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养老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式微，互助养老模式凭借其低成本、可持续性及对政府养老压力的缓解作用逐渐兴起。然而，该模式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单一、主体协同不足等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现状，揭示多元主体协同缺失的根源，结合政策与实践，提出需强化政府引导、激发社会参与、整合资源并完善机制，构建因地制宜的协同治理体系等优化路径，旨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因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速而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但农村养老仍面临多重困境，在当前城市化和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正在逐渐弱化，其已无法单独满足农村养老的全部需求。在此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凭借“自助+互助”原则，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等多方资源，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重要路径。其本质是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化养老方式，既符合农村老龄化现实，也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契合。

　　在我国多样化的互助养老模式中，有一大类是集中供养式的互助养老。例如，河北省“互助幸福院”采取“政府主导、集体建院、集中居住”模式，该模式虽降低了养老成本，但过度依赖政府且自我管理能力薄弱;山东省“农村幸福院”则因设施闲置、服务专业性不足导致效率低下。这些案例表明，尽管多元主体协同是互助养老的核心优势，但实践中仍存在主体权责模糊、资源整合低效、服务专业化欠缺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参与空间有限，村“两委”执行乏力，社会组织受资金限制难以深入农村，老年群体自主性未被充分激活。本文从多元主体协同视角出发，明确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主体的角色边界，探索资源优化配置与服务效能提升路径，可以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施现状

互助养老模式的多元主体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及老年群体等多元主体。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与资源供给核心，通过资金投入、基建完善及管理培训等举措推动模式发展;企业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多种形式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基础设施升级与各类活动的组织;社会组织如慈善机构、志愿团队等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健康咨询、文娱活动等特色服务。村民则通过志愿服务补充支持，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村民自治”的共治格局。老年群体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通过自我管理与互助照料实现资源内循环。例如，沪籍老人“合租互助”新型养老模式：一些志趣相同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居住，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互相帮助与支持，共度美好和谐的晚年生活。而租赁房屋，聘用护理人员的费用则通过出租自己现有房屋获得。他们也会依托着农村之中的地缘关系和“睦邻”传统，从固定时间和地点的确定，再到吸引人群参加，最后形成常规性的活动。本质上就是乡村自身形成的老年群体的非正式组织，在老年群体的生活当中发挥着互帮互助、共享娱乐生活的作用。该模式突破单一家庭养老局限，通过“多主体协同”实现目标共定、资源共享与服务互补，凸显农村治理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成效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不断向外部流动，导致农村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进而加剧了农村地区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在于将养老问题从个体家庭层面提升到整个社区或农村层面，即“由小变大”，将原本每个“小家庭”独自承担的养老责任转化为整个“大家庭”共同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该模式多利用农村已有的可用基础设施进行基建改造，与单纯的政府购买相比，从源头上减少了投资建设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养老基础成本和服务成本。同时整合医疗、文娱资源，建立多功能养老服务中心，涵盖康复、心理关怀等需求，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与服务专业性。例如，在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模式中，村“两委”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节假日组织相关的活动，以此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让有一定行动能力老人参加娱乐活动，为留守老人、低保老人和孤寡老人等送去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以及柴米油盐等物资，并对这些老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情况进行基本的了解，并与其积极沟通，对留守老人表达充分的关心和支持，实施的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反馈。

　　以浙江省一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为例，村中的老年互助组织包括：一个老年人协会和两个兴趣组织。老年协会由村集体倡导建立，每年给予2万元资金支持，其余则由乡贤资助。在制度层面，随着国家养老产业的深入推进，政府主要在政策制定层面推动老年人协会成立，提供相应的政策援助和资金支持，保障老年人协会的组织框架。在行动层面，随着村里第一批精英步入老年退休阶段，同时，愿意为乡村的建设投入精力和时间，成为新时代村庄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乡贤力量。由村集体倡导，再到乡贤助力，充分发挥了本地丰富的资源与经验，因为组织的本土性，老年协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较为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能够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服务。兴趣组织的建立则充分体现了乡村老年群体的自发组织能力，包括可以在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重大节日组织文艺汇演等活动，定期组织老年慰问活动和外出游玩。此类互助养老模式可以让不同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分工明确，不仅有效利用了各类资源，也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参与热情，有助于各地依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也有利于普通家庭解决照料老人的问题，推动养老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互助养老模式的现存问题

　　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在降低养老基础成本和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与服务专业性、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中的不足之处也值得关注。

　　在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长效供给的过程中，面临一大挑战就是多元供给主体之间难以有效协同。一是农村老年人在作为服务供给方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往往难以充分参与专业性质的服务;而作为受助方，他们往往缺乏主动表达自身需求意愿的积极性，这导致了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二是村“两委”承担着繁重的农村事务，而养老服务尚未明确纳入其绩效考核体系，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工作中产生懈怠心理，政策执行不够到位，对农民群众的需求反应不够及时，难以充分履行其“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三是部分企业出于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考量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中，但由于这种服务的公益性质较强，对于追求盈利的企业而言，其服务成本高昂而回报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参与热情和持续供给意愿。

　　农村互助养老所需的外部资源广泛分散于各个主体之中，这种资源分布的碎片化状态使得它们难以得到有效的整合与利用。互助养老作为一种多主体自主运作的属地养老模式，其推广方式大多依赖于基层政府的主导。政府的推动无疑在初期为互助养老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投入提供了有力支持，但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可能会抑制农村互助养老的活力，削弱其社会基础，影响农村社会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资源相对匮乏、地域分布广泛的农村地区，社会组织的薄弱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地区往往面临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制约，但由于农村地区的资源限制，它们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和动力去开发农村养老市场。这导致许多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养老服务，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完善服务内容与质量

　　农村互助养老必须立足熟人社会优势，充分激活社区内生动力。以自然村为单位组建老年互助小组，由村“两委”牵头，吸纳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等群体参与。特别要发挥村医、乡贤等乡村能人的带动作用，组建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定期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培育“以老助老”服务模式，建立服务积分制度，将提供的照料服务转化为未来可兑现的养老权益。同时可以整合利用闲置校舍、祠堂等公共空间，改造成集日间照料、文化娱乐、健康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互助养老服务站。

　　为了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优质、专业的服务，也必须加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力度，这包括但不限于定期组织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强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确保他们能够以真诚、耐心、细致的态度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服务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改进，确保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互助养老模式的合作机制是其核心要素之一，针对农村资源分散的特点，各主体应当明确权责边界，构建高效的协同管理机制。政府需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将养老服务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体系，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激发社会的参与活力;社会组织应聚焦专业服务供给，与企业合作拓宽资金渠道，探索“公益+市场”可持续运营模式;村“两委”需强化纽带功能，激活村民自治力量，推动老年群体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

　　此外，可设立“多元主体协作平台”，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村民代表，建立“县级统筹、乡镇协调、村级落实”的三级管理体系，统筹资源调配、信息共享与监督反馈，形成“政策引导—资源整合—服务落地”全链条协同网络，重点推进“互联网+互助养老”建设，搭建县域统一的智慧养老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配。

强化资金保障与制度支撑

　　资金保障机制是互助养老模式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互助养老模式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人员培训、活动组织等方面，为互助养老模式的顺利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其次，可以积极争取社会捐赠。通过广泛宣传互助养老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最后，还可以探索市场化的筹资方式。例如，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互助养老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取回报。这不仅可以缓解资金压力，还可以提高项目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评估反馈机制是互助养老模式持续改进和优化的关键环节。通过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制度，以服务覆盖率、老年人满意度、资源使用效率为核心指标，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定期优化服务方案，确保资金与资源的精准投放。

因地制宜推进模式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均衡性以及各地农村独特的地理、文化和社会背景，互助养老模式在不同农村地区所能展现的效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要避免“一刀切”推广，要结合地区经济水平、文化传统与资源禀赋设计差异化路径。经济发达地区可引入企业参与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提升服务的数字化水平;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依托乡贤资源与村民互助传统，挖掘本土人力与物质潜力，发展低成本、高灵活性的“邻里互助圈”。例如，依托传统节庆组织文娱活动，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互助养老站点，实现资源活化与情感联结的双重效益。同时鼓励发展“互助养老+”新业态，如养老民宿、康养旅游等，增强自我造血功能。通过分类指导、典型示范，形成各具特色的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格局。

　　农村互助养老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村民及老年群体等多元主体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市场化服务不足的双重困境，具有低成本、可持续及契合乡土文化的独特优势。然而，当前实践仍面临主体协同机制缺位、资源整合低效、服务专业化不足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服务精准化、治理协同化、保障制度化、模式特色化”的优化框架，强调需通过政策引导、资源统筹与机制创新，构建因地制宜的协同治理体系，为农村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其一，关注技术赋能对互助养老的时代推力，探索数字化平台在资源整合、服务匹配及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升服务效率与可及性;其二，加强跨区域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经济水平、文化背景下的模式适应性，提炼更具普适性的协同机制;其三，深化对市场化主体参与路径的探讨，平衡公益属性与可持续运营需求，破解资金与人才瓶颈。此外，政策层面需进一步细化主体权责清单，推动立法保障与长期资金投入，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能。通过多维度探索，农村互助养老可以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为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模式，助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终审：魏文源

　　监审：冯莉

　　编校：董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