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升级和人才支撑，培养乡村电商人才是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本文围绕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政策相关内容，探讨发展乡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的必要性;结合政府政策文献，梳理了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政策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初步探索、体系化建设、深化整合三个阶段;总结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尚存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推动培训模式向精准与实效转型、构建激励有效的人才留存与发展生态、创新县域产教融合的实体化协同机制等优化策略，以期对后续乡村电商人才培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农村电子商务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其不仅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工具，更是驱动农业产业链升级、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引擎。政府也将发展农村电商作为赋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路径。

　　产业的升级转型，归根结底依赖人才支撑。农村电商的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护航。《“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等政策，将农村电商人才等人才培育列为重点任务，凸显了其在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培养一支既懂乡村又善经营的电商人才队伍，已成为将政策机遇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的重要环节。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已颁布多方面多层次的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支持政策。系统回顾和梳理现行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支持政策，检视其现状与成效，发掘执行方面的短板，对于推动政策优化、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人力资本支撑，具有重要价值。

发展乡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的必要性

　　乡村的全面振兴，关键在于破解人才瓶颈、激活内生动力。当前，乡村电商发展的核心瓶颈已从初期的基础设施问题，转向更深层次的“人才匮乏”议题。因此，构建系统化、高效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具有深刻现实紧迫性和战略意义的必然选择。

破解乡村人才流出困局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乡村青年、优质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乡村发展面临“空心化”挑战，内生动力不足。中央政策明确将“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置于重要位置。发展乡村电商，其核心价值之一在于能在本地创造新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从而激励更多乡村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良性循环发展。通过系统性的电商技能培训、创业孵化和政策支持，旨在赋能留守青年、返乡人员等群体，使其无需远离乡土就能获得有前景的发展空间。例如，四川省巴中市实施的“万人千村”电商人才培训工程，正是试图通过规模化、组织化的技能输入，将本地劳动力转化为电商从业者，为乡村培育稳定的产业发展力量。构建人才培养支持体系，正是将这种机会创造机制化、常态化的关键，是从根本上应对人才净流出、实现本土育才与人才回流的战略举措。

防止乡村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边缘化的关键举措

　　数字经济在带来普惠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因接入能力和应用技能的差异加剧发展不平等。对于乡村地区而言，防止被边缘化，不仅需要完善宽带网络等“第一道鸿沟”的基础设施，更亟须跨越数字技能与应用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商务部等部门在《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将“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任务，其深层意图正是通过有组织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乡村主体利用数字工具参与现代经济的能力。若缺乏外部系统性的支持，分散的农户和小微主体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电商运营、市场推广和供应链管理。因此，建立人才培养支持体系，是帮助乡村社会及其成员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创造者的核心支撑，是确保乡村平等分享数字化红利、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工程。

呼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

　　乡村振兴是国家层面的宏大战略，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亟须具体抓手与落地路径。发展乡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正是将这一战略从宏观蓝图转化为微观实践的关键性具体落实。一方面，它直接服务于产业兴旺，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数字技能与市场意识支撑。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生活富裕，通过拓展增收渠道，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微观基础。同时，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人才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重塑人的能力，为乡村治理有效与乡风文明培育新型主体。因此，构建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支持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在人力资源开发与数字乡村建设交叉领域最直接的实践回应。

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政策发展历程

　　乡村电商人才作为连接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能动者，其培养工作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我国电子商务的普及与农村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相关培养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地方自发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从技能普及到体系化培育的演进过程。

初步探索与地方试点阶段

　　这一阶段以国家宏观战略的提出和地方自发实践为主要特征。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为乡村电商发展奠定了基调。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将“大力培养农村电商人才”作为七项核心政策措施之一，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电子商务百万英才计划”，旨在对农民、合作社和政府人员等进行大规模技能培训，这标志着乡村电商人才培养被正式纳入国家政策议程。

　　此时的政策导向侧重于普及与启蒙。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等电子商务基础较好的省份率先开展地方性探索。这些探索多由县级商务、农业部门主导，联合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共同推进。培训内容以基础的电商平台操作、网络购物和简单的农产品上行知识为主，形式多为短期、集中的技能讲座。如2014年启动的“浙江电商百强县”创建工作中，基层电商培训便是核心考核指标之一。

　　此阶段的政策实践实质上是将外部数字技术引入乡村社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化”尝试。它初步触动了乡村原有的信息传播与商品交易网络，培育了一批追逐数字经济的“乡村先行者”。

体系化建设与多元协同阶段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展开，电商扶贫成为重要抓手，人才培养政策也随之进入体系化、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2017年，商务部办公厅为落实2015年的指导意见，印发了《农村电子商务服务规范(试行)》和《农村电子商务工作指引(试行)》，系统性地提出了构建包含“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在内的县域公共服务体系框架。文件明确要求培训体系应“提供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的电子商务理论及实操培训”“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理论和实践能力强的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这标志着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制度化、标准化建设转变。

　　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是培训体系的制度化与培育对象的精准化。一方面，国家层面推动将电子商务课程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体系，使电商培训成为农业农村领域常规性人才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政策开始聚焦关键群体，如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以及合作社带头人，旨在培育能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

　　这一阶段政策的协同性显著增强。教育部门鼓励职业院校开设农村电商相关专业;共青团中央发起“青春建功”系列活动，组织青年参与电商实践;大型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系统性培训项目，如京东的“农民丰收节培训”等。这种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模式，标志着乡村电商人才培养从政府单方面供给转向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与整合。

深化整合与高质量发展阶段

　　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政策与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的整体振兴结合得更为紧密，进入了以“提质增效”和“支撑产业”为核心的深化整合阶段。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农村电商人才”明确列为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培育的五大类人才之一，将其提升至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

　　此阶段政策的突出特点是目标导向的高标准与培育内容的拓展。以2024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性文件，政策设定了“用5年时间培育10 000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人”等量化目标。政策强调人才培育必须服务于品牌建设、供应链整合和产业升级，培训内容已远远超出基础操作，扩展至直播电商、内容创作、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数据分析乃至跨境电商等复合型技能。同时，政策着力构建“育、用、扶”一体化支持体系：在“育”的方面，要求省级部门编制本土化培训教材;在“用”的方面，支持打造县域直播电商基地等实践平台;在“扶”的方面，联动多部门提供创业担保、补贴乃至职称评定等持续激励。

　　这一阶段的政策标志着乡村电商人才的角色，正从初期的“技术采纳者”和中期的“创业个体户”向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结构重塑的“新乡贤”与“产业组织者”转变。政策通过构建融合技能培训、实践平台、社会认可与金融支持的综合生态系统，不仅旨在培养个体的数字技能，更意在催化形成一个具有持续内生动能、适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数字职业群体，从而更深层次地推动乡村社会的转型。

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存困境

　　尽管国家层面已构建起日益完善的政策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乡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仍面临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维度的系统性困境，制约了政策效能的充分释放。

培训内容与乡村实际需求的匹配度不高

　　当前，许多培训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课程设置往往偏向通用理论和大平台操作，呈现同质化的特征，与本地农产品特点、文化传播等具体需求结合不紧密，一些培训成了走过场。更深层的问题是，培训常常孤立进行，与当地物流、品牌建设等配套服务脱节。即使培养了相关人才，也因缺乏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支持而难以施展，导致培训效果不佳。

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问题突出

　　乡村电商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挑战。一方面，本地有经验的年轻劳动力外流普遍，留守人员学习新技能速度较慢;另一方面，外界专业的运营、设计人才因乡村工作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生活便利性不足而不愿深入乡村。即使本地培养出一些能手，他们也常常因缺乏长期稳定的收入保障和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而选择离开。许多支持措施是短期或一次性的，无法提供持续激励，形成了“一边培养、一边流失”的困局。

校企合作与产业需求衔接不紧密

　　当前，“产教融合”在实践中存在落地不畅问题。学校的电商教学多基于普遍案例，很少专门针对农产品电商开发课程，学生所学内容与乡村实际脱节。企业培养则因企业经营目标的导向，同时受限于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注重实际特定技能的教育，致使学生只能获得零散的、片面的相关经验。此外，一些企业和学校之间开展合作培养的意愿较低，致使校企合作容易停留在签署协议层面，难以深入开展，无法满足乡村电商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急切需要。

乡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分析

　　针对当前培养模式存在的短板，优化培训策略必须超越简单的数量增长，转向构建一个需求精准、激励有效和协同紧密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

推动培训模式向精准与实效转型

　　破解培训供需错位，关键在于建立以本土产业需求为核心的闭环系统。县级主管部门需牵头开展精细化需求调研，联合乡镇与经营主体，精准识别本地特色产业在电商化过程中的具体瓶颈，形成课程开发依据。培训内容应彻底脱离通用模板，转向开发模块化、场景化的乡土教材，深度融合农产品特性与营销周期进行实战教学设计。同时，要改革考核机制，从统计培训次数转向长期跟踪参训人员的实际运营成效，并将效果数据反馈用于课程迭代，形成从需求诊断、培训实施到效果评估、持续优化的完整闭环，确保资源投入能切实提升产业能力。

构建激励有效的人才留存与发展生态

　　解决人才留不住的问题，需提供超越短期培训的成长赋能体系。首要任务是联合社会力量，为从业者设计更清晰的职业进阶通道，并将技能认证与地方性的创业补贴、信贷优惠等激励政策实质性挂钩，让人才发展有路径、有回报。其次，应整合县域资源，在公共服务平台上提供涵盖运营支持、金融对接与社群互助的一站式赋能，降低创业门槛与风险。此外，可以通过将优秀人才纳入乡村带头人培育序列、广泛宣传成功案例等方式，增强其社会认同感与乡土归属感，从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其营造安心扎根的环境。

创新县域产教融合的实体化协同机制

　　推动产教融合走出形式化，应当创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实体化运作机制。由地方政府主导，聚合地方院校、龙头企业及平台资源，共同成立新型县域产教融合运营中心，作为统一对接需求、开发课程、管理实训的实体平台。其核心运作模式是将企业的真实运营项目转化为学校的实战教学课题，由校企双师共同指导学生完成，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最终，需通过明确的章程建立成果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如将企业接收实训折算为投入、共享孵化成果收益等，以此激发各方尤其是企业端持续深度参与的内生动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