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文明的乡土本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文化自觉，党历来高度重视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本文简要梳理党领导下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发展特点，以及新时代我国推进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三大现实背景，并总结典型案例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东衡村在新时代文化阵地建设中的相关举措。基于东衡村的建设经验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本文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提供相关启示。

　　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乡土性。在世代延续的迁徙与定居过程中，以礼治秩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结构，使中华文明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中。常言道，“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传统生活形态往往以终老于乡为常态。正是这种深厚的乡土本色，造就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独特性。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群体的精神家园与精神动力。乡村社会蕴藏并保留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乡村文化的精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形成的先进文化形态。但在实践中，由于乡土社会的差异性特征，不同地区农民的文化服务需求存在显著差别。同质化的文化供给往往缺乏本土内容与地方特色，难以激发农民群体的情感共鸣;同时，农民的文化诉求也难以通过制度化渠道有效表达，从而形成文化供需矛盾。为化解这一矛盾，相关主体需要在乡村文化与乡村公共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兼顾共性建设与个性发展。因此，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传统：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发展特点

　　目前，关于乡村文化阵地的概念和内涵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本文认为，乡村文化阵地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狭义上，是指为乡村群体提供文化设施或文化服务的场所，主要包括农家书屋、乡村文化站、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服务载体，是乡村文化传播、推广、交流与教育的重要平台;广义上，还包括以乡村群体意识为主体形成的无形思想平台，如村民的认知理念、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等，精神文明的构建与重塑在此生根发展。笔者认为，乡村文化阵地不仅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载体和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之一。当前，随着乡村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使命感的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断深化。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也在逐步演变，相关体系与制度不断完善。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根本传统

　　党对乡村文化阵地的领导，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不偏移的根本保障。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沈定一、彭湃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便在广东省、浙江省等地创办夜校、农村小学，免费招收农民子弟和农村妇女入学，向他们讲解工农运动、宣传革命理想，引导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实现了“文化启蒙”与“政治动员”的统一。这种将文化阵地作为“思想武器”的实践，奠定了党对文化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进一步将文化领导权制度化。国家建立了大量县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广播电台等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并扶持发展了数以万计的乡(社)级文化馆、文化站以及村社、村组(队)的文化宣传队，文化馆和文化站由此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之一，形成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信息传播网络。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思想领域的多元激荡，党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并将其贯穿于包括乡村在内的各级文化阵地建设全过程。这一传统体现了党在文化治理上的高度自觉与战略定力，是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传统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在革命时期，党就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如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创作出《白毛女》等反映农民命运的经典作品。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确立了文化建设必须扎根生活、反映民声的基本原则。“村村通”系统工程、“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显著改善了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初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实现了从“被服务”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也是乡村文化阵地能够持续焕发活力的根本原因。

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创新传统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若采取“一刀切”的建设模式，极易造成资源浪费并产生“水土不服”。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利用窑洞开办识字班，云南民族地区则用傣文、彝文编印识字课本，充分体现了对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尊重。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将旧礼堂、祠堂、庙宇、粮仓等存量建筑改造为文化活动中心，避免大拆大建。在组织形式上，除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设施外，社会力量参与日益广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这种开放包容的建设理念，使乡村文化阵地建设能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保持生机与活力。

　　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乡村的具体体现。

新发展阶段：新时代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现实背景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思想指引持续深化、制度体系日益健全，推动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步入全面推进、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新时代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要求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衡量标准之一。随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在均等化、规范化以及广泛性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进一步强化乡村文化基础建设、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和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要求。

筑牢基层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需要

　　我国城市改革走的是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推进的道路。当现代工业文明直接冲击传统农业文明时，乡村精英外流、青壮年劳动力持续输出，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式微。由于乡土社会固有的文化特色，一些村民仍更倾向于在活动场所或文化门槛较低的寺院、教堂等地集会交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主渠道的思想传播功能。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从“村村通网络”，到“人人有微信”，网络信息真假交织、虚实难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村民容易偏听偏信，难以有效甄别不实信息与虚假信息。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进一步增强防范风险的忧患意识，把牢并守好基层意识形态阵地，已成为当务之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目前，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村级文化室等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完善，乡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显著丰富，基层文化阵地的功能也进一步增强。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搭建了重要平台与桥梁。要进一步提升乡村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就必须持续推进乡村文化阵地建设这一基础性、引领性的灵魂工程。

典型案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经验启示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东衡村深挖本村文化特色，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湖州市美丽乡村”“中国和美家园精品村”等荣誉，在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东衡村案例的突出价值在于，在党的领导下，其乡村文化阵地充分发挥教化功能，有效激活公共文化空间、激发村民参与热情，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培育出特色乡土文化品牌，为乡风文明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扎根乡土本色，以最广泛的群众参与实现乡村文化共建

　　东衡村自古就有“八半村”的称号，“半山半水，从来是半读半耕，半乡半市，自古就半武半文”。古有四尚书、十一进士，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管道升夫妇结缘于东衡，归葬于东衡。东衡村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一，以礼仪传习为主要内容的“三礼一歌”。一是新人进门礼，村书记向新人进行寄语，父母向新人传赠《我侬词》手帕、“礼”字糕板与家规三件传家宝，引导新人婚后孝敬父母、夫妻和睦;二是新东衡人进村礼，村主任赠送村史、东衡服务卡，共颂村训，欢迎加入东衡村;三是学童进学礼，邀请文史学家陈景超为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大洋综合海试首席科学家陶春辉给予寄语;四是唱村歌，村“两委”班子成员带领全体村民共唱村歌。第二，以学习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宣教活动。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两课”工程(开学第一课、毕业加一课)，一方面组织集体辅导功课，为学业主课打牢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组织开展为未成年人讲解村史活动，传承乡土文化，弘扬乡风文明，成功打响“听陈爷爷讲故事”宣教品牌。第三，以表扬表彰为内容的晚会活动。一是举办“题名金榜时，共筑青春梦”助学晚会活动，为准大学生发放奖学金，为家庭困难的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鼓励东衡学子早日成才、报效社会;二是创设村民设奖“戴永文好村民”奖，奖励为村集体做出贡献的村民，充分调动村民参事议事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第四，激发村民文化创造热情。一方面，设立“工作室”“工坊”，鼓励开设公益课程、举办个人作品展;另一方面，精心设计低门槛、高参与度的集体文化项目，让村民的个人经历、家族故事、情感认同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此外，还积极培训并鼓励村民用手机、相机记录乡村日常、非遗技艺，通过村属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动村民从文化受惠者向文化创造者转化。

　　实践表明，坚持“村民缺什么、就建什么”的导向，精准回应群众文化诉求，方能覆盖最广泛群体的精神文化期待。在回归农村生活的探索中，一方面要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求符合农民语言认知的话语体系。在农村生活中只有“接地气”“接农气”，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讲通俗易懂的故事，办实实在在的惠民事，才能达成乡村群体的共识。群众参与是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根本动力，只有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共建共治共享。

加强宣传引导，依靠村规民约做好乡村文化共治

　　东衡村在制定和修订村规民约过程中，始终坚持民主协商、广泛参与的原则。在治理过程中，通过村民议事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将村民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文化诉求纳入其中。特别是在涉及公共文化空间使用、文明习俗倡导、文化活动参与等方面，村规民约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使之成为村民开展文化生活的共同遵循。同时，鼓励村民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日常管理、活动组织与讲解服务。东衡村还依托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通过宣传栏、文化墙、文艺演出、微宣讲等形式，广泛宣传村规民约的内容和精神。

　　实践证明，村规民约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石。将村规民约与乡村文化阵地建设有机结合，通过立约、传约、行约，形成一套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村民共同意志的治理规则，有效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和文化秩序的构建。

优化资源配置，以三产融合绘就乡村文化共享

　　东衡村以“一村、一堂、一楼、一墓、一馆、一业”的“六个一”(一村即中心村;一堂即文化礼堂;一楼即中国农民藏书第一楼;一墓即赵孟頫墓地;一馆即乡风文明馆;一业即钢琴产业)为特色，将赵孟頫与管道升艺术馆、尚书街、蚕文化馆、酒文化馆、方言馆及乡贤馆等文化建设场所与农村文化礼堂馆群相结合，打造集民宿、餐饮、休闲、娱乐、创业于一体的文创街，形成村全域型游览3A景区。同时，将文化节庆与当地习俗相结合，打响“中国钢琴小镇”名号，举办德清县首届村落文化节和赵孟頫公祭仪式，将礼堂活动打造成文化旅游的内容，形成带动文化旅游的乡村文化活动品牌。依托千亩水稻田，推广稻蟹共生、“鱼菜共生”等模式，引进现代渔业科创孵化中心，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环保农业、科技农业，构建“农业+文化+旅游”“农业+体验+康养”的农村产业融合新业态。

　　实践证明，共享发展是乡村文化阵地建设的价值追求。文化建设的最终归宿在于转化为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具有就业容量大、吸纳就业人数多、就业形式灵活等特点，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的有效途径。相关部门应积极探索文化与农业、科技、生态、旅游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与新举措，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进而提升乡村群体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