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正面临社会资本流失与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双重挑战。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系统解构了农村社会资本的三重裂变形态：其一，传统差序格局下依托血缘和地缘建立的信任纽带逐步弱化，原子化趋势加剧，人际关系呈现疏离化特征;其二，非正式关系性规范效能衰减，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其三，人口流动与空间重构引发社区网络结构嬗变，传统社会联结机制面临适应性挑战，并揭示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三重张力结构——组织整合困境、协同治理悖论与技术赋能壁垒，当前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系统性制约因素，影响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效果。对此，本文提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赋能路径，通过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机制重塑社区信任资本，构建社会规范协同的治理规则体系，依托智慧治理创新社会联结网络。

乡土性消解：社会资本流变与基层治理转型动因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2021年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社区考察调研时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迈向“城乡社会”的关键转型期。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以个体为中心，熟人社会基于地缘、血缘紧密相连。如今，城市化进程加速，交通、通信便捷，人口大规模流动，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居民构成日趋丰富。在此背景下，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逐渐瓦解，社会信任因陌生人增多、熟人关系稀释而降低，规范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权威削弱，关系网络支离破碎，社会资本流失。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通过社区化改革重构社会资本，通过激活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力，重塑良性农村社区生态，以此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治理挑战，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资本流失的三重裂变及其治理效应

信任机制的解构：从差序格局到原子化社会的信任危机

　　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信任机制根植于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网络，依托低流动性形成的稳定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推进，农村社区不再局限于传统封闭的交往模式。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农村社区居民的交往范围突破地域限制，向更广阔的区域延伸。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形式日益多元，居民间、城乡间的人际联结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中持续拓展与深化。同时，农村社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群体与外出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有所调整，社会交流方式呈现新的特征，集体协作能力有待进一步优化。

社会规范的弱化：非正式的关系性规范弱化

　　社会规范中的非正式的关系性规范存在弱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传统社会纽带的松弛与治理效能的结构性衰退。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下降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农村社区居民更注重个体利益而非农村社区公共利益;传统纠纷调解机制因乡贤权威式微而失效，矛盾调解陷入真空;道德约束力减弱导致违约失信行为频发，农村社区缺乏非正式管理机制;人口大规模流动加剧“空心化”，留守群体无力延续传统活动、公共资源管理等传统规范;这些现象共同反映出农村从“礼俗治理”向“法理治理”转型过程中，传统非正式关系性规范消退与现代治理体系未充分衔接的矛盾。

网络结构的嬗变：空间重构中的社区联结机制重构

　　传统农村社会以同质化农业生产为基础，依托“差序格局”形成稳定的熟人关系网络。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呈现渐进式演变特征：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得部分区域显现“空心化”趋势，非户籍地居民比例渐趋上升，“三留守”群体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扩大态势。居住空间重构与职业分化的交互作用，客观上导致人际交往模式发生频率变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功能性支撑面临调适压力——家庭的教育赡养功能呈现效能递减特征，亲情纽带伴随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出现弹性化调整。这些现象折射出乡土社会从伦理共同体向现代异质化社区转型期的适应挑战。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元张力结构

组织整合困境：社区凝聚力的效能衰减

　　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发挥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大大释放了人们自由流动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社会的去组织化现象也日益凸显。在农村，基于契约关系与制度性认同的新型社会联结尚未充分建立，导致农村社区成员间利益分化加剧、公共事务参与渠道不畅，凝聚力不足，社会原子化个体因缺乏有效的组织化载体与共识性规则，难以通过协同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整合。如何将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有效组织起来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难题。

协同治理悖论：多元主体合作渠道单一

　　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有乡镇政府、农村(社区)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初步形成，但是多元主体之间各自利益诉求不同，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平等合作的关系。农村社区治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取决于多元主体合作的深度和互动的广度，但是多元主体自身所处的地位、拥有的资源、运行的机制等不同，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缺乏有效的平台，相互之间沟通、协商、对话的渠道单一，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仍以个体化的居民和分散化的部门为主，相互之间缺乏合作规范，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网络。

技术赋能壁垒：数字治理中的结构性适配难题

　　农村社区智慧化建设同样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自2013年民政部联合相关部门开始在全国推广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我国信息化建设正处于整合协同关键期，部分领域存在系统标准不统一、跨部门数据共享待完善的情况。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与业务系统尚未完全互联，存在数据采集交叉现象;技术应用因跨部门数据割裂难以发挥实效，居民使用率低下削弱平台价值。种种结构性障碍共同造成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效能衰减，阻碍科技创新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进程。

社会资本再生产：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赋能路径

信任资本重塑：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机制创新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党组织引领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构建稳定的人际互信网络为前提。这不仅为“三治融合”机制奠定社会根基，更能激活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推动基层自治规范化、法治常态化、德治生活化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凝聚力与治理水平。

　　首先，强化社会信任关系具有多重治理价值。其一，信任纽带能促进居民间协作网络的扩展，使党组织能够通过创新治理载体有效提升群众参与广度，提升农村社区资源整合能力;其二，互信氛围为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有利条件，促使党员干部在治理实践中强化身份认同，切实发挥先锋示范效应;其三，通过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能够有机整合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力量，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格局。

　　其次，在治理体系创新维度，还需着力完善“三治融合”机制。自治层面应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议事协商平台，培育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法治维度应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思路，强化农村社区居民的法治认同;德治领域要创新道德引导机制，充分挖掘优秀传统习俗的教化功能，培育崇德向善、文明和谐的农村社区文化。

　　最后，信任机制的建设要与党建工作创新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标准化建设、数字化赋能等手段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向纵深发展。例如，开发“数字乡村”综合平台，定期公开发布各村党建、财务、工作动态等信息，并积极展示支部党建工作成果、党员先锋模范事迹等内容，实现信息即时共享，增强了村“两委”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规范体系重构：制度—关系双维度的治理规则再生产

　　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非正式的关系性规范弱化的情况，必须从完善制度性规范、优化关系性规范以及协调两种规范关系三方面着手。在完善制度性规范上，要在农村社区重点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制定和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村规民约，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完善实施细则，确保村规民约实施的合法性、科学性和适应性。在优化关系性规范时，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传统文化实践，以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为了重塑和强化社会联系与道德规范，建议定期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活动，开展道德教育课程，设立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对农村社区中的优秀道德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为了实现制度性规范与关系性规范的有效协调，在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作用，确保其既合理又易于农村社区成员接受。通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媒介作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结合，构建一种兼具地方特色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同时，培育农村社区治理骨干和群众工作能手也不容忽视，发挥他们在调和制度性规范与关系性规范之间的桥梁作用。优化社会规范，为构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治理体系提供了稳固的信任基石和高效的协同机制。社会规范的完善有助于优化农村社区资源配置和平衡社区各方利益，显著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促成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正向互动，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成果的农村社区治理新模式。

　　依据明确的社会规范，农村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可以建立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社会运行交易成本，并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治理合力，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根据具体社会规范的要求，要进一步明晰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及责任范围，按照各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运作，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目标协同、利益协调、行动协作。总之，要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通过畅通农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培养居民的公共理性，不断探索和规范基层协商民主形式，将实践经验转化为长效机制，拓展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渠道，确保主体包容性、内容广泛性、形式丰富性和程序完善性，为形成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提供坚实的支撑。

网络结构再造：智慧治理生态中的社会联结创新

　　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化对农村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通过促进集体行动效率的优化，为基层治理创新注入可持续动能。夯实农村社会网络的基础，关键在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可显著改善城乡要素流通效率，配合公共服务投入的持续增加，不仅能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更能有效降低劳动力迁移的边际成本，进而形成人才返乡创业的正向激励。产业发展维度的策略创新同样具有关键地位，依托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与现代农业体系构建的双轮驱动，既能实现经济产出的规模增长，又可创造在地化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人口驻留的良性机制。

　　在特殊群体保障方面，构建制度化的服务供给体系。通过整合农村社区既有服务资源，建立覆盖留守群体的精准帮扶机制。这种社会网络的协同效应，实质上构成了治理要素整合的底层架构。持续性社会互动的深化，可以为农村社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并且通过信息技术赋能还能使网络关系呈现新型联结形态。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的技术集群，凭借其资源配置优势，正在重构传统治理范式——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可信流通，物联网实现服务精准触达，人工智能优化决策支持系统，最终形成多元协同的新型治理生态。

　　智慧治理系统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社会网络的支撑强度。当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数字平台共建时，关键治理资源的整合效率显著提升。在虚实融合的信息交互场景中，居民诉求可通过集成化端口实时传递，问题处置流程得以标准化重构。移动终端与社交媒介的创新应用，使在线政务、远程医疗、数字教育等智能服务延伸至基层末梢。特别是针对特殊群体构建的数字化档案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持续优化服务匹配精度，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适配性。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文娟

　　编校：董卫娟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