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朴实地道出了邻里关系的珍贵。然而，村民们长期共处同一现实空间，除却邻里互帮互助等美好的一面，偶尔产生一些摩擦也在所难免。这些摩擦的诱因往往藏在琐碎小事里：可能是邻居家持续的噪声扰了清静，也可能是建房遮光让相邻村民心生不快。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事关村民切身利益，若处理不当，便可能激化矛盾，导致村民之间从话语争执逐步升级为斗殴逞凶，最终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当协商难以平抑怒火、情理无法解开症结时，法律便成了打破僵局的关键。它既能守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也能在一次次纠纷化解中，悄悄将法治意识根植在大家心里。

村民理性维权的觉醒与践行之路

　　乡村纠纷往往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紧密相关，且无一例外地直接关乎矛盾双方的切身利益。其中，有一类纠纷格外特殊，它不像口角争执、财物纠纷那样直接，其侵权行为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造成的伤害也多是“细水长流”的微型困扰。例如，邻居家深夜机器运转常年发出的噪声，或是新建房屋过高遮挡自家院子的采光，这些问题看似“不大”，却日复一日影响着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此类行为的确对村民权益造成了实质性伤害，但侵害者往往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侵害，而受害村民或碍于面子羞于启齿，或因缺乏法律相关知识，无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明明深受其扰，却陷入维权困境，处境颇为艰难。

　　在我国某农村地区，村民老徐在自家院内开办了一家小型饲料加工厂，机器运转时发出的轰鸣声，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住在他家隔壁的秦大爷已年过七旬，本就睡眠浅，自从加工厂开起来，每天夜里总会被断断续续的噪声扰得难以入眠。

　　起初，秦大爷曾主动上门找老徐商量，希望他能解决噪声问题。可老徐却满不在乎，并扬言“我这是在自家院子里干活，又没碍着别人，哪能说停就停?”秦大爷不甘心，又找村书记调解，村书记也只能从中劝解：“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体谅些，别伤了和气。”可老徐始终不肯让步，问题因此久拖未决，秦大爷内心十分郁闷。

　　村里的“法律明白人”李大姐听说了这件事，她主动找到秦大爷：“秦叔，您这情况不是没办法，咱得用法律说话。”在李大姐的帮助下，秦大爷开始收集证据：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段，用手机录下机器运转的声音，还特意委托专业的环境监测站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厂界噪声为67分贝，远超《声环境质量标准》中针对乡村居住区域划定的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昼间55分贝噪声限值。

　　有了确凿证据后，李大姐又帮助秦大爷查阅了相关法律条文，向他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李大姐还结合村里以往发生的类似案例进行举例说明，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讲得通俗易懂，让秦大爷心中的疑虑逐渐消散。在李大姐的悉心指导下，秦大爷逐渐意识到，老徐的加工厂排放的厂界噪声早已超出规定标准，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自己有权利要求他停止侵害、降低噪声。

　　考虑到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李大姐决定先尝试通过协商解决，避免伤了和气。她单独找到老徐，出示了检测报告和法律条文，耐心劝说：“老徐，咱做生意是为了过好日子，但也不能因此影响邻居。秦大爷年纪大了，睡眠不好，你这噪声天天吵着他，换谁也受不了。咱要么调整一下机器运转时间，要么加装个隔音设备，大家互相体谅，事儿不就解决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老徐不仅不领情，还一味反驳：“我这厂子开这么久了，以前也没人说吵，他就是故意找事儿!你这是帮着他欺负我!”无论李大姐如何据理力争，老徐始终固执己见，协商最终以不欢而散告终。无奈之下，在李大姐的协助下，秦大爷将老徐告上法庭。

　　庭审之初，老徐内心依旧不服气，直到法官出示了检测报告等一系列证据，他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已触犯法律，且需要为此承担相应后果。法官指出：“你在自家院子办厂是允许的，但绝不能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目前噪声已超标，对秦大爷的生活造成了妨害。采取安装隔音设施、调整生产时段等整改措施都是可行的，并非要让你关闭工厂。”最终，法院判决老徐在两周之内完成隔音改造，若改造后噪声依然超标，则需停止夜间生产，并赔偿秦大爷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判决生效后，老徐主动找施工队来装隔音板，还特意向秦大爷郑重道歉，两家人也渐渐重归于好。

　　另有一则案例，涉及建房遮挡阳光的问题。村民老魏看着村里不少人装光伏板既能发电又能赚钱，便也心动了，在自家屋顶密密麻麻地装了一大片光伏板。然而，光伏板安装完毕后，住在他家附近的村民开始议论纷纷，尤其是他的邻居老吴一家——以前家里每天都能晒到太阳，现在阳光被光伏板挡了大半，白天都不得不开灯，晒衣服只能挪到屋檐下稍微有亮光的地方，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老吴夫妻俩多次去找老魏商量：“老魏，你这光伏板挡得我们家都没太阳了，能不能调整下位置?”老魏却摆摆手说：“我这光伏项目都是按规定搭建的，哪能说调就调?”老吴无奈，只得求助于村调解委员会，但几次调解下来，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老吴夫妻俩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默默忍了半个多月，直到他在外就读法律专业的儿子小吴回家。了解情况后，小吴耐心劝说父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爸、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丢人!”

　　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又想到这些天家里的不便，老吴心里的顾虑渐渐消散，终于下定决心，正式寻求法律帮助。

　　后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老魏的光伏板确实造成了老吴家有效日照时长的实质性减少。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法院认为老魏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然而，鉴于老魏的实际情况，法院要求其依据检测结果，进行合理的拆除与重建。

　　老魏看完判决书，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主动找施工队按要求整改，老吴家的日照情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村民法治意识提升：乡村纠纷解决的根本之道

　　在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中，“说理难”尤为突出，成为一大痛点。矛盾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缺乏依据，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于村民法治意识的薄弱。

　　在上述案例中，村民成功找到了法律途径，并顺利解决了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幸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因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连自己的权益是否被侵犯、可以通过哪些法律途径维权都不甚明了，更遑论主动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种认知空白，不仅让纠纷难以及时化解，还容易催生一系列误区，成为矛盾升级的主要诱因。

　　有的村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习惯“以暴制暴”代替合法维权。邻居违建遮挡自家的阳光，就强行拆违建;受邻居噪声干扰，就砸毁对方机器;因采光问题争执，就推倒他人围墙。然而，这样的行为往往适得其反，让最初的受害人一步步变成侵权人，不仅要赔偿损失，还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得不偿失。

　　不少村民缺乏证据保全意识，认为随意找几个熟人做证即可，忽略了客观证据的重要性。还有许多村民在权益刚受侵害时没能及时掌握证据，等到起诉阶段，已无法有效举证，最终导致维权失败。噪声纠纷案例中的秦大爷，如果没有专业的环境监测报告，即便他深受噪声困扰，缺乏具体实证，在实际法律判决过程中，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些认知误区往往成为纠纷升级的主要诱因，同时为乡村治理增添了不少阻碍。

　　曾发生过一起令人瞠目的遮光纠纷：某村民在没有和邻居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自家房子加高，直接遮挡了邻居的采光，当邻居前往交涉时，该村民始终拒绝整改。邻居一气之下，在夜间推倒了他家的院墙。得知此事，两家的亲戚都气愤不已，冲动之下，更是发生肢体冲突，最终导致四人不同程度受伤。双方的主要涉事者均因“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两家人也由此结下了仇怨，令人扼腕叹息。

　　这一案例警示我们，法治意识的缺失不仅无助于解决既有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让整个家庭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由此可见，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更需要正视的是，村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地引导和渗透。在上述案例中，部分村民觉得“我的宅基地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开加工厂、装光伏板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对邻居的影响。正如噪声纠纷案例中的老徐，起初总强调“我在自家院子干活，不犯法”，却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行使权利的时候，不能损害邻居的权益。此类现象，正是村民法治意识薄弱的典型表现。

　　其实，针对那些长期困扰村民的常见问题，法律早已提供了明确答案。无论是权利义务的界定，还是行为标准的设定，均有具体规范可循，这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最优解”。例如，在噪声纠纷案例中，《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量化指标让“吵不吵”有了客观答案，避免了“你说太吵，我说不吵”的主观争执;在遮光纠纷案例中，《民法典》的相邻权条款和工程建设标准，清晰界定了“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若能将这些法律规定切实融入乡村纠纷的处理过程，对基层调解工作来说，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以前调解纠纷时，调解员大多只能站在人情角度，反复劝说双方“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各让一步算了”“别把事情闹大，对谁都没好处”。然而，这种缺乏客观依据的劝说，往往很难让双方信服，受损方会觉得“我本来就受了委屈，为什么还要让?”侵权方则会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妥协?”最终的结果大多是双方都不买账，调解员也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倘若把法律法规条文明明白白地摆出来，村民反而可能更容易接受调解。

法治让乡土社会更和谐

　　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在破解乡村治理困境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它为权利设定了界线，使“人情有底线”;它为纠纷明确了责任，使“解决有依据”;它塑造了法治意识，使“守法成自觉”。即使是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一旦有法律介入，解决起来往往事半功倍。倘若村民的法治意识足够敏锐，许多纠纷或许在萌芽阶段，就能被及时化解。

　　法治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修复关系、凝聚人心的温暖力量。当村民遇到纠纷时，若第一反应从“找大家长说情”转变为“找法律讲理”;在行使权利时，能自觉意识到“不侵犯他人”——此时，法治便真正扎根乡土，乡村社会也将实现更为长久的和谐。

　　纠纷善解，法治护航。在法治社会，隐忍换不来安宁，蛮干解不了纠纷。唯有村民们积极提升法治意识，自觉消除认知盲区，打通法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法律成为乡村安宁的“守护者”。

　　终审：魏文源

　　监审：焦慧玲

　　编校：冯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