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本文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采用多元混合研究方法，对整治工作在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五个维度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具有全面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维度和区域呈现差异化特征，建立长效机制、因地制宜推进整治、强化村民主体性是提升整治效能的关键路径，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学术界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研究多聚焦于政策执行和工程技术层面，对其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及作用机制研究相对不足。本文立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五个维度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多元混合研究方法，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调研数据，揭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影响，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基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基础涵盖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居环境科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等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要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明了长远的发展方向;人居环境科学基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究了人类聚居环境的形成规则与优化途径，给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方法的支撑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在更宏观的层面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从单一的外观美化转变为内在生态系统的恢复，这些理论共同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框架，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实践中兼顾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居民福祉等多项目标，为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筑牢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主要源于发展经济学、城乡协调发展理论和文化传承创新理论等。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举措，强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多元化对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性;城乡协调发展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提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发展路径，为城乡互补共生提供了理论指导;文化传承创新理论关注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认为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应建立在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且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这些理论共同构建了乡村振兴的理论支撑，促使乡村振兴需聚焦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方面，形成了促进农业全面转型、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全面发展的系统性理论体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内容与模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主要围绕“生态宜居、环境友好”的核心目标推进，涵盖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村容村貌提升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关键领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呈现政府主导、村民自治和多方协同配合等。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通过行政力量及公共资源投入来驱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村民自治型模式注重发挥村民主体的作用，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多方协同型模式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村民等多元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形态。各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整治路径，逐步构建起既具地方特色又有普遍适用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为乡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积累了实践经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对产业振兴的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对产业振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环境质量的改善显著优化了农产品生产的生态条件，有利于推动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品质及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基础设施的完善突破了乡村产业发展的瓶颈，便捷的交通框架、稳定的水电保障以及现代化的信息通信设施，为农产品流通和乡村新业态培育提供了支撑;乡村形象的提升极大增强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宜居宜游的乡村环境吸引游客来休闲观光，带动了农家乐、民宿经济、乡村文创等新兴业态的发展，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美整洁的农村人居环境能够吸引外部资本和人才到乡村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形成了“环境整治—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环境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生态振兴的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为乡村生态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垃圾分类处理与污水治理系统的构建，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推动了受损水体与土壤的修复，促进了乡村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恢复。环保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降低了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推动农村地区迈向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景观的改善助力乡村生物多样性的重构，通过种植本土植物、修复生态沟渠以及保护天然景观等举措，增强了生态系统的韧性与稳定性。同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升了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激发了乡村社区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营造共建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

对文化振兴的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村庄环境的整体规划维系了乡村传统布局与建筑风格，让民居、祠堂、古树等乡村文化符号得到有效保护，进而延续了乡村的文化记忆及地域特色。公共空间的优化重构了乡村文化活动场所，广场、文化礼堂、乡村图书馆等设施的建成，为村民搭建了文化交流和精神滋养的平台，活跃了乡村文化氛围。在环境整治过程中采用传统工艺和乡土技艺，如将传统砖雕、木雕、石刻等元素融入村庄环境，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激发了村民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增强了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为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对组织振兴的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对乡村组织振兴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实施环境整治工作需要多方参与和协调，这一过程优化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了村党组织引领下的议事协商机制，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及执行力。

对人才振兴的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乡村人才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一，优质宜居的环境直接提升了乡村吸引力，改善后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使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乡，也吸引了城市专业人才下乡创业，这些人才带来了先进理念、技术和资本，为乡村注入新活力。其二，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也培育了本土人才队伍，村民通过参与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和维护管理，提升了技能水平和组织能力，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乡土人才在实践中成长起来。其三，整洁美丽的乡村环境与现代化的设施相结合，为返乡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形成了“环境改善—人才回流—产业发展—环境再提升”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运用多元混合研究方法搭建实证分析框架，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各维度间的因果关系，并辅以案例分析法对典型村庄进行深入剖析。在抽样设计方面，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以保障样本在区域、类型及人口特征上的多样性：充分考量季节性因素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的影响，分别于农忙季节(5—9月)和农闲季节(11月—次年2月)开展调研;研究样本覆盖东中西部三个地理区域的多个省份、县(区)和村庄，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进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和推广价值。在数据收集方面，共收集有效问卷1 285份，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三种方式，分别针对村民、村干部和一线工作者展开，以获取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和乡村振兴成效感知的量化与质性数据。此外，辅以对30户典型农户的深度访谈，通过三角验证法对问卷数据、访谈记录和政府档案材料进行交叉验证，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这一研究设计既能揭示宏观层面的影响机制，又能捕捉微观层面的实践经验，为研究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结果显示，农闲季节村民环境满意度平均较农忙季节高0.47分(5分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均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其影响程度与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生态振兴的直接贡献最为显著，其次是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而对产业振兴和组织振兴的影响相对较弱。具体来说，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改善村庄整体形象和提升村民环保意识，直接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间接推动了村民文化自信的重建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发现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虽然短期贡献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会逐步增强。例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上，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和生态农产品的村庄，往往能够更迅速地实现环境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这一现象说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规划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之一。深度访谈资料进一步证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吸引外部资源要素以及重塑乡村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转化为实质性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仍需更多配套措施和时间积累。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可知，那些充分尊重村民意愿、鼓励村民广泛参与决策和实施过程的村庄，不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更为持久，而且在组织振兴方面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展，这一结果凸显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不同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差异化影响分析

　　区域比较研究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影响特征。东部发达地区依托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产业振兴的带动效应最为显著，许多村庄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成功发展了乡村旅游业，带动了农村居民就业创业和收入提高。中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则在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在组织振兴层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动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为乡村长效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西部地区尽管面临资金和技术条件限制，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生态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水源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使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治理能力是造成这种差异化影响的主要因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路径呈现出“点—线—面”的递进特征，在不同区域这一递进过程的速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一发现为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实证支撑。

　　实证分析显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五大振兴维度均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生态振兴和人才振兴的直接贡献尤为显著，而对产业振兴的影响则存在时滞效应;区域比较研究揭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差异化特征，为因地制宜制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提供了依据。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构建，强化村民主体性研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