度关注党建如何通过弹性网格、功能型党组织等创新实现社会“再组织化”;过程维度分析党建在要素对接、政策转化中的“中介”作用;效能维度则从经济、治理、文化等方面评估党建创新的实际成效。这一框架旨在系统阐释城乡融合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机制。

结构性调适：城乡融合下基层党建的组织网络重构

　　城乡融合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传统党组织模式面临覆盖不足的挑战。基层党建必须从刚性覆盖转向弹性嵌入，通过组织设置功能化、网格治理精密化等创新，重构适应城乡融合的组织网络。

从“地域堡垒”到“功能枢纽”的组织弹性化设置

　　在组织设置的弹性化转型方面，基层党建需要突破传统地域界限，实现从封闭式管理向开放式枢纽的功能转变。随着乡村产业形态从单一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旅游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这些跨区域、跨行业的经济活动使单纯按行政村域设置党组织的模式出现明显不适。针对这一困境，各地探索出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的创新路径，通过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小组设在项目群中，实现党组织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例如，在特色农业产区建立产业党支部，在乡村旅游示范区设立民宿联盟党小组，这种灵活机动的组织设置方式使党建工作真正嵌入发展一线，实现组织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同时，区域化党建联盟的构建进一步拓展了组织弹性，通过村村联建、村企共建、村社融合等模式，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广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种从地域共同体向功能共同体的转变，不仅增强了党组织对新兴领域的覆盖面，更提升了其统筹区域发展的领导力，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坚强核心。

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网格体系精密化

　　在网格体系精密化升级方面，基层党建需应对人口结构复杂化挑战，推动治理模式向精细化服务转变。城乡融合使乡村人口构成突破传统范畴，新乡贤、返乡青年、外来人员等多元主体涌入，导致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传统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治理模式亟待革新，亟须建立更精密的网格体系。深化“党建+网格”模式的关键在于将党的组织优势与网格化管理技术有机结合，构建覆盖全面、反应灵敏的治理网络。具体要通过数字孪生网格技术，运用GIS定位和大数据分析，实现人、地、事、物的精准映射和动态管理。这种精密化体系使党组织能及时感知社会态势，精准识别多元诉求，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党员责任区与网格单元的深度融合，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得以延伸至每个角落。组织设置的弹性化与网格体系的精密化共同构成了基层党建组织网络重构的完整图景。前者确保党组织有效覆盖新领域、新群体，后者保障党组织精准回应多元治理需求。这种结构性调适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主动适应，展现了通过自我革新提升领导能力的政治自觉。基层党组织由此实现从传统管理主体向现代治理核心的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实践证明，只有持续优化组织设置和完善治理网络，基层党组织才能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过程性创新：基层党建在资源链接与政策转化中的能动作用

　　城乡融合背景下，基层党建的功能已超越传统范畴，在资源链接与政策转化中发挥关键能动作用。基层党组织一方面作为资源路由器促进城乡要素对接，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校准器推动宏观政策本地化。这两大过程性创新共同构成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

资源链接的路由器功能从被动承接到主动配置

　　在资源链接的路由器功能方面，基层党组织需要实现从被动接收到主动配置的角色转变。随着城乡融合进程的加速，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但这种流动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对接不精准等问题。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突破传统工作模式，主动扮演红色经纪人的角色，搭建要素流动的桥梁。在信息链接层面，许多地区的基层党组织积极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建立乡村资源清单和城市需求信息库，实现供需双方的智能匹配。例如，某地党支部创新建立乡村资产托管中心，将闲置农房、集体建设用地等沉睡资源进行统一登记、评估和包装，通过数字化平台向城市资本进行精准推介，成功引进文创旅游、康养度假等新兴产业项目，既盘活了农村闲置资产，又避免了掠夺式开发。在人才链接方面，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乡村振兴专家库、推行荣誉村民制度等方式，以党建为纽带吸引城市各类人才服务乡村发展。这种人才链接不仅注重引进高端专家，也关注返乡创业青年、退休干部、乡村创客等多元主体，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支撑体系。在资本链接方面，党组织通过村企共建、党建联盟等形式，引导城市资本规范有序地投入乡村，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党组织通过参与项目论证、监督实施过程，确保资本投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方向，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种主动式的资源链接模式，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有效破解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梗阻问题。

政策转化的校准器功能确保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契合

　　在政策转化的校准器功能方面，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地方实践的关键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但宏观政策具有普遍指导性，而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文化特色千差万别，这就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具备强大的政策转化能力。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需要党组织深入调研本地实际，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式规划等方式，将国家的政策精神转化为符合村情民意的施工图。例如，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某村党组织没有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成功模式，而是组织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产业带头人进行多轮讨论，结合本村生态优势与城市消费升级趋势，最终确定发展绿色农业与生态旅游融合的特色产业路径。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政策创新能力，既保证了国家政策的基本方向，又体现了地方特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建立政策效果的反馈机制。例如，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某地党组织发现单纯按照统一标准推进存在村民接受度不高的问题，于是通过召开院落会、组建村民议事会等形式，听取各方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优化调整，最终形成了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得到群众支持的工作方案。这种政策校准功能不仅提升了政策执行的精准度，也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使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生根。政策转化能力是现代基层治理中对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基层党组织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

效能性产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多元目标实现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成效需要从经济、治理、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具体而言，要看是否实现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富、治理有序与发展活力的平衡、文化认同与城乡共识的统一。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检验党建创新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尺。

经济效能：促进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富

　　在经济效能方面，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显著促进了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与农民群众的共同富裕。通过党组织引领构建的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改变了传统产业发展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在具体实践中，各地探索形成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党支部+龙头企业+基地”等模式，通过保底分红、按股分红等多种分配方式，确保农民能够稳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特别是在城乡融合进程中，面对外来资本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进入，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既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党建引领下的产业发展模式，不仅有效遏制了“富了老板、穷了老乡”现象的发生，而且通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乡村公共服务和福利改善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例如，一些地区通过党组织牵头整合闲置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农民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这种以党建为引领、以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了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有机统一，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治理效能：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在治理效能方面，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有力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了社会秩序与发展活力的高水平平衡。城乡融合带来的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构成严峻挑战。基层党建通过组织网络的重构和治理过程的创新，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弹性化的组织设置使党组织能够覆盖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精准回应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数字化治理平台的运用，大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党建引领下的协商民主机制，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治理创新使得乡村社会在保持活力的同时，维护了良好的秩序。例如，通过深化“党建+网格”管理模式，将“新村民”等多元主体纳入治理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精准化服务和管理。通过党员责任区制度，发挥党员在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民意收集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民主议事会、恳谈会等形式，搭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平台。这些创新实践共同构建了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了治理有效与充满活力的统一。

文化效能：重塑乡土认同与城乡共识

　　在文化效能方面，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成功重塑了乡村文化认同，促进了传统与现代、城乡文化的融合发展。面对城乡融合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基层党组织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有效守护了乡村的文化根脉，培育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乡风。一方面，党组织深入挖掘和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建设村史馆、传承非遗项目、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等方式，守护乡愁记忆，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党组织积极引导培育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开展乡风评议、树立先进典型等方式，抵制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党组织在城乡文化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组织城乡文化交流活动、推广乡村文化品牌等方式，增进城乡居民的相互理解和价值认同。这种文化层面的整合效能，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的效能分析可以看出，基层党建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实践产生了显著的综合效益。经济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治理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秩序保障，文化效能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支撑。这三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过程—效能”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城乡融合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城乡要素流动加速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治理挑战，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网络重构实现了从刚性覆盖向弹性嵌入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从地域堡垒向功能枢纽的组织弹性化设置，以及从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的网格体系精密化升级。在过程创新层面，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资源链接和政策转化作用，有效促进了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和宏观政策在地化实践。这些创新实践在经济、治理、文化三个维度产生了显著效能：既推动了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富，又实现了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同时还重塑了乡土认同与城乡共识。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行政化与内生性、技术赋能与传统优势、精英主导与群众主体之间的内在张力。未来，需要推动基层党建向更具包容性的“融合性引领”模式转型，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在尊重乡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领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活力的有机统一。本文为理解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了参考。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