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地理文化复杂性使云南省的环境治理面临基础设施薄弱、管护机制缺失等独特挑战。本文以云南省安宁市金方街道为案例，系统剖析整治现状与问题，提出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管理手段相融合的创新路径，旨在为民族地区构建长效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相关理论基础与乡村振兴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新要求

相关理论基础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根本遵循。该思想包含四个核心维度：其一，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求尊重自然规律，推动生产生活与自然协调共生;其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绿色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其三，主张“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倡导系统治理理念，要求统筹农村各生态要素整体保护;其四，指出“环境就是民生”，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等，切实提升农民获得感。这一思想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理论指引，推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实现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与全面提升。

　　2.人居环境科学理念

　　人居环境科学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核心，聚焦“人类聚居”研究，构建“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动态平衡的分析框架，引导城乡规划从单一经济效益或美观导向转向生态平衡、资源节约与社会公平并重，通过科学布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提升城乡宜居性与竞争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涵盖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旨在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理念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指导。

乡村振兴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新要求

　　1.生态宜居方面

　　要求实现环境质量升级与生态循环发展。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农村卫生厕所基本普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并推动分类处理试点示范，长效管护机制全面建立。国家倡导绿色低碳理念，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如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有机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乡风文明方面

　　强调环境意识培育与文化传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实施以来，各地通过宣传教育、文明村镇创建等活动提升农民环保素养，激发其建设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同时，注重保护传统建筑风貌和地域特色，《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编制村容村貌提升导则，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乡村戏台、非遗传习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

　　3.治理有效方面

　　构建多元协同与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鼓励企业技术参与、社会组织动员村民共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指出，“强化考核激励，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纳入相关督查检查计划”，推动地方政府构建管护责任衔接机制。

　　4.生活富裕方面

　　推动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延续人和自然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同时，聚焦民生保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在持续加强乡村基础建设方面，提出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安全管理”“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切实提升农民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

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探索

省级统筹

　　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省级统筹为核心，构建“省级统筹—州市督导—县区落实”责任体系，出台《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等重点任务及技术标准，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资金保障上，形成“省级财政主导+州市配套+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重点领域整治成效

　　重点领域整治成效显著。垃圾治理构建“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四级联动体系，覆盖率达95%;污水治理以洱海流域为标杆，投入超百亿元实施截污治污工程，形成“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模式，如在高原山区推广小型人工湿地等分散式技术;“厕所革命”完成户厕改造超200万户，结合民族特色设计文化公厕;村容村貌提升注重文化遗产保护，成功打造了100余个独具特色的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代表的成功案例，生动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出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政策创新与协同治理机制

　　在政策创新方面，构建“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治理模式，即党员责任区划分网格职责，以积分制将环境整治行为量化为可兑换积分，普洱某村寨参与率从50%提升至90%;红黑榜机制通过动态评比强化监督。区域特色化整治形成三大模式，滇中城市群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安宁市等示范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滇西边境地区探索“人居环境+文旅融合”，瑞丽傣族村寨通过环境整治吸引民宿集群，游客量增长3倍;滇南热区构建“畜禽粪污+生态田园”循环体系，普洱市有机肥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超5000元。

区域特色化整治模式

　　地理与文化因素影响显著，高原山区采用分散式垃圾收运、小型污水处理技术，昭通某村寨处理成本降三分之二;多民族地区融合传统智慧，如红河哈尼梯田保留“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生态系统，德宏傣族村寨借鉴“寨老议事”制度成立环境整治理事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将传统“习惯法”转化为整治规范，村民参与率达95%。云南通过制度创新、技术适配与文化赋能，形成可复制的“云南经验”，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示范。

安宁市金方街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与问题

整治现状：制度创新与初步成效

　　安宁市金方街道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通过制度创新与行动落实，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在制度层面，构建了覆盖全域的“红黑榜”评价机制，激发村庄“比学赶超”;思邑村推行“党员包片责任制”，强化基层监督;浸长村实施“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规范环境整治资金与项目决策透明度。在常态化行动方面，普河村“月扫”活动定期清运垃圾淤泥，问卷调查显示91.3%村民对“村庄清洁日”印象深刻，机制化集体行动已成日常清洁重要抓手。在基础设施方面，垃圾处理实现全域定点投放，如思邑村试点垃圾分类推进源头减量;污水处理短板加快补齐，如思邑村新建污水净化池提升处理能力，罗白村结合户厕改造与地下管网工程，终结污水横流问题;“厕所革命”成果突出，如思邑村无害化卫生户厕100%普及，罗白村新建改造超百座标准厕。

　　如今，安宁市金方街道村庄的村容村貌着实得到了显著改善，整体显得更为整洁有序。持续的环境整治遏制脏乱差现象，如思邑村清理了80余处堆积杂物、1200余处小广告;浸长村道路硬化率达95%，提升了通行条件。部分村庄推进生态美化，如思邑村利用零散空间打造了70余处微公园、微花园，实现“村村增绿”;通仙村清理河道垃圾超200处并覆土修复，改善了水域环境。

　　总体来看，安宁市金方街道通过制度创新引领、行动机制保障及基础设施投入，在垃圾收运、污水处理、厕所卫生、村容美化等层面均呈现积极改善，为村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体验，也为深化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存问题：执行短板与结构性矛盾

　　安宁市金方街道人居环境整治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深层次矛盾仍制约治理效果的巩固与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制度设计与运行脱节

　　“红黑榜”全覆盖但激励约束作用弱化。约两成受访者认为其推动效果“一般”，核心在于评价结果未有效挂钩奖惩措施，导致“榜单空转”。日常清洁保障力量不足，如普河村保洁员短缺，治理模式过度依赖“大扫除”等突击行动(91.3%村民印象深刻)，反衬常态化、精细化管理缺位。47.83%村民反映日常垃圾清运不及时，凸显“运动式治理”难以解决持久维护需求。

　　2.资源配置与维护困境

　　资金短缺是最大掣肘。80%基层工作人员将其视为政策执行的首要难题，直接影响设施升级(如浸长村污水处理项目停滞)及日常维护(如千户庄破损垃圾桶、通仙村堵塞管网未疏通)。资源投入不足与长效管护机制薄弱，导致已建设施难以持续发挥效能。

　　3.村民参与深度不足

　　清洁活动参与率高达86%，但日常自觉践行的深度不足。问卷显示，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仅62%;认知短板导致村民相关行为反复(如罗白村需清理50处卫生死角)。“环境积分制”等激励措施与村民需求适配度不足，兑换率偏低，未能充分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4.结构性治理盲区

　　生态建设需求与行动存在差距，52.2%村民希望增加公共绿化，但普河村等闲置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地理条件限制造成特殊难题，如通仙村污水处理成本高，村民居住分散影响保洁覆盖率与及时性。

问题根源：多重制约的深层剖析

　　在制度层面，考核的指挥棒效应出现了微妙的偏移。现有考核导向偏重“显绩”(如大规模清扫、垃圾清运量)，忽视“潜绩”(如设施维护、日常疏通)，鼓励突击治理，抑制长效管理生态形成。

　　经济支撑的脆弱性构成另一重关键制约。村庄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输血”，自身“造血”能力薄弱，村集体经济反哺环境投入的良性循环尚未建立(仅官庄村等少数案例)，多数村庄缺乏自主投入能力。资金来源单一，使得设施升级与维护难以推进。

　　社会文化土壤的培育同样面临挑战。传统生态智慧(如白族聚居村落习俗)尚未系统融入现代治理;在治理力量层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治理主体老龄化，留守老年群体在保洁、垃圾分类等任务中面临体力与认知双重困难，直接影响治理内生动力。

　　技术方案与现实需求的错位也不容回避。一方面，半山区等特殊区域缺乏经济适用、管理简便的分散式污水处理技术;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知晓度、接受度、使用率低，技术赋能潜力未充分释放。

　　综上，安宁市金方街道的困境源于制度短期化、财政脆弱、社会基础弱化及技术适配缺失等多重矛盾交织。破解这一困局，需要系统性地构建一个能够实现精准识别、动态适应与长效发展的韧性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云南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对策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云南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需构建集成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体系，实现从“环境治理”到“价值创造”的跨越。具体路径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制度重构：建立长效考核与协同机制

　　针对传统治理“重短期达标、轻长效维护”的问题，云南省应创新考核与协同机制。构建“四维考核”框架，将设施维护频次、垃圾分类准确率、污水治理率等长效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权重提升至40%以上，并推行“四不两直”督查模式。建立省级“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库”，优先支持民族文化保护与环境治理融合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估动态监测过程性指标。强化政策协同，允许村集体将10%森林碳汇权、5%农田生态服务权抵押融资，并建立云贵川赤水河流域横向补偿机制。

经济赋能：激活“银发经济+绿色产业”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空心化问题，云南省探索“环境治理+经济发展”融合模式。开发适老化环保产业，在千户庄村建设老年环保志愿者基地，组织老年人参与低强度环境监督，按工作量给予积分奖励;发展“非遗+环保”手工艺，将产品收益的20%定向投入环境维护。培育“新农人”经济主体，对创办生态农场、民宿的青年给予最高10万元的创业补贴、低息贷款及税收减免，推广永胜农商银行“金果贷”模式。祥云县禾甸镇新兴苴村通过“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模式，组建村级共建理事会，25户农户自愿投工投劳修建化粪池，节省财政资金5万元。创新融资渠道，发行“乡村振兴生态债”，对分布式污水处理、光伏电站等项目提供50%的利息补贴。

社会培育：构建“传统智慧+数字技术”共治网络

　　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在浸长村等白族聚居村落建设“生态文化基因库”;推广“环保乡贤”制度，对传授青年环保技艺的老年匠人给予每月800元补贴。组建“青年+老年”环境治理小组，青年负责技术操作，老年负责现场监督;开展“环保代际课堂”，促进传统智慧与现代知识交融。优化数字治理平台，针对老年群体开发App方言版，增加视频教学和语音留言功能，将平台使用率纳入村干部考核指标;引入“环境问题一键上”功能，系统自动派单至村级维修队，响应时间≤24小时。例如，祥云县禾甸镇新兴苴村利用废旧家具打造微景观，村民自发参与绑扎竹栅栏，节省人工费用超3万元。

技术适配：因地制宜的“分散式+智能监测”方案

　　针对云南地形复杂特点，研发山地型环保技术，开发模块化、低能耗的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推广“光伏+中药材”种植模式。构建智能监测体系，整合林草、水利、环保数据，形成全省生态资源数据仓;开发“两山”转化大数据看板，实时显示碳汇交易额、生态旅游收入等指标。推广适老化环保设备，研发“语音提示+大字体”智能分类垃圾桶，推广低能耗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

系统保障：政策、资金、文化的协同治理

　　加强政策支持，明确村集体将10%的土地收益反哺环境治理的法律义务，设立“环境治理老龄化适应基金”。设立省级“老龄化乡村环境治理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民族村落设施维护;推广“土地入股+环境分红”模式，千户庄村试点资金自给率提升至40%。在千户庄村建设“生态文化展馆”，通过VR技术展示碳汇交易、垃圾资源化过程;实施“小手拉大手”计划，学校开设“生态小卫士”课程，学生参与垃圾分类可兑换积分奖励。

　　通过制度、经济、社会、技术的深度融合，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了从“环境治理”到“价值创造”的跨越，为全国提供了“云南方案”。

　　本研究以云南省乡村地区为案例，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路径。通过构建“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四位一体整治框架，提出“银发经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与“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治理机制，形成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方案。研究聚焦量化考核、跨代共治、山地环保技术等创新点，为民族地区生态宜居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区域实践参考。该成果立足地方实际，兼顾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为同类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但具体应用需结合当地生态、文化、经济特征适配调整。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