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需要大批具备服务“三农”意识的青年人才为其注入持续动力。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是连接高校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当前实践中，仍面临大学生“三农”意识薄弱、“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效果不佳、“三农”情怀难以转化为长效行动等困境。本文在分析“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三农”意识培育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影响其培育成效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涵盖价值认识、实践落实与制度保障的全链条育人路径。本文旨在为乡村振兴培育知行合一、兼具情怀与能力的青年后备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持续的资源投入，更注重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才的接力参与。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三农”意识的培育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以文化下乡、科技下乡、卫生下乡的形式，为大学生深入农村、了解国情、服务群众搭建了重要平台，成为培育大学生“三农”意识的重要载体。本文探讨“三下乡”社会实践与“三农”意识培育的内在关联，有助于丰富实践育人理论与青年价值观教育理论的交叉研究，同时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战略储备兼具深厚乡土情怀与扎实实践能力的青年人才，推动形成高校育人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的新格局。

“三下乡”社会实践中“三农”意识培育的现状审视

主要成效与积极经验

　　其一，启蒙与情感触动初见成效。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青年群体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农村的大门，在“三农”意识培育中发挥着启蒙引导作用。根据调查问卷，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大学生，68.11%的学生认为收获较大，其中49.83%的学生最大的收获是在精神层面，其中包括提升了大学生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增强社会责任感、获得个人成长等;还有部分同学在实践中亲眼见证了农村的发展变迁与实际困境，不仅真切体会到农民群众的辛苦付出，更深化了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唯有深耕农村发展事业，方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这一过程扭转了他们以往对农村的片面认知，使其摒弃“农村落后”的刻板印象，逐步形成正视乡村发展现状、理性看待乡村价值的情感与态度。

　　其二，专业实践与能力提升成效显著。部分高校积极推动“三下乡”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三农”的实践能力。例如，广西大学农学院组织农科学生开展科技支农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向农民推广良种、教农民种植技术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等，不仅实现了农民增收的目的，还提高了学生的技术应用水平;华中科技大学“大手拉小手”团队，立足工程管理专业特色与学科优势，深入支教地协助村民制订村庄桥梁规划方案，明确桥梁选址、建造尺寸、材料标准、预算额度等核心内容，实现了专业知识向助力农村建设发展的实效转化。实践证明，专业型“三下乡”社会实践不仅能有效提升大学生解决“三农”实际问题的实操能力，更为“三农”意识从内在认知向外在践行的转化，提供了坚实的能力基础。

　　其三，品牌项目与模式创新积累经验。长期以来，部分高校聚焦“三农”领域，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品牌实践项目，并开展模式创新探索，有效助力大学生“三农”意识的培育。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大手拉小手”团队创建了完整的“支教—调研—一对一资助”链条，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团队”的称号;辽宁高校联合省乡村振兴局开展了“千村调研”计划，安排上万名师生分赴农村开展驻村实践，同时产出大量调研报告，部分科研成果被当地政府采用。这些品牌项目借助模式创新，推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常态化开展、专业化运行，为“三农”意识培育的长效化推进与真实性落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现实困境与突出问题

　　其一，学生认知浅表化与动机功利化并存。相关调研发现，部分学生对“三农”情况仅仅是浅层次了解，并没有系统性、深入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对农业政策、农村管理、农民需求等问题知之甚少。同时，部分学生有着较强的功利心，当学校要求他们参加时，才报名参加;除了硬性要求外，无任何收益时就不愿意参加。相关调查结果显示，42.19%的受访学生表示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首要动因是响应学校组织安排;31.13%的学生将其与评奖评优等激励机制相关联;而真正带着“为农村服务、为农民谋福利”这一目的参与的学生占比相对较低。部分学生把实践活动视为丰富履历的途径，参与过程中存在积极性不足、投入精力有限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农”意识培育目标的有效达成。

　　其二，组织管理松散与保障支持不全。部分高校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管理不到位。一是学校未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尚未针对学生组织管理、实践主题遴选、过程监管及成果转化等环节，建立明确的制度规范与指导细则，导致部分实践活动开展缺乏有序引导，呈现无序化特征;二是指导老师支撑力度不足，“三下乡”实践活动虽普遍实行老师带队机制，但实践中不少团队未配备老师开展全程指导，部分参与活动的老师，因缺乏“三农”领域相关知识与经验，难以对学生开展有效指导;三是评价方式较为单一，大多数学校只将实践报告、盖章证明当作评价标准，未能对实践活动过程、实际效果、学生成长等作出合理评价。

影响“三农”意识培育成效的多维因素探析

认知偏差与价值引领不足

　　在社会层面，“重城轻农”的传统观念仍有残留，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使部分大学生对农村存在刻板印象，认为农村“落后、没有发展前景”，缺乏主动关注“三农”领域的内在动力。高校育人体系中“三农”价值引领的缺失是关键原因，多数高校未将“三农”相关教育系统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中涉及“三农”的内容有限，难以帮助学生建立对“三农”问题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认同。此外，大学生自身的成长背景也影响其认知的形成，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源比例不断提升，多数学生缺乏农村生活体验，对“三农”问题的认知主要来自书本与媒体报道，难以形成直观且深刻的理解。

运行机制不够健全

　　“三下乡”社会实践运行存在诸多短板，制约着大学生“三农”意识的培育。一是缺乏长效机制，多数高校尚未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与校地合作机制，各实践团队每年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实践地点，导致实践活动开展缺乏延续性，难以打造特色品牌，也无法形成持久的实践成效与社会影响;二是缺乏激励机制，对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缺少有针对性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对指导教师的工作量核算和考核激励亦未落实到位，进而影响学生与教师的积极性;三是过程管理缺乏力度，社会实践活动前期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在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缺乏总结与反思的过程，致使整个实践过程流于形式，难以实现“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目的。

协同育人格局尚未形成

　　“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协同育人格局尚未形成体系。高校、政府、乡村、社会等多元主体联动不足，高校作为实践组织的主要承担者，缺乏主动对接政府和各类社会资源的意愿与能力，在实践中呈现“单打独斗”的现象;地方政府统筹协调能力不足，未能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下指导监督的作用，缺乏为大学生“三下乡”实践提供全面服务的政策依据及有效手段;农村社区作为实践活动的直接受惠主体，未能将自身发展需求与民生诉求主动融入社会实践的规划设计环节;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缺乏制度化设计与保障机制，难以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导致“校政地社”协同育人格局的构建进程受阻。

深化“三下乡”实践以系统培育“三农”意识的路径构建

价值引领与认知建构先行

　　首先，强化课程思政与“三农”教育融合。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途径、培养大学生思想素养的关键载体，兼具社会性与时代性。其教学改革需顺应时代发展形势和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将“三农”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建设的核心环境，构建以学生为核心、教师科学指导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推动“三农”情怀培育与专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并作为通识教育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关注农村现代化建设、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树立服务“三农”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强化实践教学，通过开展“三农”科普讲座、学术辩论会、主题实践研究活动等实践形式，培养大学生的“三农”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让学生了解“三农”相关政策与现状，增强服务“三农”的认同感，在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新路径的同时，也为“三农”发展输送具备相关知识与技能的优质人才，助力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其次，开展实践前专题培训。建立“三下乡”社会实践前专题培训制度，提升学生的“三农”认知与实践能力。一是“三农”政策与理论培训，邀请涉农专家、驻村第一书记、返乡创业者等开展讲座，讲解农业政策、农村现状、农民需求等内容;二是实践技能培训，针对支教、调研、科技推广等不同实践类型，开展教学方法、调研技巧、沟通礼仪等培训;三是安全与纪律培训，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与纪律观念，引导学生尊重农村习俗、融入乡村生活。

　　最后，加强校园“三农”文化建设。营造校园“三农”文化氛围，强化价值引领。通过举办“三农”主题报告会、实践成果展、乡村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三农”发展成就与实践育人成果;利用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平台，开设“三农”专题专栏，传播“三农”政策、乡村故事、优秀实践案例等内容;成立“三农”相关社团组织，开展农村调研、公益助学、农产品推广等常态化活动，吸引学生主动关注“三农”问题。

推动实践模式深度变革

　　首先，推行实践专业化与项目化。推动大学生结合专业特色设计实践项目，做到“专业优势+农村需求”精准对接。农科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开展优良品种推广、病虫害防控、农业技术服务等项目，工科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参加乡村公路建设、水利工程修建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类项目，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围绕农村的乡村治理、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电商助农等开展项目，医科类专业的学生可以组织开展下乡义诊、大病慢病防治、卫生知识宣传类项目。推行实践项目化管理，提倡跨专业组队，将农村中存在的某一具体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或者服务项目设计，然后采用申报立项、中期督导、结项验收等方式进行实践项目的实施。

　　其次，实践课题化和研究性的加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需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从“单一服务型”向“研究型+服务型”双轨模式转型，要带着问题深入农村、围绕问题开展调研、依托专业解决问题。高校可以与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精准梳理农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据此设计本土化实践课题，为学生提供贴合乡村实际的研究方向;鼓励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深度调研，并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报告或政策建议，为乡村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创新创业项目，如农产品电商运营、乡村旅游规划设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推动实践价值落地，切实发挥实践活动对乡村发展的赋能效应。

　　最后，打造“一校一品”“三下乡”社会实践品牌。充分将学校特色优势与当地实际需求相结合，如辽宁大学“千村调研”实践计划围绕乡村振兴展开长期系统调研，产生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学校要联合地方政府、农村社区、涉农企业，共建“高校育人+乡村发展”的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签订合作共建协议书，明晰双方权责。将优秀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等提交给有关部门，并将成熟的项目进行落实转化，形成“实践—总结—改进—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健全全过程组织保障机制

　　首先，强化“导师制”。实行“双导师制”，每个实践团队安排一定数量的思政导师和专业导师，思政导师主要开展学生的思政教育、实践纪律及安全保障工作，专业导师主要开展实践项目的设计指导、技术指导和成果提炼等工作。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指导纳入教师工作量计算范畴，对指导教师的相关职责和考核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并对优秀指导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同时，强化导师队伍，常态化开展“三农”政策、实践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专题培训，不断提升指导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实践指导能力;拓宽指导教师选聘范围，积极聘请涉农领域专家教授、优秀基层村干部、乡村创业带头人等担任校外导师，依托其丰富的乡村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指导，弥补校内导师乡村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

　　其次，健全评价激励机制。一方面，完善“过程+成果+反馈”的多元评价体系，把学生实践过程中的参与度、完成度以及合作度等情况作为过程评价指标;以实践报告、调研报告、服务成效和创新成果等为评价对象实施成果评价;以实践地政府、社区、农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为反馈信息开展评价，使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全面。另一方面，用好评价结果，将实践评价成绩纳入学生评奖评优、学分认定、升学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优秀实践团队和个人、指导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同时，通过举办先进事迹汇报会、优秀案例展等形式，系统宣传推广典型实践成果与先进事迹，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重视“三下乡”实践、主动服务“三农”的良好氛围。

　　最后，拓宽资源保障渠道。一方面，形成高校专项投入、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企业赞助等多元经费保障渠道，高校建立“三下乡”专项基金，保证基本实践活动所需费用;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地方乡村振兴规划;加强与企业、公益组织联系合作，争取资金、物资、技术支持;鼓励学生采取众筹、公益性项目申报等方式筹集实践经费。另一方面，做好实践物资保障，精准调配并配齐实践所需的调研设备、教学用具、医疗急救用品及生活物资，满足实践团队多样化实践需求;完善实践安全保护体系，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安全应急预案，为参与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