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规模经历快速扩张期，1949—1970年间总人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5.4亿增至8.3亿，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这一时期，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出现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家庭因突发状况面临结构性转变。当家庭唯一子女发生变故时，传统家庭养老机制面临实践困境，这种困境在农村地区尤为凸显，此类家庭普遍呈现经济供养能力递减、精神慰藉渠道收窄、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等特征，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

资料收集与样本特征描述

　　工作者于2023年12月底至2024年2月初对Q村8户特殊计生家庭展开专项走访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化访谈法、观察法以及文献研究法收集直接相关的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见表1)。

表1 资料收集方法及具体研究内容

　　走访共持续一个半月，每位服务对象接受访谈时长约2小时，每份问卷填写时长约40分钟。走访结束后工作者整理访谈记录和问卷数据，形成“一人一档”，以更好地记录和追踪个体状况，在后续介入中提供个性化服务(见表2)。

表2 服务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综合政府文件规定、相关学术研究以及调研实际状况，本研究将服务对象的范围界定为：户籍或主要生活场所位于农村、年龄在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死亡，并且不再领养及生育子女的长者。

服务对象的经济状况

　　服务对象的平均年龄为69.4岁，经济来源高度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帮扶。部分服务对象参与农业生产，但生产所得仅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少部分会前往镇上打零工以补贴家用。服务对象年收入可达1万元左右，月均支出约800元，涵盖基本食品、医疗自付及日常照料，各项补贴能够保障基本生活，节俭使用能够有结余。服务对象通过压缩非必需消费保障基本生活，但长期医疗支出和突发疾病支出对其经济稳定性构成挑战。

服务对象的心理状况

　　在实地调研阶段工作者采用了Brink等人的老年抑郁量表(GDS)、W.K.Zung的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夏朝云等人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通过问卷数据统计发现，服务对象存在显著的情绪困扰，子女的离世导致持续哀伤，他们常感受到无助和悲观，严重者甚至影响到机体健康。这种失去唯一子女的打击不仅让他们失去了精神慰藉，更剥夺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期待。

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状况

　　一是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乡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服务对象在交往过程中难以避免地触及与逝去子女相关的痛苦记忆，部分服务对象选择通过减少与他人的互动来避免触发痛苦回忆;二是服务对象内心敏感，在触及相关话题时反应激烈。他们有些因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脆弱而选择沉默以避免进一步的讨论和关注，有些则表现为情绪失控，这种极端的情绪反应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久而久之，他们的邻居和好友因为感到沟通困难、情绪负担过重，逐渐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这种社交障碍进一步加剧了服务对象的孤独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形成恶性循环，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慰藉。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工作者发现部分村民基于传统迷信观念或错误归因，错误地将服务对象的不幸归咎于过去的行为，给他们贴上负面标签。部分服务对象内化这种错误认知，形成非理性信念。

服务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位服务对象都患有一种或多种老年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白内障等。此外，长期郁闷的心情影响了部分服务对象的身体健康，也使得他们患上生理疾病。患病使服务对象在用药、定期检查和基本照护方面需要更多的帮助，但由于他们缺乏子女的日常陪伴和必要的社会支持，在获取医疗资源、进行健康管理以及应对突发健康问题时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疾病不仅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更加重了其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

社会工作的介入服务

　　通过对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不难发现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存在多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服务对象面临着经济支持、心理支持、非正式支持网络重构、去“标签化”及身体健康维护等多重需求。

服务目标

　　本研究基于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和优势视角理论作为理论框架，结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工作方法，旨在通过专业方法提升服务对象的社会适应能力，协助重构非正式支持网络，消除负面标签，同时维持身体健康，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和希望，提高生活质量，最终实现生活重建。

服务方法

　　1.个案工作方法

　　由于服务对象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子女亡故原因等各不相同，具体需求表现出个体独特性，因此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个案服务，在小组活动过程中也关注到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2.小组工作方法

　　服务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的问题与需求，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需求，工作者组织服务对象成立主题小组，通过活动鼓励他们主动融入社会，打破社会隔阂与自我封闭。

　　3.社区工作方法

　　工作者通过资源整合，积极为服务对象链接社区资源，开展社区宣传活动，帮助他们与昔日好友、邻居重新建立联结，协助其重构非正式支持网络，改善生活的社会环境。

具体服务内容

　　1.经济赋能：手工义卖小组与申请经济补助

　　2024年2月至2024年11月，工作者联合服务对象组建手工义卖小组，发掘服务对象的手工特长，与服务对象共同学习制作菜篮、笤帚等日常生活手工制品，成品一部分留下供日常使用，其余部分由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每月月底进行义卖。义卖所得全部为服务对象提供资助，并在活动过程中促进服务对象与他人产生互动，鼓励他们主动与人交流，融入社会，打破社会隔阂。

　　工作者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研中发现一名服务对象因资料不齐全而未能成功申请失独补助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工作者深入研究了当地政府关于失独家庭补助的政策框架，协助服务对象准备和补齐了所有必要的申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独生子女死亡证明以及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证明等，并积极与当地分管失独补助金的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沟通，最终，通过工作者的专业介入和不懈努力，服务对象成功申请到了补助金，有效缓解了其经济压力。

　　2.心理赋能：互助支持小组与专业心理疏导

　　2024年2月至5月，工作者组织成立互助支持小组，服务对象均因相似的经历与需求而聚集，有助于形成共鸣与理解。在小组开展过程中，工作者重点采用集体叙事的方法帮助服务对象正视现实。叙事的态度认为，创伤的确是一种挑战，但挑战创伤的方式不是消灭它，而是应对和回应。集体叙事的当事人是一群有相同创伤的人，他们常常需要以某种方式与更广泛的群体分享。工作者通过组织小组聚会，通过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讲述，帮助服务对象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同时为他们提供情绪的排泄口，让他们能够自由表达，排解抑郁情绪。

　　服务期间，工作者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运用专业评估量表，对服务对象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评估，精准识别其心理危机的程度与类型，在此基础上开展团辅活动、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一对多小组辅导等。

　　3.社会支持赋能：社区宣传教育与重构非正式支持网络

　　2024年4月，工作者与大学生志愿者协同合作，在社区内开展了针对“特殊计生家庭”的尊重与关怀宣传服务。对于持有误解和固执己见的村民，工作者采取了一对一讲解，扭转他们的错误观念;若观念难以改变，则倡导以同理心对待，减少不必要的议论和特殊化对待，以促进社区环境的友好。

　　在小组工作开展期间，工作者通过引入叙事疗法，引导服务对象重新构建和审视自己的人生故事，通过外化对话，帮助服务对象认识到创伤并非其个人身份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可以被应对和回应的挑战，从而改变他们对于自身经历的错误认知。同时，工作者鼓励服务对象走出家门，与邻居和昔日好友进行交流，进而重新构建非正式支持网络，促进服务对象的社会参与和社区融合。

　　4.身体健康赋能：开展健康讲座与链接公益资源

　　2024年4月至10月，工作者通过邀请医疗卫生领域的医生，定期组织专题健康讲座，例如“失眠的中医调理”“换季传染病预防”“中暑小妙招”“秋季腹泻应对策略”“三减三健”“用药注意事项”等健康议题，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日常健康问题的科学解答，有助于提升其健康意识。

　　此外，针对服务对象面临特殊健康问题，工作者在社会公益机构的支持下组织服务对象前往乡镇医院进行健康检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项目。

农村特殊计生家庭生活重建的路径

内在重建：心理干预与认知重塑

　　特殊计生家庭这一群体具有特殊性，工作者运用一系列专业的治疗方法，通过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深层次的心理干预，帮助服务对象识别和修正内在的错误认知和观点。工作者还提供定制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这些服务根据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和特点设计，缓解了他们的心理困扰，防止心理问题进一步发展为心理疾病。工作者组织同质性小组活动，服务对象能够在一个理解和共鸣的环境中分享体验，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慰藉。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实务工作，工作者能够促进服务对象内在世界的重建。

外在支持：社会环境构建与资源整合

　　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区宣传倡导消除对特殊计生家庭的错误归因，以构建一个支持性更强的社区环境。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链接社会资源，积极整合政府、医疗和公益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生活辅助和情感支持，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鼓励服务对象与邻里互动，通过重建非正式支持网络，增强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这样的外在支持不仅促进了服务对象的社会融入，也为他们的内在改变提供了动力，形成良性循环，使他们更愿意与人交流，从而实现生活重建的目标。

　　终审：魏文源

　　监审：罗学茹

　　编校：董卫娟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