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之间的互动成为影响农村社会转型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的关系为核心，梳理相关概念，分析二者之间的制约与反制约逻辑，并探讨其对产业振兴、治理振兴与文化振兴的综合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在基础设施、教育资源与制度供给等方面限制了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而农民数字素养的分层提升又能够通过应用创新反作用于鸿沟的缩小，形成动态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技术供给均衡、教育分层培育、制度在地化改革、风险信任重构和文化认同塑造为核心的优化路径，强调将农民数字能力建设纳入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格局。研究认为，缩小数字鸿沟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应被视为推进共同富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乡村振兴走向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和实现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依赖于传统的产业升级与资源配置，更需要通过数字化赋能释放新的生产力。在这一进程中，农民数字素养成为决定乡村发展质量与速度的核心变量。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在信息获取、技术使用和发展机遇上存在明显差距，如果不能有效弥合，将直接削弱乡村振兴的整体效能。另一方面，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改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注入内生动力，使数字化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加速器。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的“五位一体”提升过程，更是农民数字能力不断突破、数字鸿沟逐步缩小的现代化进程。

相关概念阐释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最早用于描述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接入上的差距，典型表现是“有网”与“无网”的二元对立。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学界逐渐将其内涵拓展为多层次的差异：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接入鸿沟强调网络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可获得性;使用鸿沟关注不同群体在技能与应用层面的差异;效益鸿沟则揭示了即便同样使用数字技术，不同群体所能获取的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本仍然存在显著差距。

　　进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数字鸿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随着网络覆盖的基本普及，“接入鸿沟”逐渐缩小;另一方面，“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愈发凸显。例如，城乡居民在网络使用目的上的差异——城市居民倾向于多元化应用，而农村居民往往集中于娱乐性使用;又如，群体在数字收益上的不平等——部分人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创业和增收，而另一些人则仍处于被动消费的状态。这种差距不仅关乎技术，更深刻反映了教育水平、收入结构、社会资本与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中，数字鸿沟的讨论有了新的意义。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数字差异，已经不只是“发展落后”的表现，而是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公平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数字鸿沟往往表现为：基础设施覆盖不足、农民数字技能偏低、社会支持体系缺位，以及数字收益向少数群体集中。可以说，数字鸿沟既是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外部约束，也是衡量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农民数字素养

　　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在乡村语境中，农民数字素养不仅意味着能够熟练操作智能终端，更重要的是具备在数字环境中获取生产生活信息、使用电商和金融服务、参与公共事务和风险防范的能力。其特殊性在于它深受城乡差距、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往往缺乏同等水平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因而数字素养的形成更依赖于外部制度供给与基层组织的引导。这一特征决定了农民数字素养不仅是个体能力的集合，也是社会制度与乡村环境互动的产物。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既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互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技术可得性与个体能力之间的错位，也深刻影响着乡村产业振兴、治理振兴与文化振兴的具体实践。因此，厘清二者的互动逻辑，是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本部分从三方面展开论述：数字鸿沟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制约逻辑、农民数字素养对数字鸿沟的反向作用，以及二者互动对乡村振兴的综合效应。

数字鸿沟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制约逻辑

　　数字鸿沟作为信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直接决定了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空间。根据经典界定，数字鸿沟至少包含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三个层次，这在中国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基础设施不足导致农民在接入阶段就已落后。尽管我国已基本实现行政村光纤和4G全覆盖，但在西部山区和边远地区，网络信号仍不稳定，资费相对较高，制约了农民日常使用频率。另一方面，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农村居民缺乏数字技能的启蒙与系统培训，进而在使用层面表现出显著劣势。制度供给的不足与碎片化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学习动机。很多培训项目短期化、形式化，缺乏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内容，导致实际应用时出现断裂脱节。

　　由此可见，数字鸿沟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约束，更是一种先决条件。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往往被动依赖于外部资源配置，而这种不平等的起点，使得数字鸿沟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起点差距会在后续阶段被不断放大，最终导致城乡数字能力的代际累积差异。

农民数字素养对数字鸿沟的反向作用

　　然而，农民并非完全被动接受结构性约束。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反过来也会影响数字鸿沟的缩小或扩大。首先，数字技能的不足会加剧“应用型鸿沟”。例如，部分农民虽然拥有智能手机，却仅限于娱乐功能，而难以使用政务服务、金融理财或农业信息平台，从而在“会用”与“用好”之间形成落差。其次，学习路径依赖成为阻滞。年长群体习惯依赖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逻辑，缺乏主动学习数字工具的意愿。这种认知与文化上的路径依赖，使得数字鸿沟在代际之间被固化，但也存在部分群体通过创新性使用实现跨越的现象。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例，他们善于利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传播，推动了农产品销售与农村旅游的发展。这说明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可能形成正向反馈，通过从个体突破到群体效仿的过程，推动数字鸿沟的缩小。

　　因此，农民数字素养并非只是数字鸿沟的被动产物，更是数字鸿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素养提升可以撬动逆向效应，从而使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结构性约束，进入数字赋能的良性循环。

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互动对乡村振兴的综合效应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的互动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一是对产业振兴的效应。数字鸿沟会限制农民获取市场信息与进入电商平台的机会，而素养不足则削弱了他们利用平台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能力。这种互动效应往往导致农村电商发展呈现头部集中、尾部分散的格局：部分高素养群体迅速崛起，而一些农民仍局限于传统模式。二是对治理振兴的效应。乡村治理现代化强调政务上网、信息公开和群众参与，但数字鸿沟与素养不足使部分农民无法有效使用政务平台，结果形成技术上的形式参与和实质上的排斥，削弱了治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三是对文化振兴的效应。数字鸿沟与数字素养互动影响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传播。低素养群体常常被动接受外部信息，难以通过数字工具表达乡土文化;而高素养群体则能够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方式主动传播本土文化，促进文化的数字再生与认同。

　　整体来看，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的互动逻辑既包含制约与反制约的张力，也包含风险与机遇的双重性。它不仅决定了农民个体的数字化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性成效。治理过程往往是一种动态协同过程，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与数字鸿沟的缩小，必须在制度设计、社会资本与个体能力之间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困境与优化路径的对应分析

　　在乡村振兴语境中，数字鸿沟与农民数字素养之间的互动逻辑，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困境与现实选择展现出来。困境并不是简单的障碍，它们本身构成了优化路径的起点;而路径也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对现实约束的回应与修正。因此，将困境与路径置于同一框架内加以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多维性，也能更清晰地展现乡村数字转型的内在逻辑。

技术基础的断裂与再平衡

　　在许多农村地区，数字化的第一道门槛依然在于基础设施。虽然行政村普遍实现了网络覆盖，但边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乡镇的信号质量、宽带稳定性和资费水平，依旧成为制约农民接入的现实瓶颈。这种不均衡，使得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一开始就面临起跑线落后的困境。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即便有网络覆盖，村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支撑仍显单薄，农民缺少实际应用的场景，数字技能的培养因此难以沉淀。

　　要走出这种困境，优化路径并不只是补建基站，而是推动城乡数字公共资源的再平衡。网络的普及需要与公共服务的嵌入相结合，如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数字角，让农民可以体验政务服务、医疗挂号、远程教育等功能。只有让数字化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基础设施才不再停留在“通了网”，而是转化为“用得上”。

教育代际的差异与分层培育

　　农民数字素养的不足，并不是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带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年长群体普遍对新技术保持距离，甚至产生“数字惰性”：他们缺乏学习动力，也缺乏学习的环境。相反，年轻一代对娱乐型应用如短视频、游戏上手很快，却在政务办理、农业信息获取和电商经营等方面表现笨拙。这种会玩但不会用的状态，使得数字工具的潜在价值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由此出发，路径的设计不能是单一的全民普及，而是要有针对性地分层培育。老年群体需要的是简明易行的生活应用培训，如医保缴费、看病挂号等;青壮年农民则更需要与生计挂钩的应用能力，如怎样在平台上推销农产品、怎样使用农业信息系统等;青少年群体则可以被引导进入创新性领域，避免数字素养停留在低层次的娱乐消费。不同群体的能力培养既要差异化，又要在村庄层面形成整体性，让数字能力像文化习俗一样逐步内化。

制度供给的碎片与在地化改革

　　在制度层面，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并不是没人关注，相反，各类培训项目层出不穷。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培训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短期化的特点，很多课程与农民的实际需求脱节。制度供给与基层需求之间的错位，使得数字素养建设流于形式。

　　真正的路径不在于增加培训次数，而在于让制度供给与农民的生活场景发生对接。这意味着培训要有分类选择，让村集体根据自身产业特征来决定内容：养殖村可以开设农技信息化课程，电商村则着重直播与物流知识。更为关键的是，培训应当纳入乡村治理的制度考核，成为干部考核指标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保证其持续性和有效性。通过“培训—应用—反馈”的闭环设计，制度供给才能摆脱碎片化，真正内生化为治理机制的一部分。

风险隐患的积累与信任重构

　　数字技术并非纯粹的福音，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电信诈骗、网络谣言和虚假广告，往往集中侵蚀那些缺乏辨识能力的农村群体。很多农民因为受骗而对数字工具心生戒备，导致“不敢用、不愿用”。因此，数字鸿沟不仅是技术和技能的差距，更是信任与安全感的断裂。

　　在这种情况下，路径的构建必须从风险治理出发。除了加强县、乡、村三级的信息安全宣传，更重要的是建立群体性的信任机制。例如，村集体或合作社可以成为数字交易和政务代理的信誉承担方，通过集体信用来消解个体的不安。信任的重建不仅仅依赖技术屏障，更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再配置。只有让农民在数字空间中感到安全，素养的提升才会转化为实际的应用。

文化惯习的阻滞与认同塑造

　　在所有的困境中，文化层面的制约往往最隐性，却也最根深蒂固。农村社会以熟人关系为基础，农民习惯通过亲缘、地缘网络获取信息与解决问题。这种文化惯习与数字技术的逻辑存在张力：一个强调面对面的信任，一个强调技术化的规则。即便基础设施建成，培训落实，如果文化认同缺失，数字工具仍然可能被边缘化。

　　优化路径必须重视这种文化张力，而不是试图直接替代。乡贤、村干部、宗族长辈等群体，可以成为数字化的翻译桥梁，在熟悉的信任网络中推广新技术。同时，数字治理也应与乡土文化结合，如将村规民约转化为数字积分制，用农民熟悉的方式建立规则。通过文化认同与制度供给的互动，数字素养才能不再是外来之物，而是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