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文化振兴既是延续农耕文明根脉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乡村发展动能转换难题的战略选择。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主体参与及文化认知不足、基础设施与资源保障薄弱、文化传承与创新失衡等挑战，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升级、农村基层治理优化和农民精神面貌持续改善的进程。深入探究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立足“三农”工作的现实需求，系统解析文化振兴的战略价值、现实瓶颈与突破策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参照。

文化振兴的核心意义

文化传承与根基维系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千百年来的农耕智慧与集体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关乎技艺的延续，更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精神纽带;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互动，既保留了文化基因，又创造了经济价值;传统村落的修复与活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系统性保护古建筑群落，将历史文脉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本，使村民在参与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化身份认同。

经济融合与产业赋能

　　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正在重塑乡村产业格局。例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银器工匠将传统錾刻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形成从原料加工到文创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证明非遗技艺具有强劲的市场生命力。农产品的文化赋能路径同样清晰，如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依托传统稻鱼共生系统，借助农产品溯源体系与品牌故事构建，使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溢价。此种融合创新打破了文化产业与农业经济的界限，形成“以文促产、以产养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文化符号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时，乡村经济便获得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为产业振兴开辟出更广阔的价值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振兴的核心挑战

主体参与及文化认知不足

　　在城乡发展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首要困境源于认知体系的错位与主体力量的流失。部分地区将文化振兴简单等同于文旅项目开发，忽视了对传统伦理体系、生活方式等深层价值的挖掘。这一倾向易使文化政策在执行环节出现差异化落实，如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短期可见收益的景区建设，却削减对非遗传承、民俗活动等基础性文化载体的投入。此外，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动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传承危机，青壮年群体向城市迁移不仅造成劳动力缺失，更割裂了代际间的文化传递链条。留守老人与儿童因知识结构局限，既难以理解传统技艺蕴含的智慧，也缺乏创造性转化文化资源的能力。当文化自信在代际断层中逐渐消解时，乡村社会便陷入价值真空状态。

基础设施与资源保障薄弱

　　文化振兴的物理载体建设迟滞，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困境之一。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覆盖率与可达性失衡，部分行政村虽建有文化活动室，但受制于场地狭小、设施陈旧等问题，难以承载戏曲展演、手工培训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数字鸿沟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文化传播效能，网络信号不稳定使云端文化资源难以触达田间地头，留守群体借助新媒体接触现代文明的渠道受阻。人才流失问题在文化领域尤为严峻，本地文化能人因缺乏职业发展通道选择进城务工，外部专业人才则受制于生活配套不足难以扎根乡村。乡村学校艺术类课程开设率不足，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停留在符号化层面，影响乡村文化传承群体的素养结构。

文化传承与创新失衡

　　在文化传承纬度，传统村落的消亡，远不止于建筑形貌的消失，更意味着文化记忆载体的消亡，当祠堂、戏台等公共文化空间被标准化民居取代时，附着其上的集体仪式、社群交往模式也随之瓦解。同时，非遗传承面临“活态化”传承困境，掌握传统技艺的匠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青年学徒因经济回报率低缺乏学习动力，导致如木版年画、手工造纸等技艺面临传承困境。在创新发展维度，部分乡村陷入“模仿性现代化”误区，盲目照搬城市文化元素，建设仿古商业街，将原本鲜明的地域文化稀释为同质化的旅游消费品。此种表层化开发模式割裂了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如将传统节庆简化为舞台表演项目，消解了其原本具有的农耕时序调节、社区关系维系等深层功能。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驱动下的文化重构现象，传统工艺为迎合市场审美发生基因变异，最终导致文化本体价值的消解。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张力若不能有效调和，乡村文化将面临“传统断裂”与“创新异化”的双重危机。

系统集成度不足与社会协同不足

　　文化振兴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面临系统集成度不足的障碍。多部门共管导致权责边界模糊，交叉重叠问题突出。政策供给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错位，一些地区将城市文化建设标准简单套用于乡村，要求行政村建设标准化图书馆，却忽视了对口传文化、活态传承等本土特性的适配性设计。在社会协同层面，社会资本对乡村文化领域多持审慎观望态度。现有激励政策多停留在税收减免层面，缺乏对文化价值转化机制的专业指导，难以激发市场主体深度参与的热情。

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振兴的应对策略

重塑文化认知与主体参与

　　文化振兴的深层突破始于价值认知体系的重构与主体能动性的系统性激活。需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价值传导机制，将文化振兴的战略意义嵌入基层治理的思维范式与行动逻辑。为此，当地可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文化培训体系，组织民俗学者、非遗传承人、文化企业家形成“流动智库”，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沉浸式文化价值阐释，重点解析传统农耕智慧中的生态伦理、手工技艺中的工匠精神、节庆习俗中的社群治理经验，帮助基层干部突破将文化工作等同于节庆表演的浅层认知，形成“文化资源即发展资本”的战略共识。针对农民群体的认知提升需设计具象化体验场景，如乡村可在村史馆设置“时空对话”互动展区，经过复原传统农具操作、方言戏曲对唱等参与式体验，唤醒代际间的文化记忆共鸣，使村民在触摸祖辈智慧结晶的过程中重构文化身份认同。主体性激发需要制度性创新支撑，可探索建立村级文化议事会制度，由返乡青年、乡贤能人、非遗传承人等组成决策咨询机构，对文化项目立项、资金使用等核心事项进行民主协商，形成“村民提案—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的闭环机制，确保文化发展始终与群众真实需求同频共振。文体活动创新应根植本土文化基因，“村晚”策划需突破歌舞会演模式，将二十四节气农耕时序转化为艺术创作素材，使开犁仪式、采茶山歌展演等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载体，借助周期性、仪式化的文化实践强化社群凝聚力。移风易俗工程须与传统道德精髓形成价值共振，借鉴“六尺巷工作法”的调解智慧，将“礼让和睦”的处世哲学转化为现代村规民约。建立红白理事会星级评定制度，对文明家庭给予集体经济分红倾斜、公共资源优先使用权等激励，使道德建设与物质利益形成正向互促。此种认知重塑与主体激活的耦合机制，能够形成多方共建、成果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强化基础设施与资源保障

　　文化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需要突破“重硬件轻效能”的线性思维，构建“物理空间迭代+数字平台赋能+人才网络激活”的立体支撑体系。财政投入机制创新应建立文化项目优先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中单列文化板块并实施动态增长机制，重点支持兼具文化保护、民生服务、产业孵化功能的复合型设施建设。传统祠堂的修复工程需突破建筑本体保护范畴，经过植入乡村典籍馆、非遗工坊、村民议事厅等复合功能，使其转化为承载历史记忆、传习传统技艺、培育公共精神的多元文化枢纽。数字化建设需着眼文化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动作捕捉等技术建立濒危技艺数字档案库，既为文化基因留存高精度数据副本，也为后续创意开发提供数字化素材支撑。人才培育体系要形成梯度化培养机制：针对乡土文化传承人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借助“名师带徒”制度保障技艺代际传递;与职业院校共建非遗传承特色学院，将传统技艺考核纳入学历教育体系;创新“文化特派员”派驻制度，遴选文旅策划、品牌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组建驻村服务团，建立“技术指导+项目孵化+资源对接”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教育支撑体系改革需推动乡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开发《农事谚语中的科学智慧》《传统工艺中的数学原理》等校本课程，使青少年在知识习得中理解文化价值，培育新生代文化传承群体。资源输送网络优化需创新“流动+定点”服务模式，配备具备AR互动功能的智能文化车，构建“县级总馆—乡镇分馆—村级驿站”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借助云端资源精准投放，破解偏远山区文化服务“末梢梗阻”。此种立体化保障模式能够突破资源分散化、碎片化困境，为文化振兴提供持久动能。

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建立“基因保护—载体更新—价值再造”的螺旋式发展路径。农耕文化保护应实施分类施策策略：对具有活态传承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划定生态种植保护区，维持传统农作方式与生物多样性;对濒临消失的技艺，借助“影像志+传承人口述史+实物标本”三位一体方式建立基因数据库。村落更新须遵循“微介入、轻改造”原则，在保持街巷肌理、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将闲置民居改造为乡土民宿集群，植入现代生活设施的同时保留传统空间叙事逻辑，使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创新表达需把握文化本真性与时代性的平衡点：传统木版年画的再设计应保留核心纹样符号体系，借助载体转换开发光影艺术装置、数字藏品等新形态;乡村音乐创作可融合方言音韵与现代编曲技术，借助短视频平台实现裂变式传播。文旅融合需突破“景点观光+舞台表演”的浅层模式，设计“深度体验+教育研学”复合型产品，将稻田耕作、草木染制作等生产环节转化为沉浸式文化课堂，使游客在参与农事实践中理解农耕智慧。电商赋能需构建文化IP孵化体系，借助品牌故事挖掘、视觉符号提炼、包装系统重构，将手工艺品从地域特产升级为文化符号载体，打造具有情感溢价能力的“乡村文化礼物”。文化品牌建设应实施“大地艺术季+常态化展演”双轮驱动，在稻田、茶山等生产场景中植入环境艺术装置，举办二十四节气主题诗会、乡村戏剧节等品牌活动，构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化体验场域。此种创新转化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文化价值释放通道，使传统要素基于现代语境的创造性转译获得新生，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完善政策与社会协同机制

　　政策体系的优化需要从零散化供给转向系统性制度创新，构建“顶层设计—实施路径—保障机制”的完整闭环。政府应加快制定《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条例》进行专项立法保障，明确文化资源确权登记、开发利用的法定程序，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设立文化振兴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整合文旅、住建、教育等部门的政策资源，建立“项目联审、资源联用、成效联评”的协作框架。深化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增设文化生态健康度指标，将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率、非遗传承人代际培养率等纳入绩效考核，形成差异化、可追溯的评估标准。创新社会资本引入机制，探索“文化资源作价入股”模式，村集体以非遗技艺、传统建筑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与企业共建混合所有制文化运营公司，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培育社会组织，重点发展乡村文化合作社，通过资质认证、项目竞标等方式提升专业运营能力，使其成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组织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建设政社协同平台，创建“文化振兴服务超市”，整合政府资源库、企业需求池、乡村供给端三方信息，定期举办项目路演、资源对接会，促进要素精准匹配。创新文化治理，构建“需求感知—服务供给—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村民文化需求动态监测系统，根据反馈数据调整服务内容与形式，确保文化发展始终与群众期待同频共振。此种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政府主导力、市场配置力、社会创造力聚合的文化振兴新生态，为“三农”工作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借助构建文化认知重塑机制、资源保障体系、创新转化模式与协同治理格局，能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元素，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文化支撑，为农民职业素养提升奠定文化基础。未来的实践探索需持续深化文化振兴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组织建设的系统联动，使文化力量真正转化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持久动能。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