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是乡村治理的宝贵资源，在乡村全面振兴、“百千万工程”、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受角色定位不清、组织领导松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影响，乡贤及乡贤组织作为乡村力量，与官方主体难以形成有效治理合力。为更好地发挥乡贤的治理功能，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应坚持价值共识的先导作用、发挥组织引领的基础作用、凝心聚力发挥联系乡亲优势、树立榜样弘扬乡风文明、强化乡贤参与赋能基层治理。

　　实现乡村善治，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乡贤”作为培育农民主体和组织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角色，无论是作为助力乡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还是作为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秩序的参与者，都凸显出乡贤的新时代价值，也反映出党建引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乡贤参与是党全面领导“三农”工作的新时代重要命题

乡贤参与是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乡贤的发现、培育、管理和作用发挥，是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团结、引导发挥好乡村力量的新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不仅体现在与农民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的直接领导上，还包括在结构上瞄准“乡贤”这一重要对象、组织网络和群体界别，通过结构上的间接领导方式来聚合农民智慧、力量、人心，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特别是对于拥有1 500万海外潮汕人(祖籍)和1 000万国内各地潮汕人(潮汕地区之外)而言，他们在历史和当下持续不断地投资建设，有力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可以说，海内外千万潮人是潮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推进潮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乡贤参与是全面推进潮州“百千万工程”的必要力量

　　据中国侨联官方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潮州市接受海内外侨胞捐资公益超过18亿元。2020至2022年来，潮州市共接受海外华侨捐赠6 941.88万元。近年来，海内外乡贤投资家乡更加聚焦于产业项目，如华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生产项目、我能(潮汕)现代智慧产业园、大中华“七夕井”海水温泉度假区等项目在投资产业、做招商顾问、潮团商会设联络点等方面效能显著。本地乡贤也不断齐心聚力参与到“百千万工程”中，通过成立乡贤理事会、乡村振兴促进会等镇级组织规范指导各村级理事会投身于乡村建设中。《潮州市2024年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工作要点》就明确“进一步发挥乡贤作用。切实发挥‘世界潮人精神家园’和侨乡优势，构建起常态化联络渠道和沟通机制，激发乡贤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的桥梁、智库、榜样作用。”

乡贤参与是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新政策要求

　　2015—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培育和建设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加强乡土文化能人扶持，促进文明乡风建设。广东省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场会提出“统筹党政、企业、社会三大力量，构建多元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县镇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等。乡贤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显著作用，必然要求党建工作方面进一步规范并优化其组织形式，如潮州乡村治理组织形式“乡贤咨询委员会”和潮汕潮商组织活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等，才能更好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需要。

党建引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的主要问题

对乡贤的角色定位不清

　　一是乡贤身份的地域认知局限。片面强调乡贤的“本村”本乡土属性，忽视跨地域乡贤资源的吸纳;同时，也存在“乡贤回乡越多越好”的误区，对于沿海乡镇而言，部分乡贤企业家也是希望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目前，被吸纳进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组织的乡村精英，仅占乡村力量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游离于组织之外的本地企业家、道德模范、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在本村之外，还有流出到外地及海外但可以返乡的乡贤;在血缘氏族之外，还有试图或已经进入乡村的其他新兴力量，如挂点驻村的体制内干部、有谋求资源合作的市场主体企业家等。二是乡贤身份的非体制认定狭隘。传统观点认为乡贤是非体制的乡土精英，但过度聚焦非体制，将无法有效引导体制内党员干部、专业人才等群体参与乡村建设，进而使得新乡贤培育的覆盖面和来源渠道显现不足。当前，党的建设深度嵌入乡村各个领域，意味着体制内力量也在不断输入乡村，新乡贤潜在的人才基础日益扩大。例如，2022年至2024年广东省派遣1 190个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8 000多名干部和9 000多名“三支一扶”人员、大学生志愿者、金融助理扎根基层、全身心投入镇村帮扶工作。三是乡贤力量的功能和资源整合不足。乡贤们有共同的乡土情怀，也有各自不同的类型作用，分布于不同领域。例如，本地乡贤大多致力于镇村领域的公益事业或基层治理，而海内外乡贤，特别是行业精英和潮团商会们更加立足社会资源和商事优势，寻求家乡项目合作。如果仍将“乡贤”内涵与外延限制在非体制的及公益慈善等传统范畴，那与建立一个开放、接受社会有益力量的乡村振兴实践是相背离的。

乡贤组织松散亟须有效领导

　　一是党的有效组织领导和乡贤组织规范化问题突出。以2016年潮州市探索建立乡贤创建“文明村居”咨询委员会为例，委员会在探索基层协商新平台、利用乡土人才资金、促进文明创建活动等方面初有成效。但是在长时间实践中也发现乡贤组织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上缺乏制度规范，具体的执行理解和实际运作中存在差异，成效参差不齐，无法可持续实际运作。二是现有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不足以统筹应对多样化乡贤组织。现在潮州各镇村的乡贤治理组织形式主要是有直接联系企业乡贤、议事型的村级“乡贤理事会”、平台型的镇级“乡村振兴促进会”、宗族型的“宗亲联谊会”，以及近年被愈发重视社团型的海内外潮团商会。这些“乡贤理事会”“乡村振兴促进会”“宗亲联谊会”本质上还是较为松散管理的民间组织，组织功能因本地本族而生，也因本地本族所限，与政府政策的方向需要存在一定程度张力，需要地方党政规范指导。

乡贤参与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一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引导机制不健全。随着近年来监督下乡、资源下乡的增多和行政压力的增大，村“两委”陷入行政事务，无更多时间精力有效主导村庄自治，也未能有效引导乡村主体力量参与治理。一方面，未能发挥乡贤参谋助手的“补位辅治”正面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缺失正式表达渠道，乡贤通过非正式组织或非正规途径来干预村务，产生负面治理效能。二是乡贤治理存在寻租现象。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基层乡镇借助乡贤社会关系网灵活地解决基层任务难题。例如，在最难解决且最为频发的征地强拆引发干群对立矛盾中，乡贤能发挥调解优势，让群众有个桥梁与基层部门沟通。虽然乡贤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村“两委”推动乡村治理力量不足的难题，缓解了基层政府的治理压力，但是非正式地向社会乡贤借力必然产生“让利”现象，即基层部门会在工程项目等方面向“有帮过忙的乡贤老板们”倾斜。

提升党建引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坚持价值共识的先导作用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引领的先导性作用。把“乡贤”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引导并创造性转化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适应从单一封闭性传统村落向多元文化融合开放的现代社区的转型需要。构建起党政部门对乡贤在治理层面的信任、角色认同和作用认同，强化村民对乡贤的共同体认同和贤能认同，真正确立起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心理信任和政策法规的合法性。

发挥组织引领的基础作用

　　发挥好组织引领作用。一要强化党组织对乡贤的组织领导。一方面，可以建强党组织来强化对乡贤的领导力度。例如，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本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在村创业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县镇(退休)干部、军转干部、教师”等贤能对象中，加大发展党员力度，同时，也在“老人组、理事会、促进会”各类村级组织设立党组织，以党员选育和党组织覆盖领导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另一方面，吸引人才回乡，建设新乡贤后备人才梯队。畅通联结起党管人才工作与新乡贤培育工作。对在乡村发展中表现突出的回乡人才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推动优秀人才成长为乡贤，为乡村发展培育新乡贤力量。二要组织共建促进乡贤的组织规范。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动、教育培训与乡贤组织有机结合，通过组织共建，共享信息和资源，强化乡贤的联系机制和组织管理，推进乡贤的组织化、乡贤组织的平台化、组织平台的制度化。三要有机结合党的群众动员和乡贤的乡亲动员两个机制。通过党组织广泛联系群众和乡贤广泛联系乡亲的优势，形成党政部门、乡贤组织、农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乡贤服务群众的功能，也能在群众工作中发现培育乡贤带头人。

凝心聚力发挥联系乡亲优势

　　一是发挥联系村民优势，最大限度凝聚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共识。利用乡贤联系村民特点，积极主动地畅通村民利益的表达和传送通道。通过组织乡亲参与乡村建设的讨论和规划，乡贤可以帮助村民理解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意义，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和海内外乡亲联络员。二是要整合各方资源，优化城乡发展公共配置。乡贤作为乡村力量代表，可以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吸引企业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如乡贤招商，通过打造平台助力地方招商引资。乡贤熟悉家乡的资源禀赋、发展需求和营商环境，能够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牵线搭桥，吸引更多的投资项目落地。

树立榜样弘扬乡风文明

　　培育新乡贤文化的关键在于，其品德善举能否得到乡村社会普遍认可，其思想价值能否适应新时期乡风文明，其精神能否得到有效传承践行。因此，要深入挖掘乡贤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一是可以树立起新乡贤榜样。通过举办乡贤文化节、乡贤事迹展等活动，广泛宣传乡贤的先进事迹，营造新乡贤文化氛围。以陈伟南文化馆为例，该馆于2020年建成对外开放，以展示香港潮籍乡贤、爱国实业家陈伟南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善举为主题，同时，它亦是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公益慈善宣传、潮人文化研究与传承于一体的乡贤文化平台载体。二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潮州市潮安区把宗祠作为红色革命教育阵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新文明乡风。“宗祠文化创新”也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和2025年广东省基层改革创新文化典型案例。

强化乡贤参与赋能基层治理

　　“乡贤”作为非制度性力量，能通过文化感召和社会关系等方式，发挥出涵育文明和矛盾调解等“软治理”作用，有效补充现有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不足，凸显其“低行政成本、强人际关系”治理优势。推动乡贤及乡贤组织与基层网格体系相结合，赋能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一方面，设立乡贤网格员或协助网格员，发挥乡贤在矛盾调解、村务监督、政策宣传等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将乡贤及乡贤组织置于基层治理体系和监管框架中。例如，完善对各类村级组织公益事业基金的监管，以正式规范约束住乡贤等乡村社会力量，防范乡贤治理异化。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通过价值先导、组织引领、凝心聚力、弘扬乡风和赋能治理，可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同时，需正视乡贤参与中存在短板不足，通过加强党建引领，深化乡贤文化和创新乡贤参与模式，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终审：魏文源

　　监审：李晓亚

　　编校：罗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