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这一转型不仅标志着治理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深层次地引领着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基于此，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豫西地区典型乡村坡头乡，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域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实施路径。结果表明，当前治理实践面临数字技术资金投入不足、技术的应用、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大的困境。未来，应聚焦于完善政策架构、推进技术创新、增强数字技术宣传效应及健全监督机制，以此推动数字技术与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相继确立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将治理数字化列为战略要务。作为环境治理的基层执行主体，乡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效率直接影响乡域生态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命题。当前研究虽在宏观政策解读与技术应用层面有所突破，然而其存在双重局限性：一方面，聚焦于政府治理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却鲜有对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技术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乡村场域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坡头乡为典型案例，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域生态治理的作用机理，揭示数字技术如何提升治理主体决策精准性、响应及时性以及执行协同性，同时指出技术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适配难题与能力建设方面的不足。研究为破解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体系融合困境提供学理依据，助力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推动形成数字乡村生态治理新模式。

坡头乡数字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

　　坡头乡地处豫西黄河岸畔，北临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全乡辖16个行政村，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境内黄河湿地与茂密山林构成生态屏障，森林面积21万余亩(约140平方千米)，生物多样性显著。近年来，当地依托矿产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但矿区开发曾引发噪声污染、山体破坏等问题。为此，坡头乡实施科学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修山治水、覆土复绿、建设抑尘设施等，推动矿区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修复后的土地计划用于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含绿量”与“含金量”双提升，走出一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

　　在对坡头乡生态环境治理的调研中，坡头乡政府通过构建系统性环保政策体系，制定了涵盖空气质量分级管控、污水排放限值标准、土壤修复技术规范等约束条款，为全乡的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治理初期，面对工业排放导致的PM2.5浓度超标、农业面源污染引发的水体富营养化、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等复合型环境挑战，坡头乡开创性地引入了“数字传感+互联网”技术。通过部署覆盖全乡域的微型空气监测站、水质传感浮标和土壤电导率传感器，坡头乡构建了多维实时监测网络，结合云计算平台提高了污染源头追溯精度。坡头乡还凭借环保小程序的开发，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了政府专业治理与公众监督协同并进的新格局。经过系统治理，全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大幅提升，主要河流水质稳定达标，土壤重金属含量下降，数字化治理创新为乡域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坡头乡还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中全面提升了治理效能，主要通过构建“监测—治理—修复—共治”的全链条管理体系，打造了全方位环境保护机制。在污染物监测领域，坡头乡凭借先进的污染物智能监测网络，在重点矿区精心部署了粉尘、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同时，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可精确定位露天堆场、秸秆焚烧等污染源，路域视频监控则全天候监测，违规倾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在矿区生态修复方面，采用三维建模技术为废弃矿区规划土地复垦方案，建立土壤墒情智能监测体系，为植被恢复工程提供科学指导;电子围栏系统全天候防护生态林区，非法采伐行为大幅减少。在引导全民参与方面，坡头乡创新推出生态积分平台，将垃圾清理、秸秆回收等环保行为量化为可兑换物资的积分;试点“AI+摄像头”智能考评系统，自动生成农户环境评分，形成了政府主导、科技支撑、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坡头乡数字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数字化资金投入与持续运营受困

　　在坡头乡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尽管上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规范提供了制度性支持，但财政资源约束与长效运营机制的缺失构成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障碍。受限于地方财政能力的结构性不足，水土保持工程、污染源系统化治理等关键性项目难以按规划实施，不仅导致治理进程阶段性延误，更引发环境问题的累积性恶化。在设施运维层面，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已建成的先进环保处理设施面临技术升级滞后、日常维护缺位等问题，致使部分设施运行效能呈边际递减趋势，甚至出现“建而不用”的资源闲置现象，最终形成“投资—失效—再投资”的恶性循环，反映了基层环境治理中财政可持续性与制度设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数字技术应用宣传力度欠缺

　　当前，坡头乡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数字技术传播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在传播渠道层面，存在明显的平台单一化倾向，过度依赖体制内媒介而未能有效吸纳社会化传播平台，制约了信息的有效触达率。从内容生产角度看，传播文本存在官僚化倾向，过于注重政策文本的直译，而忽视了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导致传播内容与受众认知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解码障碍。在受众定位上，当前传播实践尚未采取科学的分众化策略，未能基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需求特征构建差异化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仍固守传统的单向灌输范式，未能建立制度化的双向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性的缺失不仅降低了传播效能，更在根本上制约了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深度。

数字技术应用力度不够

　　坡头乡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显著技术制约，其核心矛盾体现在技术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的适配性不足。在硬件设施层面，监测设备普遍存在老化现象，传感器灵敏度衰减导致数据采集精度下降，部分区域仍依赖人工取样;网络基础设施呈现城乡“数字鸿沟”，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不足，数据传输稳定性差，削弱实时预警能力。在软件系统层面，现有平台功能模块化程度低，操作界面复杂烦琐，缺乏定制化场景配置能力，基层人员需耗费大量时间掌握基础操作，难以支撑复杂治理需求。在数字化应用层面，智能化技术渗透不足，自动化监测算法准确性有限，数据整合依赖人工干预，分析模型构建缺乏足量的训练样本，导致治理决策仍高度依赖主观经验，难以释放数字技术的效能潜力。这种技术制约不仅提高治理成本，更造成环境风险应对滞后，制约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数字技术应用监管不足

　　在坡头乡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监管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成为突出制约因素。在制度设计层面，既缺乏适配数字化转型的顶层制度框架，又缺失智能监测与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专项法规供给。在监管运行维度，纵向层级冗余与横向权责模糊叠加形成监管真空，加剧了数据共享壁垒。在执行能力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以及数字素养不足，严重制约了环境数据采集与解析的效率和能力。在协同治理方面，政府职能部门间的碎片化运作以及跨系统联动机制的缺失，显著削弱了治理的协同效应。在多元共治层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规范缺失、社会组织技术赋能渠道梗阻以及公众监督反馈平台建设滞后，共同阻碍了多元主体有效嵌入环境治理网络。制度供给失衡、执行能力弱化与协同机制失灵的复合性矛盾，形成了制约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体制瓶颈，凸显数字治理转型亟须破解“制度—能力—协同”系统性障碍。

数字技术赋能乡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策略

加快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的建设

　　推进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在制度供给层面，需健全涵盖战略规划、标准规范与保障机制的三维顶层制度架构，明确数字化治理在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定位与实施框架。在技术支撑层面，应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重点强化全域感知网络部署、异构数据融合平台建设及智能分析系统开发，同步构建全链条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在能力建设领域，需实施分层分类的数字化能力提升工程，通过建立政府人员数字技能认证制度、培育公众数字生态素养，形成人机协同的治理能力矩阵。在创新驱动层面，应强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互促机制，破除数据共享壁垒与业务协同梗阻，构建闭环创新生态。借助系统性治理要素配置模式的革新，促进数字技术与治理流程深度融合，从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精确性和智能化水平。

健全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机制

　　推进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机制建设，需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新型传播体系。数字技术应当成为打破传统单向治理模式的利器，推动建立群众深度融入的数字化协同治理模式。首要任务在于整合媒介资源，构建融合政府官网、新媒体与移动客户端的立体化传播网络，通过平台互联实现治理信息的精准投放与全域覆盖。内容生产环节应建立智能化的传播工具体系，运用语义分析算法解析受众认知特征，结合情境感知技术动态优化叙事策略，实现宣传素材的精准化定制与分众化传播。核心环节应重点打造参与式传播机制，搭建集政策互动、议题研讨与实践记录于一体的数字平台，支持环境舆情分析、线上听证会商、生态行为积分等多元参与形式，形成“传播—反馈—优化”的闭环回路，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企业、群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同时，搭建政府、企业、环保组织与村民的联席平台，制定跨平台内容共享标准与协作流程，强化主体协同。构建“技术支撑—制度规范—多元共治”的结构化宣传体系，不仅能增强公众对生态价值的认知，还能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治理的热情，为数字化环境治理注入长效社会动力，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域生态环境治理目标。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中数字化技术的创新

　　在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技术创新过程中，治理主体需构建系统化推进机制。在制度供给方面，应首先完善战略规划体系，并着手制订科技创新的专项实施方案，明确数字技术在污染溯源、生态评估等场景的应用框架与实施路径，建立科技创新与政策调控的协同响应机制。在技术创新领域，可以系统性推进基础设施升级，重点打造两大核心支撑体系：一是环境大数据中枢平台，该平台将整合多源数据，大幅提高分析决策效率;二是智能算法研训基地，致力于研发生态治理专用算法，同步培养专业算法团队。在人才培育方面，应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交叉学科研究，搭建政企校协同实训平台，开发环境科学与数字技术融合课程，并创新职称评价体系，重点培养既懂生态机理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持续的智力保障。在协同创新层面，需构建跨领域技术攻关联合体，整合科研院所技术优势与企业市场转化能力，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制度创新引领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支撑能力提升、人才储备驱动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推进策略，能够系统性地增强数字技术在环境监测预警、污染溯源分析及生态修复模拟等领域的支撑作用与效能，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构筑坚实技术底座。

完善数字化生态环境监督体制

　　在推进生态环境数字化监管进程中，乡级政府需构建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体系。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建立集成监测感知、智能分析、风险预警与处置反馈功能的数字监管中枢，通过优化并重构监管业务流程，构建形成覆盖全周期的无缝监管闭环。机制创新需重点完善三大支撑：一是构建跨域数据协同机制，破除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生态环境要素的异构数据融通;二是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工程，制定标准化操作规范并建立技能培训体系，强化监管人员的算法解析与决策支持能力;三是健全社会参与制度框架，开发集成公众举报、满意度测评与环保征信功能的交互平台，通过积分奖励机制激发多元主体监督效能。在技术实施层面，需部署智能边缘计算节点，建立异常数据实时捕捉与多源信息交叉验证机制，确保监管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构建“技术赋能—制度规范—主体协同”三位一体的监管格局，可以形成政府精准监管、企业自律管理、社会有效监督的协同治理生态，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系统性保障。

　　数字技术凭借全域感知网络和协同治理平台的构建，打破了乡域资源配置的限制与信息流通障碍，引领生态环境治理向更加精准、动态及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迈进，既守护了乡村的绿水青山这一天然宝藏，又将生态数据转化为推动发展的资本，为潜在特色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本文揭示了数字技术重构乡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河南省坡头乡的实践表明，构建“政策调适—技术嵌入—主体协同”的系统框架具有示范价值，其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培育数字素养、搭建共治平台等举措形成治理合力。本文对技术与其他变量的交互机制探讨不足，且个案代表性需通过跨区域比较研究验证。未来，研究应深化智能算法与区块链技术的治理融合，探索监测预警系统的动态优化路径及分布式信任机制构建路径，同时关注技术迭代中的权责配置与伦理风险。

　　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政企联动机制研究”(L19BGL013)。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焦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