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与“大思政课”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红色文化作为蕴含革命历史、崇高精神以及乡土记忆的宝贵资源，为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与深厚土壤。乡村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时期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逐步深入实施，挖掘乡村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并将其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既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对思政教育模式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敢闯新路、敢于斗争等独特精神，能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将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精神转化为广大乡村干部群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动力，进而助力其在乡村振兴中勇闯新路、敢于创新。

乡村红色文化的内涵

　　乡村红色文化具有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特点：在物质方面，它表现为散布在乡村空间里的遗址、遗迹、纪念碑等实体存在;在制度方面，它体现为革命时期形成的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和纪律规范;在精神方面，乡村红色文化凝聚成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这三个层面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乡村红色文化的完整谱系。

乡村红色文化的地域性与普遍性

　　乡村红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显著。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很多重要事件均发生在乡村地区，这些事件跟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深度结合，形成了各有特点的地方性乡村红色文化。这种地域性特征不但没有降低乡村红色文化的普遍价值，反而借助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生动的实践案例，让抽象的革命精神可以被感受，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乡村红色文化承担着多重时代价值。它是一座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借助物质遗存和精神传承，让后人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了解先辈的奋斗历程。乡村红色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建构资源，也是道德教育的鲜活教材，其借助共享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加强社会成员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借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呈现理想信念的力量和道德选择的重要性。

乡村红色文化是推动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红色文化的意义获得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宽。伴随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铺开，乡村红色文化变成推动乡村前进的重要软性力量，它既能为乡村带来文化层面的自信与自觉，也能借助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等形式，为乡村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尤为关键的是，处在全球化浪潮和多种文化碰撞的环境中，乡村红色文化成为守住文化安全、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保障。

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现在内容的相关性，还表现在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以及功能目标的互补性。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乡村红色文化有效支持思政教育的前提和根基。

乡村红色文化对思政教育融合创新的三维审视

　　在价值层面，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都在理想信念的塑造方面发力。乡村红色文化中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牢固信仰、对革命胜利的绝对信心，与思政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的部分十分契合。借助乡村红色文化的长期影响，抽象的理想信念有了具象载体，拉近了久远的历史事件与当下的距离。这种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变化，正是思政教育追求的理想效果。

　　在内容层面，乡村红色文化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材料。以往的思政教育更看重理论研究和体系搭建，乡村红色文化则借助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面、人物经历和实际事例，把宏大的历史叙述和抽象的理论转变成通俗易懂的内容，这种转变不是单纯的信息搬运，而是一种意义的再次创造过程，它让教育内容更靠近现实、更靠近生活、更靠近学习者的认知习惯。

　　在方法层面，乡村红色文化为思政教育的更新带来了启发。乡村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摸索、不断归纳、不断提升的过程，这对思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被束缚在课堂讲解和理论灌输中，而应走进更广阔的社会实践天地，在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完成价值引导和思想塑造。

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能够有效应对目前思政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针对理论教育与实际脱节的问题，乡村红色文化提供了将二者紧密结合的天然场所;针对教育方法单一枯燥的问题，乡村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多样、情境化的教育载体;针对价值认同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乡村红色文化提供了深入体验和情感共鸣的可能。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不是单纯的功能相加，而是深度的融合与创新，它需要教育者不仅把乡村红色文化当作教育资源来运用，更要教育者明白乡村红色文化内在的教育逻辑和育人机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开拓教育内容、安排教育环节、判断教育效果。只有如此，乡村红色文化才能真正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乡村红色文化传承的现状与困境

　　乡村红色文化在传承和弘扬过程中，遭遇复杂多变的环境，其中既存在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不能忽视的挑战。全面把握这些现状和难题，是找到乡村红色文化有效赋能思政教育路径的必要前提。

　　乡村红色文化遗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状态。一方面，一部分重要、知名的红色遗址和纪念地获得了较好的保护和修整，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与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小规模红色遗存则面临保护、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这种分化不仅造成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不均衡，更带来历史记忆的碎片化，进而影响乡村红色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和完整度。

　　在内涵阐释方面，乡村红色文化面对现代化转化的挑战。乡村红色文化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其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与当代社会，特别是与年轻一代的认知习惯和接受方式存在一定距离。怎样在不损害乡村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表达，使其既能保持历史真实性、又能与当代价值对接，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简单化的历史再现或过度娱乐化的改编，都可能会损害乡村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和教育意义。

　　在传承机制方面，乡村红色文化尚未形成多元协同的有效模式。目前，乡村红色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纪念活动和学校教育，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的参与相对有限。这种单一主体的传承模式虽然能够保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但也可能限制乡村红色文化的传承活力和覆盖面。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的传承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信息传播和价值观塑造的新特点、新规律。

　　此外，乡村红色文化的资源整合跟其他文化资源的联动不足。乡村红色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紧密相连，但在实际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这些资源常常被分割管理、分别开发，缺乏有机整合和协同增效。这种分割状态不仅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也影响乡村红色文化传承的整体效果和综合效益。

　　应对上述难题需要系统思维和整体视角，乡村红色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文物保护或历史研究，而是一项涉及价值传承、文化创新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工程。相关部门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红色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在保持其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创新表达方式。

乡村红色文化赋能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要让乡村红色文化对思政教育切实发挥推动作用，相关部门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摸索和路径尝试，要借助机制设计和方法创新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协同增效。

建立乡村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机制

　　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的转变是一个意义再创造的过程，需要专业力量对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加以教育学视角的重新解读、重新设计与重新组织。转变的关键点不在于呈现历史事实，而在于挖掘这些事实背后的价值意蕴与教育作用，使其能够与思政教育的目标体系相衔接。在课程建设层面，高校应建立基于乡村红色文化的特色思政课程体系，全面考虑乡村红色文化的特征与教育规律，开发具备独立价值与教育逻辑的课程模块。这些课程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历史、政治、伦理、艺术等学科知识的整合;需要超越课堂边界，将现场教学、实践体验、研讨反思等形式有效结合。高校还应区分教育层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征跟成长需要，设计差异化的教学目标跟内容安排。

探索符合乡村红色文化特质的思政教育新方法

　　乡村红色文化具有的教育价值不仅体现在“说了什么”，还体现在“怎样去说”。传统讲解式的教学难以完全发挥乡村红色文化的教育潜力，需要探索更加具有情境特点、互动性强、能让人亲身参与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借助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能够“走进”过去的历史场景，体会历史人物当时面临的选择和难处;也可以通过项目带动学习、探究引导学习等方法，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和思考乡村红色文化包含的价值。

　　在平台建设方面，相关部门需要搭建多方协作的乡村红色文化育人平台。乡村红色文化为思政教育增添力量不能单靠学校，也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等力量共同参与。该平台应该整合多方资源，把各处零散的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转变为有条理的教育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同时，应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对教育效果进行科学评判并不断改进。建立适合乡村红色文化教育特点的评价体系，不仅是对教育效果的检查，也是对教育方向的指引。对乡村红色文化思政教育的评价，应当跳出传统知识测验的框架，更多关注价值上的认同、情感上的共鸣以及行为上的转变等方面;应改变传统一次性、最终性的评价习惯，更加看重过程中的发展性评价，突破学校内部封闭的评价模式，引入来自社会的长期跟踪评价。

乡村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

　　乡村红色文化的传递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在当下环境中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融合走向。这种融合是深层次的互相渗透和彼此重新塑造，其关键点在创新融合机制，以达到“1+1>2”的总体效果。

　　乡村红色文化的精神核心需要借助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进行活化传承。以往的乡村红色文化传承偏重历史事实的保存和精神符号的维护，而现代思政教育则更加看重学生的主体位置和课程体系的建构特性。二者融合要在坚持乡村红色文化精神核心不变的基础上，用现代教育理念再次解释和呈现这一文化传统。这种解释不是对历史的随意改动，而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寻找红色精神与当代价值的关联点，让传统焕发新的活力。思政教育的内容体系借助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得到实质性的充实，但当前存在的显著问题之一是内容相对抽象和理论化，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基础存在一定差距。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正好能够为思政教育提供具体化、情境化的内容载体。借助红色历史事件、人物故事和实践案例，抽象的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念能够转变成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具体实例，这种转变不是降低思政教育的理论层次，而是为理论落地提供实际支撑。

　　乡村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需要建立对应的支持保障体系。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理念更新和方法创新，还需要制度、经费、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保障。要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并设立专项投入，确保融合工作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人才方面，需要培养一批既了解乡村红色文化、又了解现代教育的复合型人才

　　乡村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最终要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不论是乡村红色文化传承还是思政教育开展，其根本目标都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二者融合创新的成效，最终要反映在学生的成长发展上，看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和认同乡村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是否能够把这些价值内化成自己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是否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这些价值要求，这一根本目的应当贯穿融合创新的全过程，成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

　　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乡村红色文化具备的教育价值，创新乡村红色文化赋能思政教育的路径机制，是对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也是对思政教育模式的关键创新。这一融合过程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文化定力，乡村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不会自发显现，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也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调整，需要全社会形成重视乡村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共识与力量。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让乡村红色文化真正活跃起来、传承下去，让思政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变得强大。展望未来，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教育综合改革的持续深化，乡村红色文化必将焕发崭新的时代光彩，思政教育必将开拓崭新的发展局面。二者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不仅可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也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