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1.1%，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面临着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双重挑战。然而，现有研究对低龄老年群体特征化分析不足，缺乏对其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系统性探讨。文章以四川省成都市60—69岁低龄老年人为样本，构建个人、社区、政策三层次分析模型，探究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健康动态管理、精准开发多元化岗位、提升社区服务、完善权益立法保障等对策，以期为推进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在深度“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背景下，四川省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典型超大城市之一，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正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发展，其中，60—69岁低龄群体占46.5%。2021年，《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主要阐明“十四五”时期推进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为成都市解决社区治理人力短缺问题提供了政策路径。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正逐步转向“多方协同、合作共治”的新格局。因此，激活低龄老年人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不仅与老年人既是银发经济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是消费群体也是人力资源这一定位相契合，更是通过挖掘低龄人口潜能，有效弥合代际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1]。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受个人健康、社区支持、参与机制、受教育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然而，现有研究对低龄老年群体的特征化探讨尚显不足，往往忽视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加之，我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红利尚未充分挖掘，其劳动参与意愿和能力较低且内部差异显著[3]。基于此，本研究深入剖析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实践情况，旨在提出有效对策建议，促进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社区与低龄老年人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与方法

问卷结构设计

　　问卷主体由基本信息、社区参与情况、影响因素与参与意愿三部分构成。具体而言，基本信息涵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社区参与情况包括是否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参与活动类型及信息获取渠道，直接反映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影响因素与参与意愿部分采用Likert五级量表，从个人、社区和政策三个层面，全面挖掘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及低龄老年人参与意愿。

变量选取与测量

　　因变量为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意愿，取值为其社区治理意愿的Likert五级量表题项的平均值。自变量为影响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意愿的因素，要素变量划分为三个维度：首先，个人层面，涵盖公民所持态度、公民参与认知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子维度;其次，社区层面，包含社区组织能力和社区参与机制两个子维度;最后，政策层面，主要涉及宏观政策因素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此外，选取性别、文化程度、退休情况、身体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以更精准地分析自变量对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1：个人层面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2：社区层面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3：政策层面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成都市60—69岁低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成都市选取6个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区(龙泉驿区、双流区、成华区、金牛区、温江区、青羊区)。在每个样本区内，进一步选取1—3个典型街道及社区作为调查点，重点考察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有效问卷24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3.1%，显示出较高的调查参与度和数据质量。

研究结果

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选取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测量有效性，对测量工具进行信效度分析。问卷整体的Cronbach’α系数为0.867，大于0.85。个人层面的影响的Cronbach’α系数为0.781，社区层面的影响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5，政策层面的影响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4，均大于0.75。这表明量表的稳定性以及一致性较为理想，信度良好，数据真实可靠(见表1)。

表1 信度分析结果

　　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量表的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865，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量表的累计解释变异为61.251%，大于推荐的累计变异标准，说明量表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能够有效测量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见表2)。

表2 量表的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从性别方面看，男性占比为42.1%，女性占比为57.9%，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从文化程度分布来看，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和初中阶段，占比为63.7%;从政治面貌来看，受访对象大多为普通群众，占比为84.7%;从受访者自述的身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身健康状况处于良好及以上水平，占比达94.3%;从居住状况来看，受访的低龄老年人主要与配偶和子女同住，占比为88%。

　　2.调查对象参与社区治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对象社区治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各维度数值显示，社区治理意愿均值为3.525，标准差为0.994，表明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人差异较大。个人层面均值为3.756，标准差为0.537，表明低龄老年人在个人层面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且个人差异相对较小。社区层面均值为3.192，标准差为0.741，表明低龄老年人在社区层面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个人差异较大。政策层面均值为3.441，标准差为0.796，表明低龄老年人在政策层面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个体差异较大(见表3)。

表3 调查对象社区治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各维度数值

　　3.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政策层面均与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中，个人层面的影响最为显著，为0.437。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SPSS25.0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个人层面、社区层面和政策层面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个人层面，在表4线性回归1模型1中，仅控制个人层面变量。个人层面标准系数β=0.437,p<0.001，说明个人层面的因素在促进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假设1成立。线性回归1模型2中，当包含个人特征变量时，个人层面标准系数变为β=0.423,p<0.001，印证个人层面因素对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减弱，表明控制变量的引入改变了个人层面对治理意愿的作用强度。

　　社区层面，在表4线性回归2模型1中，首先构建仅包含社区层面变量的基础模型。回归结果显示，β=0.236，p<0.000，表明社区层面因素对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2成立。线性回归2模型2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后，社区层面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保持相对稳定，说明社区环境对低龄老年群体参与治理的影响具有独立解释力，且不受个人差异的干扰。

　　在政策层面，在表4线性回归3模型1中，先构建仅包含政策层面变量的基础模型。回归结果显示，β=0.213，p<0.001，政策层面因素对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3成立。线性回归3模型2中进一步引入个体特征变量后，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仍然稳健，且其解释力略有增强，进一步验证了政策环境因素的独立解释力，并提示社区治理政策在促进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时可能具有超越个体差异的普遍作用。

表4 回归分析

讨论与建议

讨论

　　数据分析显示，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意愿均值为3.525，表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可能源于低龄老年人兼具“未完全脱离社会参与惯性”与“时间自主支配优势”的双重特征。一方面，60—69岁群体尚处于从职业角色向退休角色的过渡阶段，部分人仍保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另一方面，相较于高龄老人，其身体机能与社会融入能力更强，具备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条件。

　　个人层面因素对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其中，健康状况与家庭负担构成核心作用要素。综合数据分析与深度访谈结果显示，身体机能较好的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的倾向性更强，而承担孙辈照料等家庭责任则会分散其参与精力。此外，参与认知水平越高的老年人，越能感知社区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强化参与意愿。

　　社区层面因素显示，岗位供给不足是制约参与意愿的关键瓶颈。当前社区治理岗位存在数量有限、分配机制不透明等问题，部分受访者反馈岗位资源被非制度因素占据，导致参与信心受挫。这一现象表明社区支持体系的完善程度会直接影响参与行为。

　　政策层面因素表明，权益保障机制缺失与政策宣传不足显著抑制参与意愿。政策执行偏差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低龄老年人对相关政策的知晓率较低，且地方政策执行中存在“制度空转”现象，导致合法权益难以落实。

建议

　　数据显示，个人层面因素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此，需从健康支持、家庭负担缓解和参与认知培育三方面发力。建立动态健康管理机制，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低龄老年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定期开展慢性病筛查与运动干预课程，同步提供健康咨询服务;考虑设立“互助托管”服务，即老年人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来累积服务时长，这些时长可以兑换为托管服务，例如，帮助照顾孙辈，从而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同时，通过社区讲座、案例分享会等形式，强化低龄老年人对“银发贡献”价值的认同感，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意愿。

　　社区层面因素同样具有显著影响，且在控制个人因素变量后，社区层面变量影响依旧稳健。对此，需重点解决岗位供给与机制透明问题。一方面，依据老年人教育背景、职业经验等特征开发多元化岗位，并通过岗前技能培训提升岗位适配性;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公告栏、小程序实时更新岗位信息。此外，需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营造积极参与氛围。例如，建立社区福利食堂，为老年人提供低价、营养的餐食服务;增设休闲娱乐设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政策层面因素同样有显著影响且引入个人特征变量后政策因素影响依旧稳健。对此，需重点关注低龄老年人权益保障需求未满足、政策知晓率低等问题。首先，通过立法明确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核心权益，保障其在社区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其次，设立社区政策宣讲员并且进行相关培训，为居民解读参与活动的流程以及权益细则。同时，在老年活动中心设立答疑岗位，每周安排固定时间，由民政干部驻点解答居民疑问。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在样本量方面，受项目资金、时间及人力资源等因素制约，导致样本量不够大;未来研究将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调查范围以增加样本量。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以考虑纳入地理因素，如城乡差异、居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收入状况等关键变量，以期更全面地揭示低龄老年人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低龄老年人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基于成都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受到三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破解之道在于构建个人、社区与政策的协同促进机制，从而激活低龄老年人力资源：通过健康档案管理与互助托管服务减轻参与负担，以岗位精准设计与能力培训提升适配性，借助权益机制与政策宣传强化制度保障，最终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探索不仅响应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为破解基层治理人力短缺、弥合代际矛盾提供了实践范式。未来，需进一步关注低龄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持续完善参与机制设计，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双向赋能。

　　参考文献：

　　[1]卢玮静,赵小平,张丛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政策的困境、原因与对策——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08):107-112.

　　[2]王朋岗,刘曦.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实情境与战略方向[J].岳麓公共治理,2023,2(03):85-103.

　　[3]宋臻.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2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资助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SC24ZL011);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东盟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心资助“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省中医药产业在东盟各国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4DMYB04);四川旅游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四川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研究”(SC2025Z039)。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