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农村发展的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其农村人口的流动愈加频繁，对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文通过研究河南省农村地区人口的变迁特点，并分析所产生的相关影响，为乡村治理、城镇化建设以及全国农村人口变迁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乡村人口减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人口方面的体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农村人口的转移对于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能否满足当前乡村经济的发展需求，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导向能否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河南省农村人口规模变迁的历程

　　根据1949年至今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农村人口规模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见图1)。

　　缓慢增长期(1953—1964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稳步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数量增长较为明显。1959—1961年人口增长涨幅较小。1953年一普时期河南省农村人口约为3800万，占总人口的86%;到1964年二普时期河南省农村人口约为4350万，占总人口的86.4%，年均增长率为1.2%。

　　补偿性增长期(1964—1982年)：该时期生育政策宽松，1962—1979年还未严格实施生育政策，在1963年出现了生育的高峰期，农村人口快速增长。1968—1978年约50万城市知青迁入河南省农村，1975年河南省接收知青数量居全国第三，短暂增加了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由3800万增长到了6 200万，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

　　外流启动期(1982—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政策逐渐放宽，驱动农村人口的外流。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跨省务工潮开始爆发，2000年河南省跨省务工者约500万。该阶段农村人口虽出现外流现象，但农村总人口仍呈现增长的趋势。

　　加速外流期(六普时期)：21世纪初期，我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明显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黄淮平原的周口市、信阳市、商丘市等豫东地区集中了全省38.6%的农村人口，且外流率最高，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村人口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较2000年河南省农村常住人口减少1700万，年均降幅达到2.7%。

　　深度转型期(七普时期)：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智能制造快速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需求明显萎缩。如图1所示，河南省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降至4300万，较2010年减少1500万，年均降幅达3.1%，城镇化率提升至55.4%。

图1 历次人口普查时期河南省农村人口和城镇化率(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河南省农村人口规模变迁的特征

农村人口规模持续缩减，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

　　2020年河南省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43.6%，比2010年下降约18个百分点。伴随着农村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不断下降，河南省城市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1992年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城镇化水平进入快速发展期。2020年河南省城市化率达到41.6%，比“六普”时提高15.4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在全国的位次有所上升。

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河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超全国，且呈现“未富先老”特征。在河南省农村务农的大部分为老年人，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人在家中务农、照看孩子，在农忙时青壮年会返乡帮助家里的老人收粮播种，也有很大一部分家庭会选择让家中女性留在家里照看老人和孩子、兼顾务农工作，形成“银发种田”现象。

空间分异显著，区域流动不均衡

　　周口市、信阳市、商丘市和驻马店市是人口外流的核心区域，2020年的农村常住人口较2010年陡降，跨省流动占比也更高，这些人口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之下，郑州都市圈周边新郑市、中牟县等，这些县域受中心城市辐射，农村人口通过就近城镇化转移，本地非农就业率也不断提高。豫西的洛阳市和三门峡市因资源型经济和旅游业，人口外流态势趋缓。

人力资本提升，但结构性矛盾突出

　　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但人才流失问题严峻。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2020年农村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显著提高，较2000年大幅提升，但高技能青壮年人才持续外流，大专以上学历务农者则少之又少。职业培训覆盖率也非常有限，导致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受限。

家庭结构小型化，代际功能弱化

　　农村家庭规模在近年来不断地缩小，家庭的子女数量也在减少。且农村家庭普遍为“老年务农+儿童留守+青壮年务工”的代际分离模式，大部分农村家庭处于功能割裂状态。留守老人养老负担沉重，独居的老人在农村也较为常见;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较高。

河南省农村人口规模变迁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

有利影响

　　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农村人口外流倒逼农业生产方式变革。随着劳动力减少，河南省农村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小麦机收在农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已经没有手动收割的现象。土地流转率也越来越高，推动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发展。技术进步弥补了劳动力短缺，促使河南省粮食产量的增收，巩固了“中原粮仓”地位。

　　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河南省在应对老龄化的同时，对“时间银行”式的养老互助模式进行了探索，乡村互助养老的设施逐步完善，覆盖范围也在逐年扩大。“党建+合作社”模式，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增强了集体经济的活力，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诸如“豫事办”等政府平台的流动人口管理数字化，不但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能，还使得在外的党员可以在线参加会议。

　　加速城乡融合发展。以郑州都市圈为例，当地率先打破县域落户壁垒，这一突破性政策直接带动了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型。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缩小，2023年大部分行政村实现5G通达，农村快递服务覆盖水平也随之提升。更值得关注的是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县域医共体建设，基层卫生院与县级医院形成诊疗网络，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地区的“看病难”问题。

　　催生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社会转型催生了职业形态的深刻变革。在河南省农村，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新农人正崭露头角。以信阳茶区为例，年轻制茶师群体快速崛起，推动当地毛尖产业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覆盖农业生产全流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成熟，有效弥合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鸿沟。

不利影响

　　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老龄化危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导致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自务工潮兴起后，河南省农村60岁以上务农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的外出，大部分村庄都出现了“银发种田”现象。尽管机械化率在不断提升，但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等仍依赖人工，农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年轻一代务农意愿极低。

　　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有待优化。人口减少导致公共服务供需失衡。随着农村人数的减少，河南省农村小学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很多乡村里的小学因学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以及教师资源的短缺等问题，学校已无法继续正常招生办学。医疗资源匮乏，村卫生室执业医师数量较少，老龄化使慢性病管理压力剧增。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凸显，农村互助养老设施不完善，且低于实际需求。

　　乡村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当前，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空心村”现象日益突出，部分村庄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数的三成，导致村民委员会等运转困难。留守家庭面临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显著高于城市同龄人，且隔代抚养往往难以满足教育需求。同时，老年群体对数字化治理手段的适应能力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提升。

　　农村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人口流失削弱内需基础。河南省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缓慢，与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较为落后。留守群体消费保守，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相比也较为低下。商业设施退化，很大一部分的行政村无标准化超市，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成本居高不下。豫西部分乡镇集市交易规模逐年萎缩，本地经济发展活力下降。

　　传统文化传承断层。乡村文化传承正面临代际断裂的严峻挑战。非遗传承队伍“青黄不接”，30岁以下年轻从业者寥寥无几。例如，年轻人对信阳民歌知之甚少，观众群日益老龄化。随着村庄空心化，豫南地区的传统文化日渐式微，那些承载着文化记忆的老宅院，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这种文化载体的流失在逐渐瓦解乡村的文化根基。

河南省农村人口规模变迁的应对策略

构建现代农业支撑体系，缓解劳动力短缺

　　针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需系统性推进“机器换人+人才培育”双轨策略。扩大农机购置补贴范围，重点支持丘陵山区小型智能装备研发。实施“新农人”培养计划，依托省内的高校开设涉农专业定向招生，并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给予创业补贴。

创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应对乡村公共服务待优化问题，需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数字赋能”多元供给体系。教育领域推进“中心校+教学点”一体化管理，建设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医疗方面加快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远程医疗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为留守老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自然村5G全覆盖，通过“云课堂”“远程问诊”等数字技术弥补实体服务不足。

优化乡村治理韧性建设

　　提升空心村的治理水平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创新组织方式，推行跨村联合党支部，整合各村公益性岗位资源。另一方面要善用技术手段进行治理。同时开发手机应用，让在外务工的村民也能参与村务讨论和决策。文化治理方面，开展“乡村记忆工程”，用虚拟现实数字化技术保存传统村落风貌，设立非遗传承工作站。

激发农村消费市场活力

　　激活农村消费需建立“商业网络+消费能力+产品适配”的完整链条。供应链方面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对村镇商贸中心进行改造，并在部分地区推广实行“中央仓库+前置仓库”的物流模式，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将快递进村成本降低。支付能力提升关键在于盘活闲置资产，试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在产品供给上开发适老适小商品，并将价格控制在村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实施文化振兴系统工程

　　应对文化传承危机，既要有活态的保护，又要有创新性的转化。构建“三库一平台”的保护系统，即方言语音数据库、农业技术图像数据库和传统村落数据库，并通过网络课程平台将其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中。创新传承方式，将豫剧、钧瓷等非遗融入中小学课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立法保护乡村文化空间，将文化保护纳入村干部考核指标。

　　河南省农村人口变迁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纵观1953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农村人口规模经历了“快速增长—缓慢收缩—加速萎缩”的演变轨迹。这一变迁过程对经济社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倒逼农业生产方式革新，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引发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以及传统文化传承困难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综合性对策：加大现代农业扶持力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完善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并实施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战略。未来，河南省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平衡好人口流动与乡村振兴，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转型。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赵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