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振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通过多种形态逐渐进入乡村发展各领域,推进了乡村地区从智慧农业的精准管控到数字电商的产销重构、从生态技术的绿色转型到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本文深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与现存困境,并探索其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深入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或产业叠加,而是通过重构生产要素、转变产业形态、革新治理体系,使乡村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要素重构:破解传统农业的发展桎梏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新质生产力通过培育新型劳动者、拓展新型劳动对象,打破了传统农业发展对土地与劳动力的依赖,融合技术、数据、资本元素,构建起新的多元生产体系。一方面,传统乡村地区的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技能单一、生产效率偏低,而新质生产力推动的数字化转型,将传统农民培育为能够操作智慧农机、进行市场运营分析的复合型劳动者,其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较传统劳动者实现数倍增长。另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崛起,正在打破农业生产的物理边界。基于大数据的监测平台,能够为种植规划、灾害预警和产品销售提供科学决策,推动数据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从而有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整体附加值。
产业升级:激活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旨在通过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农村产业的现代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要素重组,打破了传统乡村产业从种植到销售的单一链条,向着数字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乡村产业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2024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66729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幅达15.8%,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产品流通的直接体现,这种去中介化的销售模式不仅拓宽了市场覆盖范围,更推动了农村电商成为乡村数字经济的核心动力。产业融合的深度开展进一步释放了乡村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一二三产业的固有边界,推动了农业与加工、旅游、文化、金融等产业交叉融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使其产业附加值显著提升。
人才集聚:夯实乡村发展的主体支撑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离不开人才支撑。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乡村就业形态,缓解了乡村人才外流与人口结构老化的长期困境。传统乡村就业岗位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收入普遍较低,对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力不足。而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农村地区逐渐产生智慧农业运营、农村电商直播、数字治理服务等新型业态,其较高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吸引大批人才回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人才培育体系的革新。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乡村人才培育从单纯的技能培训转向全面的素养提升。地方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涉农企业合作,通过“田间课堂”“云端学堂”等形式开展针对数字技术、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形成引进、培育、留用的人才闭环。
生态转型:践行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提升农民群众的绿色环保意识,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新质生产力强调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传统农业生产中存在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在绿色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形成绿色发展的农业生态,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例如,浙江省丽水市利用山地雾耕技术,采用露天雾耕模式,立柱种植让土地利用率提升5倍,节水节肥超90%,叶菜类亩产超2万斤。宁夏地区前进农场建立了“鱼水共生”生态养殖,湖区氮磷钾含量下降20%,蟹苗盐碱水适应能力提高10%。这种绿色的农业发展模式,既保护了乡村生态环境,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存问题
新质生产力作为破解乡村生态振兴难题的关键所在,其作用在乡村振兴中已初步显现,但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格局、制度保障体系等多重因素制约,在实践中仍面临一系列难题。
基础设施与技术需求的适配性矛盾
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落地的物质载体,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应用。部分乡村地区因资金短缺或规划不合理导致场地受限、投资不足,直接阻碍了社会资金的投资倾向和农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乡村物流体系的不完善也进一步加剧了技术落地困境,因乡村物流网点稀疏、运输时效低,不仅导致技术设备配送成本高、损耗大,也使农产品难以及时运往市场,制约农业绿色技术的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推广。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与管护机制不充足,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矛盾。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长的回报周期,因而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实践中多元化的需求也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已建成的设施因缺乏专业管护而闲置的现象时有发生。
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结构性失衡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乡村人才队伍存在供给不足与引进机制不完善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乡村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乡村常住人口走向老龄化与低龄化,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2024年外出农民工17 871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人才的外流不仅破坏了农村劳动力结构,更削弱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乡村人才的培养现状与产业需求脱节,针对城市人才下乡的政策激励不足,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距也推动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最终人才短缺导致产业发展滞后,又进一步阻碍了人才的引入。
产业基础与融合发展的层级性短板
乡村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产业基础薄弱与融合不足的问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效能在乡村的充分释放。一方面,传统乡村产业以分散化种植养殖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缺乏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大部分农产品未经深加工直接出售,第二产业加工技术落后难以满足精加工需求,第三产业过度依赖生态体验、旅游观光等单一模式,未能充分挖掘农业与文化、科技的融合价值。这种产业结构的层级性短板,导致乡村产业难以承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技术与业态创新。另一方面,产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也存在不足。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多停留在表面,缺乏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协同,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衔接不紧密,加工环节附加值提升有限;农业与文旅、电商的融合缺乏创新,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地域特色与核心竞争力,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优势。
制度保障与要素流动的机制性障碍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当前,乡村的制度保障体系具有滞后性,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制约了农村产业的规模化经营。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够规范、流转期限较短,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大量闲置土地难以有效利用。其次,金融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要素流动困境。乡村产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与产品丰富性有待提高,绿色信贷与农业保险覆盖有限,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需求。最后,乡村人才评价体系有待完善,过度注重学历与职称,忽视实际能力与业绩。另外,部分政策执行的“一刀切”现象也体现了制度适配性的不足,东、中、西部乡村在资源与发展基础上存在显著落差,相关政策仍有进一步差异化设计的空间,难以满足地方实际需求。
理念认知与技术应用的适应性偏差
理念认知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思想基础,乡村干部与农民群众的认知偏差,导致技术应用面临不愿用、不会用、用不好的难题。部分乡村干部年龄偏大、观念保守,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价值认识不足,缺乏创新意识与战略眼光,难以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一些干部对数字化技术、绿色技术存在抵触心理,担心技术应用带来安全风险与资金压力,对新技术推广缺乏积极性,导致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流于形式。农民群众的技术接受能力与认知观念进一步加剧适应性偏差。传统农民长期依赖经验生产,对新技术、新模式接受能力较弱,数字素养偏低,难以熟练操作智能设备与数字平台。技术应用与乡村实际需求的不匹配放大了这一问题,部分高新技术基于城市或规模化农业场景研发,难以适应乡村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条件与地形地貌,丘陵地区大型智能农机难以应用、偏远乡村技术培训缺失等现象,导致先进技术难以真正落地见效。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应立足乡村发展实际,从基础设施、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制度创新、理念提升五个维度构建系统优化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基础设施提质:构建技术落地的物质支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需坚持数字化引领、差异化布局、长效化管护原则,破解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在生产性基础设施领域,需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升级农业基础设施,搭建全域覆盖的农田水利智能监测网络,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水质数据,联动智能灌溉系统实现精准滴灌、水肥一体化,提升灌溉设施利用效率;推广光伏农业大棚、智能温控温室等设施,整合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配套建设储能设施,保障农业生产稳定高效。在生活性基础设施领域,以数字化技术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推进乡村5G基站、光纤网络全覆盖,搭建智慧村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平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依托智能分拣、冷链物流技术,建设乡村级冷链仓储中心和智慧物流站点,配套建设智能垃圾分拣站、污水处理设备等,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水平。
人才培育集聚:打造素质适配的主体支撑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需从引进、培育、留用三方面入手,破解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矛盾。首先,人才引进方面,乡村政府需制定针对性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人群返乡创业就业,重点引进电商运营、数字技术、生态农业等专业人才。建立柔性引才机制,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吸引城市科研人员下沉;完善职称评审、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激励政策,提高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其次,在人才培育方面,需依托高校、科研机构、涉农企业,建立多元培育平台,根据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内容,重点加强数字技术、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创新培训方式,采用田间课堂、云端学堂、师徒制等形式,提高培训实效。最后,在人才留用方面,要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以实际能力和业绩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给予优秀人才资金奖励、项目支持、职称晋升等激励;改善乡村人才工作生活条件,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后顾之忧,增强人才归属感。
产业体系升级:构建融合创新的发展格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应坚持精准发力,立足地区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促进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好地惠及农村农民。在传统农业方面,地方政府应推广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与农产品品质;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在产业融合方面,需聚焦产业链延伸与融合。推动农业与加工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开发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注入文化与科技元素;推动农业与电商、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在产业创新方面,需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农业科技园区、乡村创业孵化基地,推广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新模式,以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加强品牌营销推广与产品质量保障,最终提高本地农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制度机制创新:破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乡村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革新,为乡村振兴注入制度动能。一方面,应建立数字要素驱动的要素配置机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搭建涵盖乡村土地、劳动力、数据等要素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线上备案、价格评估与风险保障制度,推动乡村土地进一步规模化经营;建立乡村数据资源确权登记、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收益分成机制,让数字要素成为乡村要素配置的新纽带。另一方面,需构建智能治理赋能的基层治理机制。以物联网、AI监测技术为支撑,建立村级事务线上议事、监督反馈的数字化制度,优化“一事一议”制度的实施流程;推广区块链技术在村级资金使用、项目招标、惠民补贴发放等领域的应用,建立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监管体系,推动村民自治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理念认知提升:化解技术应用的适应性偏差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不断推动乡村干部与农民群众更新发展观念、提升素质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地区的发展现状。在乡村干部能力建设方面,应开展新质生产力专题培训,提高乡村干部对其内涵与价值的认识,提升乡村干部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治理的能力。例如,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可联合开展乡村干部培训;地方政府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借鉴其成功经验。在农民认知与技能提升方面,开展多样化的宣传,通过新媒体、宣传栏、村民大会等渠道,普及新质生产力相关理论,展示已有的技术应用成效,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重点开展农民数字操作、智能设备使用等方面培训。建立技术推广服务团队,提供上门指导,帮助农民解决应用难题,建立技术应用反馈机制,根据实际需求优化技术方案。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坚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现状与发展基础探索差异化路径。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乡村地区将逐步实现产业兴旺、人才集聚、生态宜居、文化繁荣,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持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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