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包括公建民营模式、民办公助模式、社区嵌入式服务模式、医养康养结合模式。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这些模式存在政策制度、市场经营、服务质量、社会舆情等风险，对运营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基于风险分析，相关部门可通过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构建多元融资体系、培养更多专业人才、营造社会效益共创氛围等策略加以应对，以期为社会资本更充分、更高质量参与乡村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而乡村地区的老龄化形势尤为严峻，传统的家庭养老与政府托底模式已难以满足广大乡村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在此背景下，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既是填补服务缺口、提升服务质量的现实路径，也是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介入乡村养老领域，并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与实践。然而，乡村养老市场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社会资本的参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很多风险。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的主要实践模式，并深入剖析其中潜藏风险，进而为构建科学、有效的引导与优化策略提供支持，以期促进乡村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

公建民营模式

　　公建民营模式是指由政府出资或利用现有公共资源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进而通过公开招标、委托运营等方式引入社会专业机构负责具体运营管理的一种合作形式。在乡村养老服务领域，这一模式主要应用于乡镇敬老院、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的改造与升级。在具体运转时，政府主要承担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设备购置的投入责任，并负责制定服务标准、进行价格指导和实施监督管理;而社会资本作为运营方，则凭借专业管理、服务创新、资源配置等优势开展日常运营、人员招聘培训、具体服务提供、品牌维护等工作。这种分工可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直接运营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管理负担，同时在社会专业力量支持下，养老服务效率和品质得到有效提升，使原有公共养老设施焕发新的活力。

民办公助模式

　　民办公助模式是指社会资本作为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给予一定扶持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这种模式在乡村地区主要表现为社会力量独立兴办小型养老院、老年公寓、日间照料中心等。该模式可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社会资本可根据当地养老需求自主投资决策、选址建设和运营管理，服务形式和内容更为灵活多样，能够更好地响应不同层次、不同特点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则从旁助力，如优先保障养老用地、简化审批流程、按床位或服务人次给予建设或运营补贴、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进而降低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前期运营压力，弥补乡村养老服务市场因消费能力有限带来的盈利困难，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流向乡村养老领域。

社区嵌入式服务模式

　　社区嵌入式服务模式强调依托或整合乡村社区既有资源，将小规模、多功能、专业化的养老服务直接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居住环境，达到提供就近、便捷服务的目标。这种模式不追求建设大型机构，而是以社区为平台，发展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助餐助浴、康复护理、文化娱乐、上门服务等项目。因此，该模式核心价值是“在地化”与“便捷性”，有助于紧贴老年人实际生活圈，有效满足其“不离家、不离乡、不离亲”的养老意愿。在具体运转中，社会资本通常以运营方角色介入，可通过租赁或改造社区闲置房屋设立服务站点，或者以品牌化、连锁化的方式为多个村庄提供标准化上门服务与专业指导，服务内容既包括提供解决日常实际困难的“刚性”服务，如助餐、助洁，也包括提供丰富精神生活的“柔性”支持，这样可有效弥补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机构养老接受度不高之间的空白，是乡村养老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养康养结合模式

　　医养康养结合模式是针对乡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保障需求，将基础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养老服务进行有机整合的一种服务形态，该模式超越了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将老年人健康维护、疾病治疗、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作为重点。在具体实践中，该模式呈现出多种路径，常见形式是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或与邻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稳定协作关系，通过医生定期巡诊、开设绿色通道等方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基本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另一种形式是医疗机构利用资源优势延伸开展老年康复、长期照护或安宁疗护等服务，此外也出现了以康养为特色，整合乡村生态资源，提供休闲养生、健康调理、慢病管理等服务的乡村康养项目。该模式可较好地回应老年人最关切的健康需求，通过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对接，减少老年人频繁往返于家庭、养老机构和医院之间的不便，而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提供医养结合服务能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服务附加值。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模式存在的风险分析

政策制度风险

　　政策制度风险源于养老服务领域相关法规政策的不完善、不稳定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社会资本的长期投入与稳定运营带来了挑战。一是国家层面，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专门性、系统性扶持政策仍显不足，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时普遍缺乏统一、清晰的顶层指导，导致各地补贴标准、优惠幅度、准入条件存在差异，政策“碎片化”现象明显，使得社会资本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在进行跨区域布局或长期投资决策时顾虑重重;二是政策执行存在落差，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用地、税收、水电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措施，但在基层实践中，这些政策可能因部门协调不畅、权属认定复杂等原因难以落实，如民办养老机构申请信贷时常因无法取得所租赁物业的产权证明而遭遇融资壁垒，致使支持政策无法转化为实际经营助力。

市场经营风险

　　市场经营风险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本参与的可持续性，当前其最核心的风险在于盈利能力薄弱且回报周期漫长。养老服务本身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乡村老年群体支付能力普遍有限，使得收费水平难以大幅提升，这种“微利”甚至“无利”的经营现状会严重削弱社会资本的进入意愿和持久经营动力。融资渠道存在狭窄化现象，如养老机构尤其是民办非营利性机构普遍缺乏有效的抵押物，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社会资本主要依赖自有资金或个人借款，存在资金链脆弱短板，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易陷入困境。此外，市场供需结构失衡也是风险所在，一方面乡村养老服务存在巨大需求缺口，另一方面部分已建成的养老机构却面临床位空置率较高窘境，反映出服务供给与老人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使得许多机构服务内容“停滞不前”，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多元化、高层次需求，导致有效需求无法转化为实际消费。

服务质量风险

　　服务质量风险直接关乎养老服务核心价值与老年人切身利益，但当前专业人力资源极度匮乏，导致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升。从实际情况看，乡村养老机构普遍面临护理员“招不来、留不住、素质低”难题，现有服务人员队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多为本地中年或老年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系统的护理知识、急救技能及老年心理学培训，难以保障服务质量的连续性与安全性，更无法应对失能、失智老人的复杂照护需求。在服务内容上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精神”现象。例如，许多项目开发中，开发者会将主要资源投入在设施建设上，但其所能提供的服务却停留在助餐、保洁等基本层，而对于乡村空巢、独居老人普遍存在的孤独、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缺乏专业服务，难以真正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社会舆情风险

　　社会舆情风险指因公众认知偏差、信任缺失或负面事件发酵，导致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的正当性与形象受损，进而影响其可持续发展。首先，存在公众认知与信任危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过去个别地区养老服务领域发生的负面事件，导致部分乡村居民对社会资本参与的养老项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他们可能将市场化运营简单等同于“唯利是图”，担心机构会降低服务质量以牟取利益，或对预付费等模式抱有警惕心理，认为其可能是变相的“集资”陷阱。其次，负面事件扩散效应极强。一旦某个养老机构发生服务质量事故、安全事故或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经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传播后，极易产生放大效应，不仅涉事机构将面临毁灭性打击，还可能引发公众对整个民营养老行业的不信任。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模式优化引导策略构建

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

　　打造稳定、清晰且可执行的政策体系是引导社会资本长期、安心投入乡村养老服务的基石。在具体实施中，相关主体可从以下方面深化政策供给：首先，推动形成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的政策体系。国家层面应着力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宏观指导性法规，明确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监管原则，破除“医养结合”等模式面临的部门管理壁垒;而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则需制定更为详尽的实施细则与落地办法，将土地、税收、补贴等优惠条款具体化、标准化，减少因地方理解与执行差异带来的落差。其次，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差异化。鉴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养老传统等因素影响，政策支持不宜“一刀切”，如对于运营基础薄弱、支付能力有限的偏远乡村，政策重心可放在提高运营补贴、购买基本服务上，确保服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对于条件相对较好、需求多元化的地区，则可鼓励社会资本探索中高端、特色化服务，并在审批流程、市场准入上予以便利。

构建多元融资体系

　　破解乡村养老服务项目普遍面临融资难、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瓶颈，应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多元化、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政府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除了直接财政补贴，更应该创新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如扩大养老服务产业引导基金规模与覆盖面，通过股权投资、优先股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支持初创期和成长期项目;探索设立乡村养老服务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相关贷款给予一定比例风险分担，增强其放贷意愿。大力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如应收账款质押、收费权质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等创新担保方式，鼓励符合条件、运营稳健的养老服务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普惠型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积极引导社会公益资本参与，如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鼓励企业将社会责任资金、慈善信托、公益基金会等社会资源投向乡村养老领域，并重点支持带有普惠、互助性质的养老服务项目。

培养专业人才

　　专业人才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可以为提升服务质量、防范运营风险提供支持。想要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可以从培养、吸引、留住三个环节进行系统性、前瞻性规划与投入。在人才培养方面，鼓励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增设老年服务与管理、康复护理、老年社工等相关专业，并推动其与品牌养老机构、连锁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实施“订单式”培养，如课程设置需紧密结合乡村实际，强化基础护理、老年常见病照护、心理健康支持、应急处理等实用技能。在人才吸引方面，需要综合施策提升职业吸引力，如各级政府应牵头制定并落实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入职奖励、培训补贴等专项激励政策，还要推动养老机构建立基于技能等级、工作年限、绩效考核的薪酬增长机制，确保养老服务专职人员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服务业平均水平。同时，着力改善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环境、建立清晰的职业资格晋升通道，为提升其职业自豪感与社会认同感提供支持。在人才留用方面，养老机构运营主体应树立“员工第一”的管理理念，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提供宿舍、组织团建、设立关怀基金等方式，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稳定性。

营造社会效益共创氛围

　　社会资本在乡村的成功运营，离不开社区理解、信任与参与，因此应营造认可其价值、包容其发展、监督其行为的社会效益共创氛围。首先，增进沟通，构建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在项目投入前期应主动深入社区，通过村民会议、家庭访谈、需求调研等方式充分了解本地老人的真实需求与顾虑，确保服务设计更接地气。同时，可邀请村民代表、老人家属参与服务质量监督，并建立透明、通畅的信息反馈与投诉处理渠道，旨在展示专业能力与责任担当，逐步消解公众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与疑虑。其次，创新模式，促进多方参与和价值共享。鼓励社会资本运营的养老机构打破封闭运营模式，向社区开放部分设施与服务，如助餐点、活动室、康复器材等，使其成为社区公共服务节点;还可以积极构建“机构+社区+家庭”联动网络，使机构专业团队向外输出培训、评估、指导服务，更好地赋能家庭照护者与社区志愿者。最后，加强宣传引导，塑造积极正向的行业形象。政府、媒体与社会组织应协同合作，广泛宣传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服务的成功案例、先进事迹与正面价值，突出其在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贡献。

　　引导社会资本有效参与乡村养老服务关乎民生福祉，不仅能缓解乡村养老压力，还能激发市场活力和构建多元协同养老服务体系。本文对当前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养老的多元模式进行分析，并探索其存在的各类风险，进而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更强合力、更具前瞻性和精细化的引导策略。未来，相关研究还要继续深入，通过构建更先进、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模式，确保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使乡村养老服务更具有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