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政策扶持、资源优化整合以及机制创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农村人力资源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基础。本文拟深入分析其重要性、发展策略以及保障措施，旨在提供系统、可行的建议，为提升农村地区人力资源质量与效能提供有益参考。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生产要素核心的人力资源，其开发效能与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激活乡村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动力，也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农村地区面临的人口结构困境呈现复合特征：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优质劳动力单向流失、技能供需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相互交织。这种特殊情境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资源转化为持续发展动能，已然成为关乎乡村经济活力与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命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

农村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的战略价值可从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协同两个维度解构。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揭示，当传统要素(土地、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时，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突破索洛悖论的关键。产业融合理论进一步佐证，人力资本禀赋直接影响着要素的跨界配置效率。

农村人力资源对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至关重要

　　作为政策传导的终端节点，基层干部群体的专业素养直接决定着制度设计的落地效果。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区的治理主体存在结构性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法律知识体系不完整、现代管理技能匮乏等，这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等政策执行过程中，已引发多起行政纠纷案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政社互动的中介载体，其功能实现程度与管理人才的适配性密切相关。建立在地化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着重选拔具有公共管理素养的本土精英充实组织管理层，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政策传递效率，更能构建政府与村民间的制度化沟通渠道，这对优化基层治理生态具有倍增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策略

优化教育和培训体系

　　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农村教育体系重构需实现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轨赋能。基础教育层面应重点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完善特岗教师政策，建立县域教师发展共同体。课程设置需突破标准化模式，在义务教育阶段融入农业基础科学模块，强化与涉农高校的课程衔接机制。

　　职业教育改革应聚焦县域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校—企—村”协同培养模式。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求，建议将设施农业技术、农产品电商营销等模块纳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借助云计算技术搭建区域性农民发展服务平台，实现培训资源的精准投放与效果追踪。在人力资本的迭代更新方面，应当着重优化返乡人才二次成长通道。建议衔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将创业能力培养细化为项目孵化、风险管理等实务模块。同时，探索并建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形成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增值路径。

推动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力，其本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跨界重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产业关联理论，构建“农业+”的多元融合模式需着重破解传统产业边界刚性，具体实施应遵循三阶演进路径：前端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技术嵌入，中端强化文旅资源的场景化再造，末端完善服务要素的市场化衔接。在操作层面，建议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三元契约模式，依托绿色认证体系打造地理标志产品;同步推进农耕文化资源的IP化开发，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发展机制。

　　建立常态化政银企协同机制，破解生产要素下沉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针对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张力，应着重培育三重复合能力：一是数字基建的渗透能力。通过构建县域云服务平台实现生产要素数字化映射。二是市场衔接的整合能力。依托电商生态重构“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的价值传导链。三是人力资本的适配能力。重点强化涉农经营主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强化创新精神培养与创业支持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农技推广中心可以作为区域性创新策源地，通过专家驻点指导、技术示范田等载体，实现农业科技知识的在地化转化。在文化维度，建议建立非遗技艺创新工坊，将手工艺传承与现代设计思维相融合。例如，在苏绣技艺中植入AR技术，既延续文化根脉又创造商业附加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类文化创新项目已纳入《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实施范畴。

　　同时，需要完善“准入—融资—退出”的政策闭环：简化家庭农场注册程序至一窗通办;试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创业失败者的社会保障衔接方案。在载体建设方面，可借鉴硅谷创业车库模式，打造集共享办公、法律咨询、供应链对接于一体的乡村创客空间，此类实践在浙江两进两回工程中已取得初步成效。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养老保险制度层面，建议以梯度补贴政策为切入点，针对困难老年群体建立动态补贴调整机制，同时，通过个人账户激励机制引导适龄劳动人口参保，形成代际供养的良性循环。

　　医疗保障改革需重点突破统筹层次与支付方式，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医保用药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将地方病高发区的特需药品纳入报销范畴，切实降低因病返贫发生率。针对残疾人及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建议构建“基本生活补贴+职业康复服务+教育代际阻断”三位一体的精准救助体系。

　　在住房保障维度，建议建立危旧房屋分类改造机制，将D级危房纳入政府统建目录，对C级危房实施修缮补贴。针对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可探索“共有产权”经适房模式，通过土地出让金减免降低购房成本。土地政策方面，应规范流转收益分配机制，明确集体、农户、经营主体的收益分成比例，依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实现溢价增值。需要建立留守群体关爱体系，构建“学校心理辅导员+村医+社工”三方协同机制，试点空巢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将传统节日民俗活动与精神慰藉服务有机结合，形成物质保障与人文关怀并重的保障网络。

加强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现代化重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物质载体，其效能提升需要构建“需求响应—质量优化—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导向，应当实施分类补强策略：在物理空间维度，重点突破交通网络“最后一公里”瓶颈，通过乡村道路硬化工程与冷链物流节点建设的协同推进，构建农产品价值转化通道;在民生保障维度，推进智慧水务系统建设，建立从水源保护到终端净化的全链条水质监控体系;在数字赋能维度，加快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重点解决基站覆盖盲区与信号衰减问题，为数字技能培训提供硬件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保障措施

健全政策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政策体系的完善与资金支持构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基础支撑。在战略设计层面，建议以《国家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年)》为蓝图，建立“中央统筹—省级配套—市县执行”的三级联动机制，重点解决政策执行中的梯度衰减问题。特别是要细化县级政府的主体责任清单，将人力资源开发指标纳入乡村振兴绩效考核体系。

　　从资源配置角度，建议建立教育培训经费动态增长机制，确保财政性教育投入增幅不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从可持续发展维度，可参照浙江“两山银行”模式，探索社会资本参与路径，如设立人力资源开发专项债券、推行企业技能培训税收抵扣等创新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资金监管应建立“预算编制—过程审计—绩效评估”的全链条管理体系，重点防范专项资金被挪用或滥用的风险。

构建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协同发展

　　在顶层设计层面，政府应当发挥统筹引领作用，重点完善跨部门协作框架。基于现有行政资源整合经验，建议建立县域层级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对接高等院校的智力资源与乡村实际需求。这种机制化平台不仅能定向开发涉农技能培训课程，更可探索建立“培训—认证—就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涉农龙头企业在此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既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产业链升级，又承担着技术扩散的社会责任。通过“创新订单式培养+基地实践”的产教融合模式，能够有效弥合传统农业与现代产业间的技能差距。

　　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补充性服务供给层面，更在于构建城乡要素流动的柔性通道。可发展兼具技能培训与就业中介功能的社区服务机构。此类机构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和弹性学习机制，既能适应留守劳动力的碎片化学习需求，也可为返乡人才搭建能力转化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验的本地化改造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例如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的应用，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村家庭的生产周期特点。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加强执行力度

　　在组织能力建设维度，建议实施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再造工程。基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重点构建“培训—选拔—评估”的三维发展体系：其一，在培训体系设计中，可引入胜任力模型指导课程开发，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应用领域，要求基层干部掌握SPSS等数据分析工具的操作能力。其二，人才选拔机制需突破传统年龄限制，建立基于能力图谱的晋升通道，此举既可优化队伍结构，又能激发政策执行的创新动能。其三，评估体系则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对干部的工作绩效、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激励干部不断进取，提高工作效能。

　　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应当构建物理—数字双维赋能的治理新格局。首先，在基础设施层面，需重点突破数字鸿沟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例如，通过建立村级数字化服务站，将智慧政务平台的覆盖率提升。其次，服务质量监控可引入PDCA循环管理模型，将职业技能课程的参与率、岗位匹配度等关键数据纳入绩效评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技术赋能+制度约束”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可能引发基层组织的路径依赖风险，这需要在后续政策设计中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构建人才回流机制，壮大本土力量

　　在城乡人才流动格局重构过程中，需重点突破传统就业观念桎梏与制度壁垒。首要任务是建立梯度化政策支持体系，针对返乡务工群体实施差异化扶持：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特色产业图谱，重点培育庭院经济、非遗工坊等小微经济形态，通过一站式审批服务平台压缩创业周期，特别在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配套服务等领域设立创业孵化基金，配套建立师傅带徒技术传承机制，切实降低人才返乡的试错成本。

　　当前，社会评价体系仍存在进城即成功、返乡即失败的认知偏差，这种现象在县域人才流动中尤为明显。可尝试将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基因植入现代产业体系。例如，依托传统村落打造“非遗+研学”复合型文旅载体，通过文化品牌溢价效应提升本土就业吸引力，使新生代劳动者形成乡愁即生产力的价值认知。更需注重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匹配，建议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机制。在涉农高校试点县域定制班，重点培育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领域专业人才，推行“学费补偿+服务年限”的契约化培养模式。对选择扎根基层服务满五年的毕业生，除兑现住房补贴等物质激励外，还可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形成“培养—就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乡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管理范畴，成为了构建多维治理体系的核心议题。从政策实践层面审视，中央顶层设计的战略前瞻性与地方探索的实践创造性亟需形成有效的共振。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乡村社会的当下，传统输血式人才政策正在向造血式能力建设范式转型。就学术发展而言，本领域研究正面临方法论层面的双重突破机遇：一方面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窠臼。另一方面要探索跨学科对话机制，特别是在数字治理与乡土知识体系融合方面亟须理论创新。

　　终审：魏文源

　　监审：罗学茹

　　编校：李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