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项制度性改革的推进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传统熟人社会背景下，原有的治理模式与封闭性治理手段已难以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更多具有不确定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因此，加强并创新农村基层治理，充分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构建既充满生机又稳定有序的农村善治格局，成为亟待推进的重要课题。

　　当前，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理论的逻辑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如徐勇最早提出“乡村治理”概念，认为人们运用公共权利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就是乡村治理。贺雪峰主张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二是从历史的逻辑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如张会来从演进历程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思想。三是从实践的逻辑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提出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对策路径。

善治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善治理论的内涵

　　善治作为起源于西方的新兴治理模式，本质是政府、社会、市场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旨在推动公共利益实现最优化的社会治理进程。20世纪90年代，俞可平先生首次将善治理论引入国内，并结合中国实践将其阐释为促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当前，国内学界对善治理论的分析及相关制度建构，大多基于俞可平先生的研究框架展开。

善治理论的分析维度

　　依据我国学者俞可平对善治要素的阐释，可将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归纳为以下六个维度：一是合法性分析。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治理获得民众认同的正当性基础，这一属性构成制度或政权正统性的核心标识。从治理效能看，合法性程度与善治水平往往呈现正向关联。二是透明性分析。透明性侧重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深度、广度与时效性，涵盖行政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的可视化运作。政务信息公开的充分性与善治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是责任性分析。责任性强调权责统一原则，要求治理参与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一般而言，社会主体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越强，越有利于善治目标的实现。四是法治水平分析。该维度聚焦法律规范在公共治理中的实施效能，重点考察政府与公民的依法行事程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落实情况，这些因素对善治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五是回应性分析。从及时性、必要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进行衡量政府公职人员对公民合理诉求的响应质量。如果政府能够迅速且妥善地处理民众关切，意味着社会治理正朝着善治目标稳步迈进。六是有效程度分析。指的是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运行效能，涵盖资源分配、政策执行等多个环节。管理效率不仅反映了政府的履职能力，更是评判善治水平的重要标尺，高效有序的公共管理是实现善治的关键保障。

基层善治的地方实践表达：江山市“365敲门嫂”

案例描述

　　2019年，浙江省江山市虎山街道市心社区依托社区女干部组建了“365敲门嫂”志愿服务队，以敲门为切入点，把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目前，市心社区已经形成“365敲门工作法”，即三层治理架构、六方协同治理主体、“五清五访”敲门机制。一是构建三层治理架构。市心社区以网格为单位组建由“1名网格员+N名微网格长”牵头的“敲门嫂”队伍，吸收社区热心大姐、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负责人、青年大学生、新就业群体等群众身边人开展入户走访，形成“社区—网格—微网格”三层治理架构。二是协同六方治理主体。充分发挥“敲门嫂”团结凝聚群众、激发自治活力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有事多商量”，用好“民生议事堂”“小区板凳会”“芝麻夜话”“户主大会”等载体，推动形成“两委人员—党员志愿者—楼道长—业委会—社会组织—部门单位”协同治理主体。三是建立“五清五访”敲门机制。常态化开展“敲门问需”行动，动态分析居民家庭近况，“五清”即人员底数要清、家庭情况要清、重点人员要清、矛盾问题要清、安全隐患要清。根据居民实际情况，确定服务地址、关怀等级和敲门频次等，绘制红、黄、绿三色民情图，开展“五访”。“五访”是指每年两次全体居民必访、每季一次流动人员必访、每月一次特殊群体必访、每周一次空巢老人必访、每天一次矛盾问题必访。四是创设“敲门十法”。针对初次上门“门难进、脸难看、人难见”问题，创设志愿活动、预约上门、政策宣传、新老帮带等“敲门十法”，并在楼道口公布“敲门嫂”服务范围、联系方式、履职承诺等，让居民知晓“敲门嫂”、认识“敲门嫂”。

案例分析

　　一是“365敲门嫂”本质上是“三治融合”的产物。推行“敲门嫂”志愿服务队制度，“寓管理于服务中，寓监督于参与中”，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变“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真正集智于民、取信于民。调研数据显示，“敲门嫂”提高了矛盾纠纷调处的效率与质量，极大激发带动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服务的热情。二是“365敲门嫂”是基层治理过程中嵌入情感治理。情感治理通过柔性嵌入、聚合联动、目标升华的方式，将正向价值、情感、合作和信任等以辅助性角色赋能社会治理。“敲门嫂”大多数为女性志愿者，是贴近居民需求、充满温情的基层服务队伍，通过有事没事敲敲门，与居民谈谈心，做寡居老人的“第二子女”，帮助他们解决琐碎的事情，增强居民对治理的价值认同，强化了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居民之间的人际互信。三是“365敲门嫂”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参与作用。“敲门嫂”队伍从最初的18人发展到现在的221人，从开始的1支队伍到现在有9支队伍。“50后”“60后”退休老党员为主力军，社区热心大姐、党员志愿者、青年大学生为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变社区治理“独角戏”为共治共享“大合唱”。“365敲门嫂”志愿服务队的案例在农村基层治理路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善治理论下农村基层治理路径分析

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核心地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通过实施“头雁工程”，并定期组织培训、实地考察等活动，提高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注重从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员、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通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服务意识，使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治理架构，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职责，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确保党组织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引领乡村治理的正确方向。

　　二是培育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其发挥专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助力乡村治理。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举办村民培训班等方式，向村民普及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意义和目标，让村民了解自己在乡村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村民参与机制，拓宽村民参与渠道，让村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三是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成立乡村治理协调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加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村民等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明确各主体在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等方式，激励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并让各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建立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共同承担治理风险，确保乡村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的内容、形式、程序和时间要求进行村务公开，让村民充分了解村里的财务收支、项目建设、政策落实等情况。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决策机制，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创新村民自治形式，成立村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鼓励村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活动，自主解决村里的矛盾纠纷、环境卫生等问题。开展“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方式创新，激发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整合已有的司法、行政、社会等资源，通过开展法律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法律咨询点、利用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方式，向村民普及宪法、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构建多元化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加快农村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加强农村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素质和调解能力。建立健全农村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农村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确保法律法规在农村得到有效实施。

　　三是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通过乡村文化墙、文化长廊、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宣传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教育，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等活动，引导村民传承良好家风家训，以家风带民风、促社风。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建设农村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场所。开展文艺演出、民俗文化节、体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等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对其进行广泛宣传和表彰奖励，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村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

推动数字乡村治理的聚“智”赋能机制

　　一是拓宽数字应用的广度。构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支撑的乡村治理信息化综合枢纽，打破传统治理中的信息壁垒，实现治理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动态更新。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农村电商新业态，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二是优化网格管理联动模式。科学划分农村网格单元，明确网格员职责边界，确保治理力量精准投放至每一个角落;通过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网格员与上级部门、其他网格员之间的实时信息交互与任务协同，打破信息孤岛，确保问题发现及时、处置迅速，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格局。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网格内的人、地、事、物、情等要素进行深度挖掘与关联分析，提前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安全隐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三是全方位构建视频防控网。在村庄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场所、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等关键区域安装高清智能摄像头，实现24小时无死角监控，时刻守护着乡村的安全。引入视频智能分析技术，对监控画面进行实时分析，自动识别异常行为与安全隐患，及时发出预警信息，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构建乡村治理人才引育留用的基础支撑

　　一是“不拘一格”引人才。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创业扶持、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解决人才后顾之忧，让人才在乡村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建立乡村治理人才库，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社会组织的合作，定期发布乡村治理人才需求信息，开展人才招聘与对接活动，搭建人才与乡村之间的桥梁。挖掘本土人才资源，鼓励返乡创业人员、致富能手、退伍军人等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其熟悉乡情、贴近群众的优势，为乡村治理注入本土智慧与活力，形成内外结合、多元参与的人才格局。

　　二是多措并举“育”人才。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开设乡村治理相关专业与课程，定向培养乡村治理专业人才，为乡村治理注入新鲜血液。定期组织乡村治理人才参加专题培训、研讨交流、实地考察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基层治理能手进行授课与经验分享，拓宽人才视野，更新治理理念。建立“导师帮带”制度，为新入职的乡村治理人才配备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与帮扶，帮助其快速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工作能力。

　　三是用心用情“留”人才。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乡村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才给予表彰奖励、职称晋升、薪酬提升等方面的激励，激发人才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条件，提升乡村生活品质，满足人才的精神文化需求。建立人才沟通交流平台，定期组织人才座谈会、联谊会等活动，促进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人才的团队凝聚力与归属感。加强乡村治理人才宣传引导，树立优秀人才典型，弘扬正能量，营造尊重人才、关爱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让人才在乡村能够感受到尊重与关怀。

　　四是搭建平台“用”人才。建立乡村治理人才参与决策机制，鼓励人才在乡村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决策、民生实事办理等方面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与聪明才智，让人才成为乡村治理的“智囊团”。加强乡村治理人才团队建设，鼓励人才之间开展合作研究与项目攻关，形成创新合力，共同攻克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以工作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贡献为主要评价标准，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才工作成效，为人才晋升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搭建用才平台，激发乡村治理人才的内在潜能，为乡村治理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善治理论下的农村基层治理提升，需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以“三治融合”夯实根基，以数字技术赋能增效，以人才支撑保障长效。通过系统化、精准化、可持续的对策实施，推动乡村治理从“管理”向“善治”跃升，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保障。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文娟

　　编校：李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