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提升其效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乡村治理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是一个有机系统：政治建设确保方向正确、组织建设整合治理力量、思想建设凝聚价值共识、制度构建保障协同运行，四者相互促进，形成效能提升的良性循环。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建引领呈现丰富多元的实践形态。以坚持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根本前提，综合运用法治、德治、自治等方式，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党的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全会重要决议以及专项党内法规等核心文献与制度规范之中，逐步构建起持续演进、不断深化、系统完备的理论与政策体系，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治理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

　　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振兴、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关键路径。它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确保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根本性成就，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从制度上确立了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显著增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通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四议两公开”等民主决策制度全面落实，村级事务运行更加规范透明。广大党员在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党群干群关系持续改善，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乡村振兴生命力被有效激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

　　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系统，该系统以政治建设为引领，为治理实践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和方向指引;以组织建设为基础工程，通过构建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将治理主体从“碎片化”状态整合为“一体化”的战斗堡垒;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将多元思想观念凝聚为共同奋斗的价值共识;以制度整合为运行保障，通过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将各类治理要素有机衔接、协同发力。四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党建引领下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

强化政治引领，把稳政治方向

　　将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乡村落地生根。加强党员干部政治能力训练，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乡村治理的坚强领导核心。

强化组织引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健全完善“乡镇党委—村党组织—网格(村民小组)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架构，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持续推进党组织向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乡村旅游点等新兴领域延伸，消除组织覆盖盲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在产业链、治理单元上建立功能型党组织，确保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高度契合。实施“头雁培育”工程，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员、退役军人中选拔人才。推行“第一书记”全覆盖派驻机制，精准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实施农村党员“淬炼计划”，通过设岗定责、承诺践诺等方式，充分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推动组织生活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创新“党建+网格治理”“党建+数字乡村”等工作模式，实现组织优势与治理需求精准对接。开展党员“包片联户”行动，建立党员责任区，推行“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员接单”服务模式，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同心合力

　　强化思想引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乡村、入农户、润民心。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农民夜校、乡村大讲堂等阵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讲。组织党员干部带头学、带头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楚、讲明白，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深刻领悟党的执政理念和为民宗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2.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教、文化生活。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用身边典型教育引导群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保护利用乡村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延续乡村文脉。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制封建迷信、陈规陋习，营造向上向善、风清气正的乡村社会风尚。

　　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有效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淳化风气，让党的意志主张转化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筑牢最广泛、最坚实的社会共识基础。

强化制度引领，构建治理体系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乡村治理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行稳致远。这一体系以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为根本保证，确保村党组织在治理中总揽全局;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为内生动力，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以构建依法治理制度为法治根基，规范权力运行;以创新道德教化制度促进文明善治，实现德法共治;以优化保障支撑制度夯实治理基础，提供持续发展动力。通过五大制度支柱的协同发力，最终形成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为实现乡村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并非单一、僵化的模式，而是在共同原则下，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和面临问题的不同而形成的多元实践。无论模式如何变化，其核心都是坚持和加强村党组织对乡村各类组织、各项事业的统一领导。以此为前提，整合多元主体、运用多种手段，实现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组织嵌入型模式：重构乡村治理的“神经网络”

　　组织嵌入型模式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实践形式，其精髓在于通过党组织体系的重构与战略性延伸，打破传统行政壁垒，将党的组织优势精准植入乡村治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实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深刻转变，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该模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实现其治理效能。

　　第一，网格化党建，即通过将党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网格深度融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响应机制。其组织架构遵循地域相邻、规模适度原则，在行政村内划分物理网格，设立党小组或党员中心户，形成“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农户”的严密组织链条。运行机制上实行责任包干制，党员网格员负责政策宣传、信息收集、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等基础工作;建立“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快速响应机制，确保问题及时解决;同时，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信息即时传递和事务线上办理。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将党的领导从行政村层面精准延伸至网格单元，显著提升了治理精细度与响应速度，有效保障了基层社会的“微循环”畅通。

　　第二，功能型党组织，即通过突破传统按居住地设置党组织的模式，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使党组织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该模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旅游联合体、电商平台等新兴经济组织中灵活建立功能型党支部或党小组，在运行机制上突出三大功能：一是先锋引领，组织党员技术骨干成立“先锋小组”开展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二是利益协调，党组织牵头协调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三是资源整合，成为对接政策、项目、资金和技术人才的重要平台。这种组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实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将党的组织力直接转化为发展生产力，既夯实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通过带领群众致富赢得了广泛信任与拥护。

　　第三，联村党委模式，即通过突破行政村“各自为战”的局限，构建区域性联合党委，实现协同发展与资源共享。该模式由产业强村、中心村或特色资源村党组织牵头，联合具有互补优势的相邻村庄共同组建，其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划共编，统一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统筹布局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二是产业共兴，整合区域内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打造产业集群;三是事务共商，建立联合议事规则对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放大规模效应，有效解决单个村庄发展空间不足、能力不够的问题，为连片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总之，组织嵌入型模式通过自上而下的网格化、按需设置的功能型、横向联合的区域化这三种立体化、多维度的嵌入方式，成功地将党组织打造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灵敏高效的“神经系统”，确保了党的领导在基层社会中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用得好。

利益联结型模式：以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基础

　　利益联结型模式主要通过党组织引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夯实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呈现三种实践路径：一是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由党组织牵头整合资源、党员带头示范参与，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深化“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在党组织主导下盘活闲置资源，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三是推动“村企联建”融合发展，与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共建生产基地，创新收益分配机制。

　　该模式特别适用于拥有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禀赋，但缺乏有效组织方式和开发路径的村庄。其成功关键在于党组织要把握好发展方向和利益协调的主导权，既要确保集体经济发展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又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村民真正共享发展成果。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能增强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更能重塑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产业兴旺—集体增收—治理有效”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治理效能的双重提升。

多元共治型模式：构建治理共同体

　　多元共治型模式通过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协同治理网络，有效整合村委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村民等多元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该模式通过建立“民主协商议事会”等固定议事平台，确保各方代表能够共同参与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创新推行“红色物业”管理模式，在安置小区和集中居住区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组织党员和群众志愿者成立“平安巡逻队”等队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平安建设。

　　该模式适用于两类地区：一是人口结构复杂、公共服务需求多元的城乡接合部或新兴农村社区，二是正处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村改居”社区。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同合作的治理格局，既增强治理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又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更有助于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精神。

　　在实践中，需要重点把握党组织在多元共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既要避免大包大揽的行政化倾向，也要防止放任自流的无序化现象。通过建立健全议事规则、权责清单和激励机制，不仅能确保多元共治既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又能保持正确方向，最终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和可持续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大模式绝非彼此割裂的孤立选项，而是共同构成一个相互支撑、协同增效的有机体系。成功的乡村治理典范也是精妙的“模式组合艺术”。最终，所有要素都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汇聚成“多元共治”的治理合力，构建起各方参与、活力迸发的治理共同体。这种系统性的模式组合，既确保了治理方向的正确性，又保持了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在选择具体路径时，各区域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

　　党建引领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根本所在和独特优势，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动态实践过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为落脚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最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为夯实国家治理根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