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源自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是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由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创造并持续发展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它强调“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以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赋予新内涵、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践行好，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归侨社区是独特的多元社区，体现了多民族与侨民文化的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阵地。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深厚历史根基和丰富实践智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形成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以往对“枫桥经验”的研究集中于普通城乡社区或特定治安问题突出区域，对归侨社区研究较少，文章将深入探讨“枫桥经验”在云南归侨社区的实践。

文献综述

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多地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推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通过对多篇文献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一是数字化治理模式。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发展，亟须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数字治理的新技术、新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尤其要高度重视并充分探索数字治理的维度及其具体的应用路径。宗成峰、朱启臻(2020)指出，“互联网+党建”模式下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构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突破点。

　　二是多元协作治理模式。新时代“枫桥经验”着重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与高度协作性。朱进(2023)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研究中指出，治理主体不仅涵盖作为治理对象同时亦是治理动力的每一个社会个体，还包括政府、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等众多组织化实体。这种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指引下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协同体系。

　　三是法治化治理模式。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依法治理，强调在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普法宣传、驻村帮扶、高质效释法说理等手段，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社会和谐稳定当作追求目标，将群众需求作为指引方向，以“矛盾不上交”为显著特征，其有机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中华民族治理智慧以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是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卓越的成果。

关于归侨的研究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关于归侨社区的探讨呈现出颇为丰富的态势。实际上，归侨社区从政企社合一、悬浮于地方的特殊治理单位向融入地方的一般社区转型历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关系变革和国家治理转型的缩影，是“普遍的特殊”的表达。同时，由于归难侨群体大多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国家就近安排华侨农场，归侨社区大多分布于我国民族地区，具有强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权安全需要和政治意涵。研究现状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1.归侨社区研究

　　一是归侨社区的定义和特点。归侨社区作为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中的一个特定范畴，指的是以归国华侨(简称“归侨”)为主体居民构成的社会居住单元。归侨社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刻反映了归侨群体在地缘政治变化同国家政策变迁构成的独特情境下的理性选择与适应性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数次华侨华人归国潮，其中既有因国内外政策环境变化而归国的群体，也不乏出于深厚爱国情感与对祖国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而主动选择回归的知识分子、青年学子及爱国人士。

　　二是归侨社区为多元文化交融之独特空间，研究视角渐趋多元深入。这一领域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也催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全面理解归侨社区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姜振逵(2023)指出，华侨农场通过安置归侨并重新定位其经济生活，树立了“新型居住者”形象，促进了归侨的社会融入。在社区建设下的经济与生活融合中，特色饮食经济在归侨社区中的兴起(童莹，王晓，2024)，不仅带来了经济机遇，也促进了归侨身份的重塑。此外，奈仓京子(2008)的研究揭示了归侨在多元社区背景下的选择性文化适应策略，展现了归侨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政策对归侨身份认同的影响

　　归侨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议题，其中政策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对归侨群体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对归侨身份认同的深远影响。刘朝晖(2003)从社会记忆重构视角出发，利用口述史方法分析了松坪华侨的归国经历，强调制度环境对“聚落式”归侨社区边界的塑造，并指出移民安置需重视记忆重构，以促进归侨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的认同意识构建。

　　3.归侨聚居区的文化变迁与再想象

　　归侨聚居区作为文化交汇与变迁的前沿阵地，其文化变迁与再想象的过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王敏、赵美婷等(2018)指出，“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这些研究共同描绘了归侨聚居区文化变迁与再想象的复杂图景，强调了文化记忆、适应与认同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述评

　　梳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归侨研究文献发现，“枫桥经验”虽展现了治理智慧、成效显著，却存在短板。一是微观机制理论论证弱，二是在异质性强的归侨社区如何运用缺乏论证。归侨社区建设受诸多因素影响，“枫桥经验”在华侨社区的研究不足，相关逻辑关联研究缺乏深度与系统框架，二者都需后续研究深入拓展完善。

甘庄街道红新社区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街道红新社区，是重要的归侨安置地之一。2009年，甘庄华侨农场成功融入青龙厂镇人民政府管理体系，同时设立华侨管理办公室。2011年8月，甘庄街道正式成立，其中，红新社区是全县归侨、侨眷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占社区总人口的61%。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多民族交错杂居与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促进了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多元化与复合化趋势，催生了具有归侨文化特色的社会网络。

　　元江县为切实推进涉侨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积极探索并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了更好地服务归侨侨眷，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甘庄街道设立侨胞之家、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站等机构。同时，甘庄街道红新社区还设置了“为侨服务窗口”，这是全省唯一一家由移民事务局设在社区一级的服务站，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归侨群体为当地经济注入新活力，也成功构建了多元文化交融、特色鲜明的归侨社区。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归侨红新社区的实践情况

“三个一”工作法

　　红新社区立足甘庄华侨农场改革遗留问题，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提出“三个一”工作法，即搭建“一个阵地”，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配套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治中心，为基层矛盾与纠纷提供“就地解决”的场所;整合“一支队伍”，建立“调解人才”档案，广泛吸收党员、侨胞侨眷等作为调解志愿者，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员赋能基层治理;规范“一套调解程序”，落实涉侨纠纷识别与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建立上下联动、左右衔接的涉侨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精准识别涉侨矛盾，高效化解纠纷。

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

　　红新社区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将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与流程，从决策制定到执行落实，全方位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有效贯彻，形成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治理格局。聚焦侨胞及港澳台胞的实际需求，积极搭建咨询服务平台，全力优化服务流程与方式，致力于实现“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网上办”的便捷高效服务模式，切实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与获得感，彰显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

“三治融合”与共建共治共享

　　自治方面，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与参与热情，积极构建群防群治的创新治理格局。鼓励群众相互监督，形成紧密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群众一旦发现问题，能够迅速与社区取得联系，社区及时响应并处置，将矛盾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实现基层治理的前端化解。

　　德治方面，社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民族携手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涌现出众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致富带头人以及道德模范等各领域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社区德治风尚，凝聚社区向心力。

　　法治方面，精心打造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站，强化与县级部门的沟通协作与联动机制。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创新建立与律师的合作模式，深入探索志愿律师、侨联法律顾问与调解员的协同合作机制。严格落实涉侨纠纷识别与诉调对接的各个工作环节，制定并有效实施《加强涉侨纠纷诉源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规范(试行)》。在县法院与县侨联的牵头组织下，建立科学完善的涉侨纠纷识别机制与诉调对接机制，推动涉侨纠纷化解工作朝着规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归侨红新社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归侨红新社区的实践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群体参与协调难度较大。由于红新社区由十七国归侨与多民族交融组成，各群体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差异显著，在参与社区治理时，各方利益诉求难以平衡，协调统一行动的难度较高。其次，面临诉求与机制适配困境。社区现行治理机制在应对多元群体复杂多样的诉求时，灵活性与针对性不足。最后，尽管党建引领在凝聚多元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一步激发各群体主动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上仍有提升空间。这些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将制约“枫桥经验”在归侨社区的深入实践，影响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与善治目标的实现。

结论与展望

　　研究表明，红新社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群体参与协调难、诉求与机制适配困境、党建调动积极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后续研究应从完善机制、加强党建、提升参与度等方面入手，扩大研究范围并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为归侨社区治理提供支撑。

　　终审：魏文源

　　监审：赵彩瑞

　　编校：乔星琦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