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北海市流下村的乡村振兴实践，呈现出“党建引领—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文化赋能”的多元共治协同赋能格局。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示范与组织动员，凝聚发展共识与行动合力;政府部门通过政策规划与基建投入，确立了“山海文化艺术村”的发展框架;企业以业态创新与流量赋能激活经济动能;文化人才则通过文化赋能为村庄注入品牌价值。多元主体协作虽带来经济跃升与空间美化，却也引发文化表演化与主体性稀释的隐忧。多元共治协同赋能在短期内能够高效整合资源，推动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警惕乡村文化符号的工具化倾向。乡村文化不仅是乡村的宝贵遗产，更是乡村发展的精神根基。如果仅仅将文化符号作为吸引游客的工具，而忽视其内在价值和文化传承，可能导致文化的表面化和商业化，甚至破坏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因此，探索经济发展与文化存续的共生路径至关重要。

广西北海市流下村现状

　　近年来，“党建引领—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文化赋能”的协同共治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广西北海市流下村是典型的实践样本。该村位于北海市冠头岭山脚下，是一个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渔村。此地保存着诸多结构完好的传统民居，海洋文化与风俗得以有序传承，自然生态资源极为丰富。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村庄的基础设施落后，道路坑洼不平，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房屋多为老旧瓦房，部分建筑甚至由牛棚、柴房改造而成，村民生活条件艰苦，经济模式单一。村民以浅海捕捞和外出务工为主，耕地资源稀缺，村内房屋空置率高，“空心化”问题突出。尽管该村拥有妈祖信仰习俗，但缺乏系统的挖掘与保护措施，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逐渐淡化。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国内乡村的发展正以效率与创新为核心，“党建引领—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文化赋能”成为整合资源、激活经济的有力引擎，流下村亦是如此。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引领下，流下村制定了《流下村旅游开发建设规划》，并投入了近70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本驱动的业态激活下，流下村民宿集群开发、“流下盛宴·山海相约”艺术节的打造、知识精英的文化赋能、艺术家驻村创作滨海主题艺术作品以及产学研合作开发贝雕文创产品等，为村庄注入了文化厚度与品牌价值。流下村实现了从边缘渔村到“山海艺术村”的转型跃升。村集体收入增长超5倍，年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国家级称号。然而，流下村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新的挑战。部分游客指出：“该村与其他滨海特色村落一样，千篇一律，全部都是网红打卡点，分不出来到底是哪里，看不到它本身的特色文化。”这反映出同质化及网红化开发对文化独特性的侵蚀，过度强调视觉符号的构建导致当地文化体验的表面化。因此，如何在流量经济与乡土根脉之间构建动态平衡，让村民从“受益者”转变为“主导者”，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与发展能动性的双重觉醒，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党建引领—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文化赋能”的具体方式与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广西北海市流下村以党建为引领，汇聚多方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党组织、企业与人才队伍紧密协作，共同绘就了乡村发展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在探索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平衡之道。

党建引领

　　政府及党组织通过顶层设计与文化根脉守护的双重路径，有力推动流下村的振兴。

　　当地基层党组织立足流下村“山海文化”特色，主动担当起发展规划的推动者。党组织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村庄发展筑牢根基。党员干部深入群众，通过走访调研、召开村民议事会等方式，广泛收集村民意见和建议，确保发展规划符合民意、贴合实际。

　　北海市海城区地角街道新营社区党总支书记郭元表示，为提升村庄品质，党组织严格依照规划，要求庭院改造与整村风貌融合，对当地民居进行艺术化利用。在建设中，党组织严把规划设计关，强调时尚、亲和与本土化，杜绝大拆大建，保护老墙、古树、特色民居等，要求项目施工前提交设计方案，审批通过后方可动工，确保改造兼具观赏性与记忆点。

　　曾经的流下村环境脏乱、乡风不佳。党组织发起“板凳会”，党员干部与村民共商新规，将红白事酒席规模、菜金等标准写入村规民约，与年底分红挂钩，同时着重强调老建筑保护。此外，流下村打造以党建为引领的红色驿站，整合“吃、行、游、购”等旅游服务功能，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处理等服务。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其成为服务群众与游客的重要窗口。

政策引导

　　在政策筑基层面，出台《流下村旅游开发建设规划》，明确“保护性开发”原则，严禁大拆大建，并强制保留岩石墙面、古树老墙等村庄原始遗存要素，累计投入近700万元，开展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及“三清三拆”行动，修复传统民居25栋，改造废弃空间，将鸡棚变为文化展览馆、柴房转为珍珠工坊、牛棚改建为陶艺教室，在保留原始结构、古井等历史肌理的同时植入现代功能。同时，同步推进电网改造、道路硬化与新能源设施建设，让村庄实现高绿化率与公共基础设施全面达标。在文化定调层面，全力打造“山海艺术村”品牌形象，年均举办“疍家民歌展演”“古船木艺术展”等10余场主题活动。通过上述举措，流下村相继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国家级称号，实现了村容村貌与文旅品质的双提升。

　　政府各个部门在乡村振兴中的介入，能够迅速整合资源、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然而其工程化治理模式却存在一定缺陷。过度追求示范村政绩，导致文化保护流于形式;标准化规划抑制了乡土多样性。这些缺陷反映出管理思维而非治理思维的局限。为此，需转向弹性规划、村民赋权与文化真实性审查机制，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

产业创新

　　企业通过业态创新与流量赋能，驱动流下村经济转型。以海归团队联合村民投资800万元打造邻舍设计师酒店为起点，该村首创“老房岩石墙+极简设计”模式，成功带动多个社会资本项目，形成民宿产业集群，共落地31个投资项目，累计资金投入高达6 000万元。多家精品民宿相继落成，为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住宿体验。“啵啵汽水店”等小店凭借别具一格的装修走红，成为网红打卡点，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拍照留念。在此基础上，流下村构建了“海上运动、科教研学、文创艺术、特色美食、高端民宿”五大文旅板块，并开发了“流下盛宴·山海相约”艺术节等IP活动，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5 000人次。目前，流下村80%的民房已被外地投资商租赁用于民宿业及相关设施建设。流下村村集体从经营项目中获得股金分红，2023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2.9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40万元，形成了“民宿引流—消费闭环—资本反哺”的良性循环。然而，在这背后却显现出泛滥的流量逻辑在将当地文化转化为可复制的消费符号，导致村民主体性的逐步丧失。

　　在企业推动流下村从传统渔村向“网红文旅地”转型这一过程中，投资者以“文旅融合”为名，将村庄的文化符号剥离原有语境，变为网红拍照的装饰元素。例如，部分民宿为了迎合游客的拍照需求，将疍家渔网等简化为装饰元素，却未能深入挖掘和传递这些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剥离了其“讨海为生”的历史语境。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年轻游客更关注拍照出片，对文化内涵的关注度较低;另一方面是部分民宿经营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这种弱化文化本土性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吸引游客，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思考如何平衡审美表达与历史语境。游客消费的不再是真实的渔村生活，而是精心编排的乡村主题公园。将村民生活场景转化为可消费的符号，虽然显著提升了村庄的经济活力，却也引发了文化主体性的逐渐消解。目前，80%的民房由外来资本运营，当地村民多从事餐饮等低附加值服务，对文旅收益的深层参与度不足。

　　流下村的案例揭示了企业所主导的流量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若缺乏文化主体性保护机制，乡村振兴可能沦为“主题公园”的制造工程。为此，必须确保村民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主体作用，并使其分享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收益共享的双赢目标。

文化赋能

　　在国家政策大力倡导艺术乡建与文化赋能的背景下，文化人才(包括艺术家、设计师、高校学者等群体)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非遗挖掘、艺术驻村、文创开发等多种途径，致力于为乡村注入文化活力与美学价值。然而，并非所有文化人才的参与都能实现可持续的文化再生。那些缺乏在地性考量的文化移植项目，往往将乡土符号简化为可供消费的视觉奇观，而村民则被边缘化为文化展演的背景板，其主体认知与历史记忆在他人主导的叙事中逐渐被淡化。唯有文化人才放下启蒙者姿态，转而成为村民文化自觉的协作者，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根脉守护”与“创新激活”的辩证统一。

　　在流下村，文化人才通过文化叙事与品牌塑造，为其注入艺术活力与创新基因。例如，以青年画家罗远锋策划的“港湾情”主题艺术展为起点，联动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青年艺术家驻村创作;与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喜蛙家居签订产学研协议，打造文创产品并绘制疍家风情墙绘强化视觉标识，增强年轻一代文化认同。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流下村的转型发展过程中，部分艺术创作者和设计师出现了盲目模仿城市景观和网红建筑的现象，导致千村一面，缺乏地域特色，将原本具有深厚传统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村庄变成了单调的网红打卡地。许多游客在游览后抱怨流下村与其他类似的网红村并无本质区别，看不到其自身的特色和文化灵魂，原本属于流下村的独特文化符号正逐渐消失。

　　流下村的网红化实质上是乡村空间的一种麦当劳化现象，通过效率—快速复制成功模板、可计算性—以点赞量衡量文化价值、可预测性—提供标准化体验、可控制性—算法推送主导审美，将复杂的地方性文化压缩为可批量生产的消费符号。这种模式虽带来短期流量，但同时也导致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多元共治协同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

以文化本真为导向的在地性追溯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改造，而应深入到文化与精神的重建层面。为此，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的文化根源，理解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通过文化的真实表达，使乡村不仅成为一个美丽的地方，更成为一个有灵魂、有归属感的家园。例如，企业在建设过程中应确保至少保留70%的原生建筑元素，以维护地方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同时，可以设立非遗活化基金，将一定比例的企业年利润投入到传统技艺的传承中，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此外，建立网红打卡点的文化阐释标准也至关重要，应强制标注符号来源。例如，渔网墙需附上疍家编织技艺简介，确保文化项目的推广不仅能吸引流量，还能有效传播地方文化知识，避免同质化、无效化的网红打卡点建设。

以村民为主体的多利益协同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整合的过程，各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需求和信念，这极易引发利益冲突。因此，要求各方在合作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村民主体—党建引领—企业助力—知识赋能”的协同框架，通过制度化设计平衡各方诉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决策机构，政府通过弹性规划和文化审查机制划定开发边界，企业以保底分成协议约束逐利冲动，文化人才则通过参与式设计确保文化转译的在地性。流下村实践表明，以刚性制度保障村民文化否决权与柔性协商平衡利益分配，能破解“精英主导”的惯性，推动政策示范点向有机发展的可持续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

以主体赋能为路径的文化内源激活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以主体赋能为路径的文化内源激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精英可以通过提供知识支援与方向引导开启乡村发展的新篇章。积极深入社区为村民开展知识培训，涵盖现代农业技术、旅游服务技能、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并在过程中给予村民实质性的知识帮助，解答疑难问题，分享成功经验。这种持续的互动可以赢得村民的信任与认同，使得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团队与文化人才与村民建立紧密联系。知识培育在潜移默化中会重塑村民的自我认知。使他们重新审视所在村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激发其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内在热情，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村落的建设与管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

以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内生造血机制

　　建立双赢机制是文化人才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健康关系和实施可持续互动的唯一途径。基于上述文化内源激活的原则，文化人才可以利用社会的资本和知识资源将乡村与市场联系起来，实现双赢局面，而不是零和博弈。通过内生造血机制村民们享受到了“保护乡村生态、解决生活问题”的好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主观主动性。文化人才通过协作，将在地知识转化为文旅资产;构建多元获益链，推动村民从收租者转型为产业共创者;同时，制衡市场主体过度扩张，确保村民在文化定价与经济分配中的主体权益，破解村民失语的困境，实现乡村振兴中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流下村的振兴实践揭示了乡村振兴的深层逻辑，其本质绝非简单的资本注入或直接的文化包装复制，而是一场多元主体在权力博弈中重构乡村生命力的复杂进程。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村民主体性的缺失与传统乡村在地文化的异化。乡村振兴究竟是为乡村“输血”还是激发其“造血”?答案显然在于后者。唯有当村民不再是政策与资本的“他者”，而是文化根脉的自觉守护者与发展红利的实质共享者，乡村才能真正摆脱示范到衰败的周期性困境，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持续生长。这既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更需要对乡土智慧保持谦逊——因为乡村振兴的终极蓝图，本就深植于村民世代传承的生活史诗之中。

　　终审：魏文源

　　监审：侯欣怡

　　编校：董卫娟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