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实践，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关键路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经验的赓续，更是乡村全面振兴内生需求的必然选择。本文从价值引领、组织嵌入、资源整合和制度规约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构建起党建引领下涵盖精神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秩序共同体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系统，并相应提出价值内化、组织重构、资源适配、制度完善的实践路径，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实现乡村善治成为学界和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逐渐成为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学界围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从“问题导向—理论分析—方案设计”的研究范式出发，系统分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构建依据、运行逻辑，并结合先进实践案例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依据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现实依据，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依据，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结合我国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经验，通过历史实践的积淀和现实需求的驱动，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的形成。理论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直接执政的先锋队”在治理中承担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的核心职能，以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通过批判“虚幻共同体”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指引为根本指导，融合我国传统“和合共生”“家国同构”等多元协同、家国一体的治理智慧，依托“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权下乡”重构秩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社合一”的体制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乡政村治”的活力激活，到新时代以网格化党建、数字技术赋能与“三治融合”转向“多元共治”，始终贯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经验;现实中，面对乡村空心化、资源碎片化及制度衔接不畅等矛盾，《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推进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要求“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一部署既回应了农民对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又通过“三治融合”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最终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议题包括以党建赋能治理共同体形成。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政党功能与治理结构的深度融合，通过价值引领、组织嵌入、资源整合与制度规约四类机制的协同运作，构建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乡村治理系统，既回应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又通过“文化铸魂”与“制度塑形”推动乡村治理从“问题纠治”转向“生态涵养”，最终实现善治与善俗的良性互动。

以价值引领机制构建精神共同体

　　价值体系是凝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党建引领的价值引领机制旨在引导治理主体形成共同价值取向，通过政治价值观传导、德治文化培育与共同体精神凝聚三重向度实现：其一，党组织通过政策制定与宣传教育，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推动治理目标从“行政有效”向“治理有效”转变;其二，党组织通过主导村规民约修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土规范，有机融合传统道德约束、法治精神与公民责任，进而推动德治发挥“规范—认知”双重作用机制;其三，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源于成员对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理念的认同。这一认同建构依托于党组织整合公共议题、培育公共参与精神，引导村民超越个体利益局限，形成共同体意识，使治理从技术性管理升华为价值性自觉。三者构成精神共同体的基础内核，使党建引领成为塑造乡村治理价值导向的文化基因。

以组织嵌入机制打造行动共同体

　　组织网络是支撑治理共同体运行的物理基础，党建引领的组织嵌入机制通过纵向层级深化与横向形态创新，构建“一核多元”的复合型行动网络。在纵向层面，建立贯通“乡镇党委—村党组织—村民小组党支部”三级垂直组织链条，强化党委在镇村的指挥部功能与支部堡垒作用，将政治领导力转化为治理协调权威，进而形成决策与执行联动机制，提升治理指令传递落实效率;在横向层面，借助功能型党组织、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及虚拟组织平台，覆盖流动人口、新乡贤等边缘群体，以弥补横向单一结构局限。党组织引领下的纵横交织网络，构成“一核多元”行动共同体的结构支撑，既保障党的意志贯彻，又能为多元协同提供结构性支撑。

以资源调配机制建立利益共同体

　　资源是维持治理系统运行的基础条件，其配置机制影响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稳定，党建引领通过经济与服务双重资源整合构建利益机制。在经济统筹优化方面，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党组织以创新产权组织形式、建立区域统筹机制、规范收益分配制度三条路径赋能集体经济，使村民从旁观者成为相关利益者;在服务资源配置上，党建引领发挥需求识别、资源整合、组织保障三方面作用，实现精准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增强乡村治理合法性认同度。这一双重资源整合使治理共同体超越理念层面，成为村民可感知、可参与的实际利益联结体，进而实现治理的物质基础与价值认同的统一。

以制度规约机制塑造秩序共同体

　　制度是治理共同体有序运行的规则保障，党建引领的制度规约机制聚焦完善多元协商制度、创新数字治理制度双轨并行，构建保障治理共同体规范有序运行的制度体系。协商民主是形成秩序共同体的核心机制，其制度有效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完善多元主体结构的协商网络、规范党组织主导的协商程序流程、强化协商结果制度化的有效保障，以推动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数字治理制度创新体现在建立整合人口、土地等信息的基础数据库与开发集成党务、村务、服务功能的智能化治理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并推动传统治理跃迁至现代化秩序。二者协同规范治理行动，动态调适制度张力，彰显党建引领平衡“秩序与活力”的治理智慧。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优化

　　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中，“政党功能与治理结构深度融合”这一运行逻辑仍面临多重现实梗阻。具体而言：在价值引领上，政治价值观传达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以增强吸引力;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更新也需更广泛汲取民意，从而夯实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民意基础。在组织嵌入中，纵向层级信息传递效率有待提升，横向功能型党组织的作用发挥需进一步巩固;同时，线上平台的应用效能也具备较大优化空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在资源调配环节，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创新面临现实难点，公共服务与村民需求的精准对接机制亦有待加强，从而影响了利益联结的持续性。在制度规约层面，如何进一步拓宽渠道以保障弱势群体有效参与、提升治理程序的规范性、推动数据标准统一，是增强制度执行效力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些核心堵点，结合理论探讨，以价值内化、组织重构、资源适配、制度完善为核心提出系统性改进路径，以期推动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从“逻辑构建”向“实践落地”深化。

价值内化：破解形式化与参与不足

　　强化精神共同体建设，要推动政治价值观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浸润”，包括深化村规民约的民主再造，建立村民小组酝酿、党员入户调研、乡贤参与修订的共商程序，将孝亲诚信等传统美德与法治规则嵌进村规民约的文本之中。党员先锋载体的创新，可通过设立政策宣讲岗、矛盾调解岗等差异化岗位，实行“承诺—践诺—评诺”闭环管理，有效激发党员示范作用，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治理。例如，重庆市荣昌区通过“小院家”院落微网格，推动党员带头参与环境整治，实现“小事不出院、矛盾不上交”。乡土文化浸润网络的构建，需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枢纽，整合乡贤讲堂、家风家训展览馆等文化载体，借助方言戏剧、短视频平台等本土化形式传播共同体理念，弥合价值观传播的认知隔阂。

组织重构：增强纵向协同与横向稳定

　　破解组织碎片化难题需重塑“纵横交织”的行动网络。纵向推行组织责任捆绑，明确镇街党委统筹权、村级支部执行权、网格党小组反馈权的责任清单，建立周调度、月考核、年述职的压力传导机制，防止政策在层级传递中衰减。横向实施功能型党组织标准化，对产业链、乡贤协会等特色党支部实行“定职责、定经费、定考核”的“三定”管理，赋予其跨村资源协调权，并通过“轮值书记”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例如，山东省沂源县成立“联村党委”，赋予跨村资源协调权，推动7个村抱团发展蔬菜种植，带动集体增收。此外，还要同步升级虚拟平台的适农化改造，开发语音交互、一键报警等简易操作功能，设立村级数字辅导员，由年轻党员担任，提升老年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

资源适配：突破产权壁垒与供需错位

　　激活利益共同体要打通影响资源调配的障碍。集体经济推行三阶产权改革：清产核资阶段引入第三方审计，确保透明化;股份合作阶段设置集体股、个人股、公益股，如40%、50%、10%的弹性比例;跨域统筹阶段由乡镇党委牵头成立“强村公司”，统筹飞地抱团项目。浙江多地通过此模式实现薄弱村增收。公共服务建立四方识别机制：党员联户摸排形成需求初筛、大数据平台聚类生成急难愁盼清单、村民代表大会票决确定优先级、小程序动态更新进度，实现资源精准配置。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创新推行党建引领下的“物业化管理理事会”，由村民自选服务项目、自主管理、自我监督，破解农村治理中“政府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激活村民自治内生动力。人才资源建设需深化双向驱动，一方面对内通过“红领新农人”培育计划，强化本土人才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对外通过“归雁政策”，为返乡人才提供用地、信贷等支持，吸引各类技术人才返乡创业。

制度完善：强化协商效力与数字应用

　　秩序共同体要以制度刚性和技术柔性并重来保障。一方面，实现协商民主要以程序赋权，建立“5+X”代表库(涵盖党员、妇女、乡贤、青年、困难户及议题相关方)，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规范发言流程，并将协商结果纳入村“两委”督办清单，同干部绩效考核相关联。内蒙古自治区民主村“五人小组”工作法通过“五张嘴议事、十只眼监督”，确保协商结果纳入村“两委”督办清单。另一方面，实现数字治理需推进标准破壁，由县级党委统筹建立基础数据库，统一全域土地、人口等数据格式;开发涵盖“三资”监管、矛盾调解等功能的模块化“智慧村务”系统，设置流程“红黄绿灯”超期预警机制;组建党员代办团提供上门帮办服务，跨越数字应用的最后一米，保障数字治理惠及全体村民。重庆市梁平区推行“三定三勤三看”工作法，党员代办团上门帮办，跨越数字鸿沟。同时，法治德治融合也要同步强化，整合“一村一法律顾问”与“道德评议团”，建立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优化需以系统性思维整合四重主要路径，同时要注重结合区域差异性实施精准化治理策略，将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基于地方创新经验，特别强调三类典型区域的分类治理路径：一是针对人口外流导致治理主体缺失的空心化村庄，推行“党建+乡贤回归”计划，建立在外党员联络站，聘任乡贤回村担任名誉书记或参与项目合作，注入治理活力;二是针对土地碎片、资源薄弱的资源匮乏地区，实施党建引领跨村联建，由县级党委统筹整合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培育“一村一品”产业联盟，实现抱团发展;三是针对基层矛盾复杂、调解效能不足的矛盾多发区域，通过建立党员调解先锋队，以“情理法”融合为中心，综合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化解质效。精准化治理通过机制运行与地域实践的辩证统一，能够进一步推动治理共同体从制度建构阶段转向可持续的长效治理效能释放，进而助力乡村治理摆脱现代性转型困境。

　　本文立足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通过构建“价值引领—组织嵌入—资源整合—制度规约”四维运行逻辑框架，既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党建引领下精神、行动、利益、秩序共同体协同共生规律的认识，又为实践提供了“价值内化、组织重构、资源适配、制度完善”的系统优化路径及分类施策方案，为解决治理形式化、碎片化及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提供了兼具理论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参考方案。然而，基于现有案例提炼的精准治理路径在覆盖全国差异化实践场景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需拓展，特别是党建引领长效机制如何深度融入并持续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仍需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与效能追踪。未来研究建议在深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融合中，开展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的比较研究，揭示党建赋能的区域分异规律;聚焦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共同体的优化模式与厘清伦理边界，构建跨区域、涵盖组织稳定性、群众认同度的共同体韧性科学评估体系，并持续探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路径。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