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而党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治理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基层党建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引领力量，其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具体体现为政治引领、组织凝聚、资源整合与机制保障的内在统一。当前，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面临引领机制精细化程度不足、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不畅、数字化赋能路径滞后、考核评价体系与治理实践适配性欠缺等现实困境。本文据此提出构建系统化引领机制、强化多元主体协同体系、推进数字化赋能转型、优化效能导向考核评价机制等具体策略，旨在破解实践难题，推动乡村治理效能质性跃升，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成，基层党建是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引擎。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加速的时代语境中，如何通过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已成为破解乡村治理结构性难题、夯实乡村振兴制度根基的重要课题。基层党建对乡村治理的赋能效能体现在其整合治理资源、凝聚治理主体、规范治理流程的组织优势。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人口结构动态变迁、治理需求多维分化、治理环境复杂演化等新形势，传统党建引领模式已难以完全适配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诉求，亟须从理论逻辑层面厘清赋能机理，从实践困境中找准突破方向，构建科学有效的优化策略，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制度优势，形成多维一体的赋能逻辑。首先，在政治维度，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领导核心，其政治引领功能通过政策传导、方向把控与价值引领，可确保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战略导向高度契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以保障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在组织维度，基层党组织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强化党员管理、激活组织活力，可构建覆盖乡村治理各领域的组织网络，将分散治理主体凝聚为有机整体，形成党组织引领、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再次，在资源整合维度，基层党组织凭借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优势，可统筹政府公共资源、社会力量资源与乡村内生资源，破解资源短缺、配置不均等难题，实现治理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精准投放。最后，在机制保障维度，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健全治理规则、规范治理流程、完善监督机制，可推动乡村治理由经验型治理向制度型治理转型，提升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为治理效能提升提供长效机制保障。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困境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治理效能的释放仍受多重现实困境制约。首先，引领机制精细化不足。部分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仅停留于宏观政策传达维度，缺乏针对具体治理场景的精准化实施路径，对村民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的回应存在时序滞后性，引领方式的路径依赖与创新供给不足直接导致党建引领与治理实践的结构性脱节。其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架构不完善。基层党组织在统筹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时，缺乏制度化协同机制支撑，各主体权责边界的模糊造成党组织单一主导、参与主体碎片化等困境，治理合力形成受阻。再次，更深层的制约在于数字化融合赋能体系滞后。党建数字化建设与乡村治理数字化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现有数字化平台功能局限于信息发布与政策宣传，未能与政务服务、矛盾调解、民生保障等核心治理环节实现深度融入，数据资源共享机制的缺失直接降低了治理效率与精准度。最后，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适配性不足。现有考核主要是围绕党建工作自身完成度进行，对党建引领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设计缺乏科学性，形式化导向与结果导向的失衡使得考核结果与治理实效脱钩，难以通过激励机制倒逼基层党组织提升自身的赋能能力。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策略

构建系统化党建引领机制，强化治理方向把控与精准赋能

　　构建系统化党建引领机制是破解党建与治理融合不深、引领效能不足问题的重要路径。基层党组织需以政治引领为根本，以精准化、全过程引领为目标，形成多维度、闭环式的引领体系。

　　首先，推进政治引领制度化建设。基层党组织需建立全链条政策传导机制，结合乡村治理实际场景对上级政策进行具象化拆解，将抽象政策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治理任务清单，明确任务的责任主体、实施步骤与时间节点，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治理中精准落地。同时，强化对乡村治理规划的主导权，在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规划编制过程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将国家治理战略导向与乡村本土发展需求有机结合，确保治理规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从源头把控乡村治理的政治方向。

　　其次，推动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需求识别与回应机制，破解党建引领与村民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基层党组织应依托村民议事会、党员联系户、入户走访、线上反馈平台等多元渠道，构建日常调研、专项排查、动态监测相结合的需求采集体系，全面掌握村民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矛盾调解、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共性需求与个性化诉求，建立动态更新的治理需求数据库。基于数据库进行分类梳理与优先级排序，形成需求、资源、供给之间的精准匹配机制，针对不同类型治理需求整合政策、人力、物质资源，制订差异化治理方案。例如，针对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民生需求，构建党员结对帮扶与专项服务供给相结合的模式;针对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对接市场与技术资源、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实现治理需求与赋能供给的精准对接，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再次，强化对治理全过程的动态引领。基层党组织应突破重部署、轻落实的传统模式，建立全周期引领机制，在治理项目实施前牵头组织各方主体充分论证，明确目标、路径与预期成效;在实施过程中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针对难点问题专项突破，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动态调整实施策略;完成后组织村民代表、第三方机构进行成效评估，确保治理项目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高效推进。同时，推动党建引领方式创新，结合乡村治理新形势探索“党建+网格治理”“党建+志愿服务”“党建+矛盾调解”等多元化模式，将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融入治理各领域各环节。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凝聚治理合力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应以基层党组织为治理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突破传统乡村治理中主体分散化、权责边界模糊化的结构性壁垒，明确基层党组织在协同治理中的政治引领、跨主体协调与公共服务供给职能，构建规范化、制度化的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基层党组织需依托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一方面，强化对村“两委”班子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其统筹治理资源、把控治理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与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意见表达具有制度化的回应渠道。

　　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参与主体与直接受益群体，其参与效能的释放有赖于基层党组织的推进。基层党组织需通过思想引领强化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推动其参与治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介入转型，拓宽村民会议、代表会议、议事协商会等参与载体在发展规划制定、公共事务决策、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功能覆盖面;同时，通过政策宣传、法治教育、技能培训等系统性培育工程，提升村民的治理参与素养，实现诉求表达与理性协商的有机统一。社会组织是治理体系的专业性补充力量，要发挥其资源整合与专业服务优势，基层党组织需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明确其参与领域，规范其流程标准，引导其在养老服务、儿童关爱、文化建设、环境整治等细分领域输出专业价值，同时强化政治引领，以确保其发展方向与乡村治理总体目标的一致性。

　　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中，基层党组织需承担矛盾分歧的前置性协调角色，针对利益诉求差异、职责分工争议等潜在冲突，建立健全规范化矛盾化解机制，通过及时介入、公正调解实现分歧消解，推动各类主体形成治理目标共识，构建起党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功能互补、村民广泛深度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凝聚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合力。

推进党建与数字化治理深度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党建工作与数字化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路径，也是破解乡村治理信息孤岛、响应滞后等结构性难题的重要抓手。作为融合发展的主导者，基层党组织必须主动推进数字化变革，以党建引领为根本遵循，推动数字化治理平台的系统性搭建与功能性应用，使数字化工具成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

　　首先，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数字化治理体系中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职能，结合乡村治理的差异化需求，系统整合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矛盾调解、安全防控等多元治理要素与资源，构建一体化数字化治理平台，打破部门间、层级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治理数据的集中归集、标准化处理与跨场景共享共用，确保基于数据作出科学的治理决策，保障治理过程具备可追溯性与可验证性。

　　其次，凸显党员在数字化治理实施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与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党员数字化应用能力，推动党员成为数字化治理政策解读、技术推广与实操协助的重要力量，协助老年村民等群体突破数字化应用壁垒，保障数字化治理成果的普惠性覆盖。基层党组织可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全天候线上诉求反馈渠道，引导党员在平台上对村民诉求进行实时采集、智能分流与闭环处置，推动治理响应模式从线下流转向线上直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进行转型。

　　最后，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优化党员管理、组织生活开展、政策精准推送等党建工作流程，深度融合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优势与数字化治理的技术赋能优势，构建党建与治理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借助数字化技术对治理全过程实施动态监测、精准画像与量化分析，精准识别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与潜在风险，为治理举措的优化完善提供数据驱动的科学支撑，推动乡村治理模式从经验主导型向技术赋能型、智慧精准型转型，从而显著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执行的高效性与覆盖的全面性。

优化效能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激励约束

　　在传统考核体系中，报表填写的烦琐化、台账检查的过度化导致基层干部陷入事务性负担陷阱，工作精力分配偏离治理本质目标，形成实绩与文书呈现错位的导向偏差，既削弱了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又降低了党建对乡村治理的支撑效能。因此，以治理效能为核心重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考核回归服务群众、提升治理质量的本质定位，是当前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首先，重构考核体系需坚定核心导向，将乡村治理效能确立为基层党建考核的硬性指标，摒弃笼统化、模糊化的评价维度，构建精准化、实效化的指标体系，围绕民生关切焦点，将群众满意度、矛盾纠纷化解率及复发跟踪率、集体经济增长幅度、公共服务覆盖广度与深度、人居环境改善量化成效等纳入核心考核内容，将党建工作从抽象化表述向具象化治理成果转化，明确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工作效能导向与实践路径。

　　其次，突破上级单一评价下级的传统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评价机制。例如，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村民代表议事会等形式保障群众的评价权，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价首要标尺;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开展客观量化分析，规避自我评估的片面性;吸纳驻村干部、乡村振兴指导员参与评价流程，构建上级评价、群众评议、专业评估相结合的立体化评价网络，确保考核结果全面反映治理实效。

　　最后，考核体系的生命力在于结果运用的刚性化，因此必须建立考核结果与激励约束的直接关联机制。一方面，对考核优秀、治理成效显著的基层党组织优先授予先进典型称号，对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在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绩效考核中给予政策倾斜，设立乡村治理专项奖励制度，强化实绩与回报匹配的导向;另一方面，划定考核底线标准，对排名靠后、治理效能低下的基层党组织实施约谈提醒、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治理问题突出的干部采取岗位调整、诫勉谈话等措施;对情节严重的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形成奖优罚劣、能上庸下的鲜明导向。此种“正向激励有力度、反向约束有硬度”的机制设计，可将基层党建的工作压力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实现从被动应付考核向主动追求实效的转变，促进党建优势向治理优势、组织活力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实现党建引领下乡村治理的质效提升，提升群众对治理成果的满意度。

　　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势能、组织动员能力转化为治理场域的实践效能。本文厘清了其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系统化引领机制、强化多元主体协同体系、推进数字化赋能转型、优化效能导向考核评价等策略，旨在破解党建与治理融合表层化、效能释放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推动治理模式向规范化、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未来，将进一步深化对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内在规律的研究，结合区域乡村资源禀赋、治理基础的差异化特征，探索本土化、个性化实践路径，持续激活治理效能增量，为乡村全面振兴、国家治理根基夯实提供持续性的制度支撑与实践动能。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