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背景，以茶马古道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新时代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方向。本文系统梳理了茶马古道的概念、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重大意义与现实优势，并对乡村振兴背景下茶马古道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推动茶马古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构建“保护性开发”的刚性框架、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完善“长效化发展”的支撑体系。

茶马古道的概念及其背景

　　茶马古道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指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运输载体，进行以“茶马互市”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古代交通网络。“茶马互市”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西部及西南边疆游牧族群之间以茶叶交换马匹的特殊贸易形式。其发展历程贯穿唐、宋、明、清诸朝，不仅包括经济往来，也是实现政治治理、边疆控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唐朝时期，茶叶饮用逐渐普及，西北游牧族群对茶叶的需求初步显现。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被学界视作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文献记载之一。此时贸易尚未制度化，多伴随朝贡进行，属于民间与官方的零星交换。发展到宋朝，制度建立与贸易开始成体系化。至北宋熙宁年间，“以我蜀产，易彼上乘”的茶马贸易真正开展起来。宋朝在甘肃、四川等地设立官方买马场，并在四川实行严密的茶叶专卖政策，颁布相关茶法，以保障易马之需。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南移，茶马贸易重心亦向南迁，更多集中于四川西部、北部，靠近产茶区，缩短了运输路程，提升了贸易效率。“茶马互市”的贸易体系健全于明代，严明的政策和高效的管理让贸易得以有序开展。明朝继承并强化了宋代的茶马互市制度，推行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关键地带设立茶马司，专司贸易;颁布禁令，严禁私茶出境;并施行“金牌信符”制度，作为官方贸易的凭证。这些措施旨在巩固边疆、保障军马供应，体现了“以茶驭边”的政治意图。到了清朝，贸易功能转型，民间贸易开始兴盛。清廷在西部广设养马场，军马需求对国家贸易的依赖降低，官营“茶马互市”渐趋松弛。此后，茶马古道更多地服务于蓬勃发展的民间商贸，成为各族群之间进行物资与文化交往的大动脉。

　　茶马古道作为中国古代中原与西部各族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纽带，推动了沿线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时至今日，茶马古道已超越其原始的商业交通功能，转化为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持续为区域发展提供历史底蕴与认同资源。

乡村振兴背景下茶马古道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与现实优势

重大意义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将乡村振兴工作摆在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2018年国家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乡村振兴进行了顶层设计。其中明确提到：“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突出将茶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且要不断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创新转型。这一文件从总体上为乡村振兴指明了一条产业兴旺之路，也为茶马古道走茶旅融合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下，茶文化旅游产业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实现了多方力量的凝聚与协同。各地通过增加财政与人力投入，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茶旅产业集中配置资源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激发了地方在资源投入与组织动员方面的积极性，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从而为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构筑了全方位的政策与法治保障。

　　发展茶文化旅游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多重意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茶旅融合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其健康发展有助于带动乡村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将乡土茶文化与旅游业态相结合，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有助于传承与发展农业文明，契合文化繁荣与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内在要求。

现实优势

　　第一，旅游资源丰富，组合条件优越。茶马古道沿线地势差异大，气候复杂多变，是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线路。茶马古道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了北半球几乎所有的生物种群，是世界上罕见的物种资源库，蕴含着发展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

　　第二，人文资源丰富，茶文化历史悠久。茶马古道是古代主要的贸易通道之一。这条古道沿途聚居着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茶文化。茶马古道的产生是由于茶叶和马匹的交易而形成的“茶马互市”，但是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茶马交易的通道，还是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渠道。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独具一格的茶文化，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资源为茶马古道的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市场与需求优势，契合主流消费趋势。深度文化体验、户外徒步、研学旅行、乡村旅居等正成为旅游消费升级的主流方向。茶马古道恰好能全方位满足这些需求，拥有广阔的潜在客源市场，其产品形态具备高附加值和高游客黏性潜力，商业开发前景明朗。

乡村振兴背景下茶马古道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现状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茶马古道作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其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其发展现状与核心模式可概括为以下三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首先，保护优先与法治化，奠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当前实践的首要特征是确立了保护优先的原则，并通过法治化与系统性修缮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框架。这不仅仅是技术性修复，更是一种制度性保障。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地方立法明确保护对象、责任主体与利用边界，为后续所有开发活动确定规范。这些举措从制度和技术层面，为文旅融合奠定了坚实的遗产本体安全与合法性基础。

　　其次，模式创新与业态融合，探索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各地基于资源禀赋，探索多元的“古道+”融合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一是“文旅综合体”模式，如湖南安化，通过资本投入升级基础设施，致力于打造集“微度假、慢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区，巧妙融入数字科技、艺术剧场等现代元素，提升体验的丰富性与时尚感;二是“轻开发、活态传承”模式，以云南沙溪为代表，采用最小干预的“轻开发”策略，重点修复古集市风貌，引入社区书店、非遗工坊等高品质文化业态，实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强调社区生活与旅游体验的共生;三是“主题化一体开发”模式，四川荥经、雅安等地推行“古驿道+旅游/文化/体育”融合，并围绕茶马司等核心遗址，打造集文化展示、深度体验与消费转化于一体的主题基地。

　　最后，社区参与与效益共享，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使成果惠及当地社区，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引导个体参与，拓宽增收渠道。支持村民利用自有资源，通过经营民宿、餐饮、担任向导、进行非遗技艺展演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收入;其二，壮大集体经济，强化发展韧性。在项目设计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村集体以资产、资源入股分红，形成旅游新业态，夯实乡村产业的组织基础;其三，促进文化认同，凝聚内生动力。文旅平台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技艺展示与传播的窗口，使其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与社会价值。

问题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利用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与实践性困境。这些困境根植于保护与开发的内在张力不足、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及系统性支撑的薄弱，构成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

　　1.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内在张力。

　　缺乏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内在张力是最核心的困境，表现为多重目标的难以调和。一方面，存在真实性侵蚀与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旅游开发必然面临的设施建设、游客涌入与商业活动，容易破坏古道、驿站、古村镇的物质形态与历史氛围。为迎合市场而进行的“舞台化”重建与表演，可能导致文化遗产的“迪士尼化”，丧失其历史真实性与文化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存在完整性破坏、碎片化与选择性开发的问题。茶马古道作为线性遗产，其价值在于整体的文化线路脉络。然而，当前开发常聚焦于交通便利、资源突出的“点”，而忽略了连接这些点的“线”及更广阔文化生态的“面”。这种碎片化开发割裂了遗产的整体叙事，难以体现其作为古代贸易网络与文明交流通道的完整价值。

　　2.融合实践中面临的突出挑战

　　一是模式同质化与创新瓶颈。许多地区陷入“古道+民宿+小吃+纪念品”的简单复制模式，对本地独特的文化基因挖掘不足，导致产品雷同，竞争陷入低价循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品牌吸引力。二是社区参与“表象化”与利益分配失衡。虽然社区参与被视为核心，但实践中常流于形式。村民往往仅停留在提供廉价劳动力、出租房产的层面，在规划决策、经营管理、收益分红等核心环节缺乏话语权。外来资本主导的开发可能导致利益大量外流，引发社会矛盾，背离乡村振兴的发展初衷。三是专业人才短缺。既懂文化遗产保护又懂旅游策划、既熟悉本土文化又掌握现代运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导致规划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解读相对浅薄、管理模式较为粗放。

　　3.支撑体系与认知的局限

　　支撑体系与认知的局限源于系统与机制，一是跨区域协作机制缺失。茶马古道穿越多省区，其保护与开发涉及复杂的跨行政区划协调。目前普遍缺乏省级乃至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品牌共建、利益协调机制，易导致重复建设和内部竞争。二是基础设施与资金长效投入不足。偏远地区的古道段落可进入性差，必要的环保、安防、展示设施不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均需大量资金，但政府投入有限，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风险高而持谨慎态度，导致保护与开发均不充分。三是“重经济、轻文化”的认知偏差。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仍将旅游视为简单的经济增收工具，未能充分认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本身就是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核心目标，导致发展路径短视。

乡村振兴背景下茶马古道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

　　针对茶马古道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的核心困境，其路径建议需以系统性治理思维，制订一个平衡保护与发展、协调多元利益、强化长效支撑的综合性方案。核心是从“单体开发”转向“系统运营”，从“旅游驱动”回归“文化引领”。

破解根本矛盾：构建“保护性开发”的刚性框架

　　破解保护与开发的二元对立，关键在于建立法律与规划先行的刚性约束。一方面，积极推行“文化线路”整体保护管理。推动跨省区联合编制《茶马古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国家文化公园，以顶级品牌倒逼系统性、高标准保护。对古道实施分区管控(如核心保护区禁止商业开发，缓冲区限制建设，实验区允许适度活化)，确保开发不越界。另一方面，适时实施“数字化永久存档与监测”。利用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GIS技术，对古道全线进行高精度数字建档，建立遗产监测预警平台。这不仅是为后代保存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数据，也为虚拟旅游(元宇宙古道)、线上博物馆等低干扰数字化业态提供关键数据支撑，有效缓解实体空间的过度利用压力。

突围发展困境：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针对同质化、社区边缘化等问题，需推动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包容式升级。一方面，积极倡导“主题化、差异化”产品创新。一是要深挖文化内核。超越泛化的“马帮文化”，细分打造“千年茶叶发酵史之旅”(普洱)、“藏茶贸易与宗教艺术之旅”“盐马古道生态与民族史诗之旅”等学术级深度主题线路;二是要发展“慢行系统”与“沉浸式业态”。系统修复关键段落的徒步、骑行古道，配套生态驿站;鼓励依托古村落发展“文化驻地计划”(艺术家、学者长驻创作)、“非遗研学公社”(深度手工艺学习)等高黏性、高附加值业态。另一方面，积极构建“社区主导、资本赋能”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推广“社区资产合作社”模式，引导村民以古道沿线房屋、土地、林木等资源入股，成立合作社，与专业运营公司以“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工资收入”方式合作，使村民成为产权主体和决策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疏通系统障碍：完善“长效化发展”的支撑体系

　　解决跨区域协作、人才、资金等难题，需要制度与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创立“跨行政区协同治理平台”，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牵头、相关省区共同成立“茶马古道文旅融合发展联盟”，下设规划协调、品牌营销、投诉仲裁等专业委员会，建立门票分成、碳汇交易等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努力构建与实施“人才种子计划”与“金融工具创新”。在人才培育方面，积极与高校合作开设“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微专业，定向培养本土人才。设立“古道创客基金”，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在茶马文化挖掘方面，推动“研究—转化—评估”一体化。设立国家级茶马古道研究专项，支持跨学科团队进行基础研究，并强制要求重大项目规划前须有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建立涵盖文化活力、生态质量、社区满意度、经济稳定性的融合绩效评价体系，替代单一的游客量和收入指标。

　　茶马古道的未来不在于修建更多客栈，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应用与社区赋权，将这条古道重构为一个活态的、共生的文明生态系统。其成功路径，必将为中国乃至全球线性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活化利用，提供一个“保护优先、社区为本、文化为魂”的中国范式。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