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适老化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这既是缩小数字鸿沟、培育和引导数字反哺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必然选择。然而，在数字嵌入过程中，政策设置柔性不足、老年人数字素养欠缺、供需不对称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适老化进程，使乡村被动地陷入数字化要素失衡困境。基于此，本文通过厘清数字时代乡村治理适老化的核心要求，搭建“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框架，解释适老化困境的再生产机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数据要素成为关乎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而数字乡村建设也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此后，《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全面助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但与此同时，作为数字乡村重要参与者的老年人，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深度老龄化和数字乡村迭代发展之间形成的数字鸿沟，使老年人作为“数字弱势群体”如何抓住数字机遇、共享数字红利，成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必须回应的关键命题。

数字时代乡村治理适老化的实践机理

缩小鸿沟：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现代社会运行方式，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已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突出问题。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场域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即年轻群体依托智能设备高效享受政务服务便利，老年群体却普遍遭遇阻碍。这种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结构性失衡，不仅关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更制约了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生存时代，边缘化和处境不利的人群更有可能被排除在智能时代之外，形成新的数字鸿沟。

培育引导：数字反哺的必然选择

　　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7.4%，农村非网民占非网民总体比例为54.4%，且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构成，占比达46.8%。这一数据凸显了数字基础设施的指数级增长与老年群体技术接纳能力线性提升之间的矛盾，而数字反哺作为连接二者的桥梁，其核心机理在于通过代际能力交互重构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生态。传统代际关系中单向度的知识传递模式，在数字文明冲击下正经历范式转换，年轻群体具有的技术优势与年长者的生活智慧形成的新型互补关系。跨代际的能力交互，既能让老年群体在信任的关系网络中逐步突破数字恐惧，从“不敢用”转向“尝试用”，又能使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更贴合老年需求，从“技术单向嵌入”转为“人机协同适配”，最终让技术演进成为文化传承的融合剂而非社会分化的催化剂。

能力提升：老龄化社会的应对之策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深度交融的过程中，数字平权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成功的新基准。技术赋能的本质是拓展人的自由边界，但技术壁垒的客观存在正将部分群体推向“数字难民”的生存困境。数字能力的培育本质上是通过技术民主化实现对人的尊严守护，让科技进步回归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本质属性。若任由数字不平等现象持续，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段群体在信息获取、服务享受等方面的差距将不断拉大，无疑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数字嵌入过程中乡村治理适老化的现实困境

政策设置柔性不足引发乡村治理适老化发展失衡

　　政策制定与实施对维护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至关重要，但当前部分政策存在柔性不足问题，即标准化取向导致治理工具与乡村社会异质性特征适配不足，这一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尤为突出。一方面，数字治理工具供给形成“政府主导—乡村依赖”的路径锁定。乡村社会受限于资源与技术，难以自主设计数字治理工具，需依赖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和供给，形成“自上而下”的资源下乡模式。在数字化政绩导向下，部分基层治理主体将有限资源用于数字化考核指标的达成，弱化了治理效能的实质性提升，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卷性困境。另一方面，政策制度等顶层设计缺位。相关部门虽出台治理数字鸿沟的政策，但内容笼统，既缺乏对乡村数字化治理的精准方案，也缺少乡村适老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部分政策因对乡土社会运作逻辑的适配性考量不足，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实施过程中易产生制度衔接不畅的情况，甚至可能引发“数字排斥”等需要关注的衍生问题。若未能及时优化调整，可能影响乡村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和治理效能的稳步提升。

老年人数字素养欠缺加大乡村治理适老化发展阻碍

　　在城乡数字化转型的非均衡进程中，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结构性缺失已成为制约乡村适老化治理的核心梗阻，暴露出现代化治理工具与传统治理模式衔接不畅、公共政策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协同失灵等问题。一是技术供给的公共性缺失。乡村老年群体因认知功能衰退，对标准化数字治理工具的适应能力较弱，需求与供给的错配导致公共服务可及性下降，使其易成为治理革新中的“隐形失声群体”。二是治理参与的数字化壁垒。数字治理工具的技术理性导向忽视了乡土文化情境，数字设备的操作逻辑与村民传统生活习惯脱节，导致乡村社会固有交往模式与数字服务非实体化产生价值冲突，引发技术信任危机。三是技术认知的防御性缺陷。乡村老年群体受认知老化影响，难以筛选并处理网络中的无效或有害信息，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警惕性，易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老年群体的技术脆弱性在风险事件中往往呈现出自我强化的特征，受骗经历可能强化技术恐惧，形成“受害—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数字疏离。

供需不对称难以满足乡村治理适老化的个性需求

　　数字资源对改善乡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参与度至关重要，通过在信息传播、便利服务、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应用，数字资源能够极大地改善乡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但目前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数字设施的二元化供给格局。城乡数字基建投入呈现显著梯度差，城市地区依托规模效应已形成高速互联网与云计算中心网络，而乡村地区受财政投入不足和运营维护成本高等因素制约，普遍存在网络覆盖不全、传输速率低下等问题，限制老年群体获取数字服务的机会。同时，城市地区的文化和社交活动与数字化紧密结合，能够提供丰富在线文化体验和社交互动机会，而乡村地区可能由于缺乏数字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组织能力，导致老年群体在享受数字文化和社交资源方面存在障碍。二是适老化数字产品的市场失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中的非均衡性供给产生“数字挤出”效应，加剧了老龄群体的“习得性无助”。企业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忽视老年群体的异质化需求，形成“市场驱动型”供给缺口，界面设计不友好、操作流程烦琐等问题，不仅增加了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的难度，也使得老年群体往往陷入“技术性沉默”的被动状态。

数字嵌入过程中乡村治理适老化的优化路径

　　在乡村数字建设适老化的过程中，技术与治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技术工具与治理实践的交互过程。

　　“技术赋能—制度激励—文化形塑”三大维度通过正反馈循环形成动态适配关系。技术系统作为物质基础，为制度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支撑;制度环境通过规则约束影响文化土壤;文化土壤通过认知重塑反作用于技术系统，最终形成动态闭环，技术需嵌入乡土社会网络，制度需回应代际差异需求，文化需重构数字意义认知，才能最终形成“工具友好—规则包容—价值认同”的治理生态(见图1)。

　　技术维度：提供适配性的数字设施

　　首先，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配置。虽然我国数字建设不断推进，但相较于城市地区，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对此，一是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财政资源优化基站布局逻辑，确保技术供给与乡村需求精准匹配;二是推进传统技术设施数字化升级。建立基础设施动态监测评估系统，不断加大数据整合与数据共享力度，打破信息孤岛，促进政府、企业、农户等多方数据协同应用。其次，完善智能设备与终端的适老化改造。鼓励企业和开发者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明确适老化数字产品的设计标准与功能规范，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身体条件，确保所有上市的老年数字产品具备便利性、直观性和舒适性。最后，完善技术辅助与支持服务。构建“政企社”协同的技术支持网络，整合政务服务平台资源建立智能化运维系统，开发具备方言交互功能的决策支持模块;建立分层级的技术服务响应机制，将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等人力资源纳入技术服务体系，形成“线上智能应答+线下网格服务”的复合型支持架构，重点优化技术故障的应急处理流程。在追求“自助”的同时注重“他助”，通过人性化服务帮助乡村老年群体共享城乡公共数字化资源。

制度维度：建立弹性化治理机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效能，但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对此，一是构建分层分类的政策规制框架。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覆盖数字服务全生命周期的老年友好型政策体系，地方政府需依据辖区老龄化特征制订差异化实施方案，建立“基础性服务+特色化应用”的政策工具组合，重点规范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高频政务服务的适老化改造标准，形成强制性与激励性并存的规制体系，并针对乡村“将老”群体诉求开展前瞻性政策谋划与制度设计。二是创新跨域协同的组织运作机制。重构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网络，结合实际情况整合政党服务、网络通信、老龄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职能，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的工作平台;将适老化改造要求嵌入政府信息化建设，探索建设政企社三方联动的治理模式，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的制度化路径。三是健全动态化的监督评估制度。建立覆盖政策设计、实施过程、服务成效的全周期监测体系，明确监督评估的目标与原则，开发包含技术适配度、服务可及性、群众满意度等维度的动态评价指标库，并根据数字技术迭代与乡村治理变化及时调整监督评估的内容和标准;对实施过程进行定期检查与评估，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完善评估结果应用的闭环管理机制，促进问题快速解决;强化监督评估结果的应用与激励，形成“监测—反馈—改进”的正向效应，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文化维度：培育包容性数字生态

　　由于不同年龄、地域或文化背景的人群在数字技术的获取及掌握能力上存在差异，构建平等性、包容性的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重塑乡村数字文化认同体系。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需要以文化为纽带，探索并创新数字时代的价值整合路径，将尊重老年人数字选择权、保留传统服务渠道等要求纳入评价体系，重构老年群体对技术价值的认知坐标系。二是构建代际融合的数字文化生态。消弭老年人数字鸿沟、促进乡村老年人数字融入，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个人整合资源并协同发力。在此过程中，可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鼓励祖孙两代共同参与数字学习，形成文化传承与技术接纳的共生关系;同时，建立朋辈互助数字融入激励机制，对掌握智能设备使用能力、沟通能力较强的老年人进行培训，通过同伴教育形成文化示范效应，在保留传统沟通方式的基础上逐步接受和融入数字文化。三是开发在地化数字交互符号。每个乡村都存在独有的文化传统与特色属性，只有当技术的通用性与文化的特殊性深度融合时，数字治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传统服务供给多体现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逻辑，若能吸纳地方性特色重塑数字交互符号，推动老年群体从技术接受者转变为符号共建者，就能消解数字技术与乡土认知的语义鸿沟，提升治理精细度和数字政策执行效能。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乡村治理适老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乡村治理适老化并非单纯的技术适配问题，而是关乎“技术—制度—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系统工程。数字技术的嵌入虽然为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变革与机遇，却也使部分老龄群体面临困扰与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嵌入过程中乡村治理适老化的生成机理以及现存困境，构建“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框架，探讨推动适老化发展的优化路径，为突破技术赋能带来的社会脱嵌困境提供参考。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乡村建设必须超越工具理性的单一维度，在技术扩散进程中植入适老化伦理准则，推动老年群体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实质性跨越。只有形成技术赋能与社会包容的共生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共享数字红利、人人享有安全智能便利的治理目标。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罗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