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保障，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叠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部分地区的乡村已陷入人力资本空心化与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阻碍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还加剧了乡村治理资源匮乏、文化传承断代及本土市场活力衰退等衍生性问题。因此，现就农村人力资本优化的关键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以期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并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这种人力资本的结构性衰减造成了土地撂荒、技术应用迟滞等显性问题，还潜藏着乡村社会组织弱化、文化生态断层等系统性风险。因此，现将从多维视角构建综合治理框架，通过剖析制度壁垒与动力机制的内在关联，探索摆脱农村人力资本困境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农村人力资源流失与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城乡经济差距

　　城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是影响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当前城市经济正经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三产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客观上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发展平台;而农村经济仍处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产业价值链延伸和多元化经营渠道仍在逐步培育中。这种发展时序上的差异客观上带动了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同时，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仍存在改善空间，城市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集聚创造的增值效应，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约束形成的经营特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正在改变传统农业收益结构。而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群体基于职业规划作出的流动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客观规律，也凸显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低

　　农业生产环节的低效益从根本上削弱了农村对劳动力的留存能力。在生产力层面，小农经营模式主导的分散化生产格局，导致机械化推广受阻和科技应用成本升高。以南方水稻种植为例，零星耕地使得大型农机难以发挥作业优势，农民为维持产量不得不增加人工投入，却因规模限制无法摊薄成本，最终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收益困境。市场机制方面，当前供应链的衔接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流通环节中的成本传导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生产者的实际收益，面对市场需求波动及自然风险等因素，现有价格稳定机制需结合区域特征进行适应性调整。而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制约生产效率提升，如水利设施老化导致抗灾能力弱化，仓储物流配套不足加剧产后损耗。多重压力下，农业经营被视为“高风险、低回报”的经济活动，年轻一代普遍选择离农就业，留守的老龄人口仅能从事简单生产劳作，现代农业转型亟须的资本、技术与人力要素因而难以在乡村沉淀。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待完善

　　在教育领域，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存在阶段性差异，部分乡村学校在师资结构优化、教育场景创新等方面面临转型挑战。当前，教师交流轮岗、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措施正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但教学体系与家庭多元化教育需求的精准对接仍需持续探索。在此过程中，部分农村家庭基于子女教育规划调整居住地，客观上反映出教育资源配置与社会需求间的互动关系。在医疗领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正逐步清晰，通过医联体建设和技术帮扶，农村基层诊疗能力提升与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慢性病全程管理、应急医疗响应等服务的有效供给，仍需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区域医疗资源的协同联动。在基础设施层面，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快递物流网络与宽带覆盖率提升，但在响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满足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方面，仍存在梯度发展空间。

农村人力资源流失与老龄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农业生产效率下降

　　农村人力资源流失与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系统性特征。劳动力代际断层使原本依赖经验积累的农耕活动陷入技术停滞，老龄农民因体力衰退难以支撑精耕细作，导致土地复种指数下降与田间管理粗放。在机械化转型层面，高龄从业者对新设备的操作培训接受度低，部分区域出现农机具闲置或低效使用的资源错配现象，而青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面临核心技术人员短缺的困境。同时，农业创新体系的运行逻辑被深层瓦解，新品种推广、农技革新等环节需要青壮年群体作为技术承接与扩散媒介，当前断裂的知识传递链迫使科研机构与田间实践形成脱靶效应，土地细碎化问题也因此加剧，留守老人受限于经营能力往往选择代际分包或转租撂荒，耕地连片整治与规模经营的改革目标遭遇现实阻力。

乡村治理能力弱化

　　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迎来机遇期，但也需直面人口流动带来的治理机制调适挑战。在组织建设层面，现有的治理队伍结构与传统治理经验对于数字化治理平台应用、项目全周期监管等管理创新实践的适配性仍需提升，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需健全效能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在治理参与层面，村民议事规则与需求表达渠道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如何通过搭建数字化反馈平台、创新公共事务协商形式等措施，激活新型集体行动范式，是增强治理包容性的主要方向。在治理主体培育方面，随着乡贤返乡创业政策激励体系的完善及村级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多元化协同治理格局正在逐步构建。但新老治理机制交替过程中，本土化治理能力与外部资源导入的有效衔接、存量治理制度与现代治理理念的有机融合等课题值得持续关注。

农村消费市场萎缩

　　人口空心化引发农村消费市场结构性衰退，形成供需双缩的锁定效应。需求端萎缩呈立体化特征，留守老人受收入来源单一与预防性储蓄观念束缚，消费半径收缩至基本生活品;青壮年消费外溢效应显著，其网购行为直接绕过本地商业体系，仅节日返乡形成脉冲式消费难以支撑常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凸显，人口密度锐减导致商业网点运营成本攀升，乡镇超市、农资经销点等服务主体被迫撤离，现存商业体为摊薄成本转向低质、低价商品倾销，抑制了消费升级潜力。另外，内需不足使得乡村经济内循环不畅，本地手工业因订单萎缩而面临技艺失传风险，民宿餐饮等第三产业因客源不足难以培育，土地流转租金、集体资产收益等财产性收入增长渠道受阻。这种衰退具有明显的空间传导性，县域商业体系因乡村节点断裂被迫向城市收缩，最终加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化，形成消费陷阱。

乡村文化传承主体断层化

　　代际更替失衡正使乡村文化面临存续根基断裂的危机。活态传承层面，剪纸、傩戏等需要体力与创造力的非遗项目失去适龄承继者，老龄传承人勉强维持程式化展演却无力创新，导致文化表现形式僵化与受众吸引力衰减。知识传播体系上，口述史、农谚歌谣等依赖代际互动的文化载体因青年群体离乡而失去传播媒介，数字媒介在留守群体中的低普及率阻断了现代化传播渠道。价值认同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文化碰撞中出现认知割裂，既难以深度融入城市文明，又对乡土文化价值认知不足，导致传统活动参与度断崖式下降。这种文化断层削弱了乡村社会的精神凝聚力，更使得特色村寨保护、非遗旅游开发等文化经济模式失去核心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资本转化路径因此受阻。当方言体系、民俗传统等文化基因库逐渐匮乏，乡村将失去区别于城市的根本特质，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空心之地”。

解决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措施

加大农村人才引进与留用政策力度

　　破解农村人力资源流失困局，需构建系统性的人才政策支持网络。在引进端，应实施定向人才输入计划，围绕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重点领域，设立专项岗位与弹性准入机制，吸引涉农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等群体下沉。政策激励需突破单一补贴模式，构建“职业发展+收益保障”双轮驱动机制，对于农技推广员、乡村规划师等专业人才，可通过职称评定绿色通道、岗位补贴叠加等增强职业吸引力;针对返乡创业主体，需整合土地流转、金融贷款优惠政策及市场对接服务，降低运营成本与风险。留住人才的关键在于打破城乡公共服务落差，加速推动县域医共体、教育联合体建设，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乡、教师轮岗机制等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缓解人才扎根的后顾之忧。同时需激活“在地化育才”潜力，构建村庄能人挖掘机制，对种田能手、非遗传承人等本土人才给予身份认定与政策扶持，使其成长为带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支点。

优化农村教育与技能培训体系

　　重构适配乡村振兴需求的教育培训体系是人力资源再生的基础工程。基础教育层面，需优化乡村学校布局与师资配置，推动城镇优质学校与乡村小学建立教学联合体，通过同步课堂、教师交流等方式缩小城乡教学质量差距，阻断低学历代际传递。职业教育改革应实现产教精准对接，依托乡镇成人学校、农业示范基地等平台开设模块化课程，针对智慧农业、电商运营等新兴领域开展实训教学，使技能培训与产业升级形成闭环。对于老年留守群体，需开发适老化技能提升项目，如轻简化农机操作、特色手工艺制作等课程，盘活存量劳动力价值。数字化转型是突破教育资源瓶颈的关键，可通过建设村级数字学习中心，集成远程教育、在线技能认证等功能，使村民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能力迭代。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升级是扭转乡村人才流失的关键杠杆，需着力打造城乡等值化生活圈。生产性设施方面，应优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完善冷链仓储、田间道路等农业配套设施，同步加快5G基站、物流站点等数字基建向自然村延伸，为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奠基。生活性设施改造需聚焦人居环境痛点，在保留乡村肌理前提下实施厕所革命、污水处理工程，并配套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健身步道等公共空间。通过村域公交系统联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设等工程，缩短城乡通勤成本。另外，需要推动软性服务供给创新，可推行生活服务包下乡计划，引进连锁超市、品牌药店等商业主体，搭载邮政储蓄、快递收发等便民功能，形成15分钟乡村生活服务圈。这种基础设施的全局优化实质重构了乡村空间价值，为人力资源驻留提供了物质载体与情感归属的双重保障。

缓解农村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鼓励生育政策与家庭支持体系的建设

　　缓解农村老龄化须从代际更替源头出发，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支持网络。政策层面需突破传统补贴模式，建立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通过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等制度设计平衡生育与劳动参与矛盾，优化农村新生儿医保报销范围及教育储蓄计划，降低家庭育儿经济负担。基础设施配套应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合理布局村级托育中心并制定托管费用补贴政策，推动乡镇卫生院增设儿科与孕产保健专科，消除生育健康服务的地域盲区。同时，将生育支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使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利益产生正向关联。通过村规民约重塑生育伦理，借助乡贤示范效应淡化传统性别偏好，激活家族网络中的育儿互助传统。这种多维支持体系的构建，既能缓解当前农村家庭的现实育儿压力，也为人口结构优化奠定制度基础。

增强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保障

　　完善老龄保障体系是应对农村老龄化的关键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实现广覆盖与稳增长双重目标，探索弹性缴费机制以适应务农人口收入季节性特征，建立与物价指数联动的养老金动态调整模型，确保保障水平与基本生活需求同步。医疗保障强化应推进县域医养结合网络建设，推动乡镇卫生院慢性病管理专科化，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远程诊疗体系，实现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的全链条覆盖。养老服务体系创新需分层分类施策，针对健康老人发展互助养老合作社，以时间银行模式激活低龄老人服务潜能;对失能、半失能群体则构建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组织介入结合的照护体系。重视精神赡养制度建设，将老年活动中心运营纳入村级财政保障，培育乡土文艺团队维护文化参与权益。这种保障体系的优化将重塑老龄人口的生活尊严，减轻代际抚养压力，为农村社会平稳应对老龄化冲击筑牢安全网。

推动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构建老年友好型经济社会体系是实现农村老龄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在生产领域激活银发人力资源价值，开发适老化农业辅助设备，引导老人参与农产品初加工、传统手工艺等轻体力劳动，通过合作社托管模式实现土地经营与老龄劳动力的有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需培育康养乡村旅游、老年研学等新型业态，将闲置农房改造与银发经济相结合，形成“生态养老+文化体验”的复合产业模式。社会组织创新方面，可建立跨代际互助共同体，设计青老结对技术传承项目，既保留农耕智慧又促进代际情感共鸣。这种发展模式并非简单延长劳动年限，而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新定义老龄人口的社会角色，最终形成人口结构与乡村振兴协同演进的新格局。

　　本文明确了破解农村发展困局需实施人力资源与老龄化问题的协同治理，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城乡要素流动的平衡支点。针对人才流失，需以政策供给优化人才生态位，将职业发展激励、公共服务升级与“在地化育才”机制深度融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则要突破传统保障思维，通过代际支持强化、银发资源激活与产业结构适配完成老龄社会再组织化。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强化跨周期视野，将人口政策纳入空间规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的决策框架，以期推动乡村社会突破空心化桎梏，走向代际更替有序、功能持续再造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终审：魏文源

　　监审：董卫娟

　　编校：王文娟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