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与内在驱动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关涉乡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优化。然而，城乡间的发展鸿沟、资源分配不均与基层治理体系的局限性，使这一进程面临多重挑战。在共同富裕语境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立足现实问题，探索创新性策略，逐步实现从结构性调整到制度化构建的全面跃升。

共同富裕下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城乡发展不平衡阻碍着社会整体进步，而共同富裕下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优化，缓解了以往城乡资源分布不均的局面。在此推动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快、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为乡村提供了向城市看齐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模式注重多元力量的协同作用，强调政策精准性与执行灵活性的结合，以使资源流动更具针对性。治理现代化引导资源从中心向边缘延展，强化乡村自身发展能力。通过因地制宜的治理，乡村将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附属，而是逐步成为有独立特色的发展单元，从而打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为城乡平衡发展创造更开放的条件。

有助于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直接关系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成效。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制度创新为重点，为社会治理注入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与质量，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同时，多方参与机制的引入，降低了传统治理中单一主体的负担，使乡村治理模式从简单的命令传达，转变为多方共建的互动结构。通过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方式，乡村社会中的问题将能被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助力化解社会矛盾。高效的治理效能将满足乡村内部需求，并在城乡间形成更顺畅的互动网络，促进城乡社会的联动与协调。

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展现出多重价值。通过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乡村形成了产业、生态、文化、社会多领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效率，稳固了经济基础;生态治理的绿色转型，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可能;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使乡村文化认同感被重新激活，乡村社会凝聚力得到增强。乡村的全面振兴，既是治理现代化的结果，又是内在动力的体现。治理与振兴相辅相成，可使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共同富裕提供更丰富的现实表达。

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现状

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不足

　　在共同富裕框架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多元主体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乡村治理中主体能力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直接制约了治理效果的提升。基层干部在政策执行上显现出较大的适应难度，尤其是在应对复杂治理任务时，其现代化思维和操作能力仍难以匹配实际需求。这种能力的缺失，使政策实施效果被大大削弱。此外，村民作为治理过程的重要参与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主动性，导致治理过程呈现单向性，社会协同潜力未能被激发。同时，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力度不足，其资源优势和专业能力未能充分转化为治理动力。多元主体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困局，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瓶颈。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均衡的公共服务。然而，乡村地区发展现状表明，服务供给在质量和分布上仍存在明显短板。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乡村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供给相对完善，而偏远落后乡村却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无论是教师的数量、质量，还是医疗设备的配备和服务覆盖面，均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这种区域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乡村居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资源获得不均等。此外，公共服务内容的单一化也削弱了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性。部分乡村的基础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文化、社会等高层次服务更无从谈起。这种服务供给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失衡，也加深了城乡间的系统性差距。

基层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治理机制支撑。然而，当前的机制设计却显现出诸多不足，制约了现代化目标的达成。部分地区仍依赖传统的行政命令式治理模式，治理方式缺乏灵活性，无法应对乡村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在资源分配机制中，条块分割现象突出，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也未能有效建立，导致治理资源在执行中被分散或浪费。此外，治理的透明度不足，使公众对治理过程的信任度下降，尤其是在涉及利益分配和资源调控时，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使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这些机制缺陷削弱了乡村治理效率，使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治理现代化更加艰难而复杂。

共同富裕下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强化乡村治理主体能力建设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多层次治理主体能力的全面提升。从基层干部到村民，从市场主体到社会组织，不同主体的协同与能力优化，直接决定了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能力建设需兼顾系统设计与实践操作，要从结构到过程开展全方位规划和推进。

　　基层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执行力量，其能力的提升是现代化治理的首要任务，建立长期、动态的培训机制至关重要。教育内容需涵盖治理理论、政策法规、技术工具使用等基础模块，并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列为重点。案例教学则能通过实践中的真实情境，帮助干部掌握问题应对和资源整合能力。此外，还需创建全国性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中心，制订个性化的学习规划。例如，在治理模拟过程中，引入仿真数据与复杂的社会问题，让干部通过角色扮演和决策模拟，形成直面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动态学习机制，不仅关注知识输入，更强调认知更新与实践锻炼的结合。此外，职业发展路径的优化也是激励机制的重点。地方应以治理能力评估结果为基础，设计针对性的人才晋升通道，同时增设交流挂职机会，让干部在跨区域实践中丰富经验。

　　村民的参与能力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互动与民主化程度。其能力建设需从意识唤醒到行动实践系统化推进。地方要以宣传为抓手，通过乡村广播、移动平台、村级讲座等多样化方式，推动现代治理理念的深入传播，使村民具备基础的政策理解能力。此外，村民治理实践的设计需要立足当地实际。例如，建立村级议事会或社区治理小组，通过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引导村民参与具体事务，包括环境保护、公共资源分配等。在此过程中，提供工具性支持尤为关键，如设立便捷的申诉和投票系统等，以帮助村民表达意见。资金支持则能保障实践的长期性与激励性。地方通过专项基金形式，支持村民组织社区活动、设计治理创新项目，并将实践成果纳入基层治理评估体系，推动村民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治理者。

　　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其能力建设需从政策引导到资源整合全面强化。政策方面，应制订专项激励措施，如设立乡村治理创新项目专项资金等，以吸引企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等领域。同时，应以公共资源合作的形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数据和政策支持，让企业在参与乡村治理时能够实现双向收益。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则需结合其灵活性和专业性特点，与政府合作推动其在特定领域如文化建设、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深度介入。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社会组织治理联盟、定期组织资源共享会议等，从而确保信息和经验的互通。此外，还可设立奖项和培训计划，表彰和培养社会组织中的优秀实践者，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专业支撑力量。

　　构建治理主体间的协作网络，这是能力建设的综合环节。其中，建立多主体协作平台尤为紧要。平台需设有信息流转和资源分配的模块，确保各主体能快速获得所需信息。例如，开发智能协作平台，实时显示不同地区的治理项目进度，帮助主体精准调整资源和策略。此外，协作会议制度应常态化，每季度由区域协调机构组织不同主体参加讨论，共同解决跨区域、跨部门问题。评价机制的引入，则能形成治理主体动态能力的科学反馈。同时，还应以绩效评估为核心，设立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指标体系，从具体项目执行到整体协作效率，开展综合评价。评估结果不仅为问题改进提供了方向，也是激励机制设计的依据，有助于推动治理主体能力的持续优化。

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该体系的优化需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内容拓展、供给方式创新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着手，以全面满足乡村多样化需求。

　　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环节。地方要制订清晰的规划，将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区域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实现公路全面覆盖;推动水利设施现代化，解决农业灌溉与农村饮水问题;提升通信设施水平，确保宽带网络普及。同时，也应开展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如推进中央财政、地方专项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共同参与，以有效保障资金供给。在基础设施完成后，还需建立长期维护和定期升级机制，以确保设施持续高效运行。

　　扩展乡村公共服务内容是满足乡村居民实际需求的重点。教育方面，可引入优秀教师，通过专项引进计划和网络课程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医疗服务则需培养乡村医生，加强远程医疗站点建设，拓宽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文化领域，建设村级文化活动中心，提供阅读、展览、技能培训等多元服务，丰富居民精神生活。在生态服务领域，加强垃圾分类与可再生资源技术推广，以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地方可推行“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模式，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例如，引入高质量医疗资源，通过政府与私营机构的合作实现医疗服务优化;设立公益教育基金，推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改进项目。此外，还应加速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智能治理系统整合服务资源，为乡村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通道，如开发便捷的手机应用，实现在线办理教育、医疗、补贴等服务，全面提升便利性。

　　建立健全监督与评估机制是保障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地方应定期开展审计和评估，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增强评估的客观性与透明度。同时，设立由村民代表、基层干部及社会组织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实时跟踪服务实施状况，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

完善基层治理协同机制

　　基层治理协同机制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完善需从治理架构、资源配置、信息流动及协同规则等方面系统推进，形成高效协作的治理生态。

　　科学设计治理架构是实现协同的首要环节。在乡村层面，应建立多主体协作平台，涵盖政府部门、村民群体、市场主体及社会组织，并通过分层分区管理模式强化协调效率。例如，在县域设置总协调机构，并下设乡镇与村级分支平台，从而确保治理目标上下贯通。同时，平台内部也需设定精细化的职责分配机制，使各主体依据自身优势明确分工。政府专注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村民负责项目执行与反馈，市场主体强调注入技术与资本，社会组织关注提供专项服务与人力资源。

　　资源配置的优化是协同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支柱。在乡村区域内，可设立资源统筹中心，用以综合管理并科学分配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以农业领域为例，市场主体应引进智能化种植技术与资金支持，政府负责提供水利设施与政策护航，村民则以合作社模式实现规模化生产，共同打造资源整合的高效协作链条。此外，还需依据乡村发展的动态需求定期调整配置策略，以减少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提升整体资源使用效能。

　　信息的畅通流动是协同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地方可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整合与动态共享。政府可提供乡村经济、生态治理等基础数据，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可反馈具体项目实施动态，村民则可通过平台查询政策信息与参与项目流程。同时，应设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确保信息流转过程中的隐私保护与权限分级，避免信息被滥用或泄露。

　　协同治理规则的规范化是确保机制长效运转的基础支撑。法律与政策层面需制订清晰的协同治理条例，为各主体的行为提供明确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可设计标准化协同流程，如设计协作项目的申报指引、资源分配细则、执行路径及监督管理规范等全套操作手册。此外，还应建立常态化绩效评估体系，定期对各主体的协作效率与成效进行考核分析，以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逐步推动协同机制向精细化与高效化迈进。

　　共同富裕的推进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通过治理主体的能力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均衡完善以及基层协同机制的优化革新，推动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型。在此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要发挥多维度协调作用，通过资源整合与路径创新，构建适应乡村现实需求的治理体系。未来，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深化的相互作用下，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社会公平与区域协调，为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编校：陈亚丽

　　网络：吴飞飞

　　监审：张春兰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