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从脱贫攻坚过渡至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基层治理面临从刚性行政约束转为柔性社会调节的现实挑战。本文分析了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作用与共同体意识重塑办法;解释了文化规范力怎样凭借非强制性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深入研究了村规民约、公共文化空间及新乡贤群体作为软治理运行载体的微观作用机制，并从矛盾处理、移风易俗以及内生动力的激发三方面评估了实际治理成效，针对治理当中的突出难题，提出了数字赋能、资源转化、构建多元协同的长效保障机制等策略。形成以文化浸润为核心的柔性治理模式，有利于摆脱基层治理行政化与内卷化困境，并助力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与市场经济深度渗透，原本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构建的乡村熟人社会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治理面临公共精神缺失、道德约束效能减弱等深层挑战。仅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硬性治理办法，往往难以精准触及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虽然刚性管控模式短期内可以维持秩序，但容易造成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关系紧张，甚至形成治理成本明显升高而实际效能递减的内卷化局面。从上到下的单向治理模式容易忽略乡村社会特有的情感结构与伦理本位，难以从根本上激发村民的内生认同。因此，探索一种符合乡村社会特性、低成本又可持久的治理方式尤为迫切。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工程，本质是借助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在乡村环境中形成一套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文化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微观原理是什么、如何借助具体载体将抽象文化转化成治理工具、软治理处理乡村复杂问题的实际成效如何，是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格局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不但关乎乡村社会的和谐安稳，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基层基础的有效夯实。

乡村文化引领基层“软治理”的逻辑基础

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道德教化功能解析

　　传统农耕文化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孕育而生，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等要求奠定了乡村社会软治理的伦理基石。从微观角度看，农耕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际关系的互助互惠，这种凭借生存理性的文化积累，天然具备调节社会关系的功效。相较于法律条文的滞后性，传统道德教化功能悄然作用于村民日常生活，形成了默契无言的社会契约。这种教化功能并非依靠强制性惩罚实现，而是借助舆论评价、唤醒良知，精准把握村民重视面子的心理，让个体产生心理负担与羞愧感，利用宗族亲情、邻里情谊等情感纽带，将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从根源上抑制失范举动的出现，进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治理成效。

乡风文明建设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

　　人口流动与社会分工的细化致使乡村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空心化”与“个体化”危机，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纽带日趋松弛，村民之间的关联逐渐从情感互助转向利益交换。乡风文明建设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文化在场与价值重塑，修复断裂的社会关联，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这种重塑过程不只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精神家园的回归。通过挖掘村史村情、传承家风家训以及举办集体民俗活动，乡风文明建设为分散个体提供了可以共享的意义空间与情感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村民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归属，增强了对集体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使村民不再是孤立的利益原子，而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成员，这种心理认同能有效化解利益分歧，促进公共事务中的合作行为，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最坚实的社会资本。

柔性治理视域下文化规范力运作机理

　　在柔性治理的视角下，文化规范力的运作机理是从他律到自律的心理过程。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它的约束力来自社会成员对既定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可和尊崇。当一种文化规范在乡村社会形成主流风尚时，产生了强大的场域效应。置身其中的个体，为获得群体的接纳和尊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群体的要求。文化规范力的运作依靠两个环节，一是价值认同，即村民从内心深处认同乡风文明所提倡的善恶标准，自觉将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律令;二是社会评价，即依靠村落内部的舆论褒贬机制，对符合规范的行为进行精神奖励，对违反规范的行为给予道德压力。非正式的制裁力量在熟人社会尤其有效，借助舆论压力迫使个体改正偏差行为，避免行政力量直接硬性介入私人领域，用文化软实力加以引导，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秩序维护。

乡风文明建设中文化“软治理”运作载体

村规民约的规范化建设路径

　　村规民约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落实载体，搭建了国家法律法规与乡村传统习俗之间的桥梁，其规范化建设直接影响软治理的实施效果。有效的村规民约不是行政命令的模仿或空洞口号的堆砌，而是历经乡村民主协商的程序化重塑。在制定前期，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挨家挨户征求意见等方式，充分汲取民意，涵盖村民普遍关心的红白喜事办理标准、环境卫生维护职责、邻里纠纷调解准则等内容，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定程序本身就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动员及规则教育，赋予了村规民约合理性、合法性与执行力量，让条文从纸面上转化为村民内心的行动参照。内容表述应该深入浅出，遣词造句应该接地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成村民听得懂、记得住、可遵守的行为规范，使村规民约最终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草根宪法”。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阵地服务效能提升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文体广场等，不仅是物理形态的建筑设施，更是开展文化软治理的实体阵地与互动场域。提升其服务效能的关键在于打破重建设、轻运营的模式，实现空间利用的常态化与活动内容的精准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应打造为村民情感交流、信息共享与公共议事的平台，通过定期举办道德讲堂、文艺汇演、评选表彰等活动，将正向的文化价值寓教于乐。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空间通过物理聚集效应引发连锁化学反应，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消解了现代生活带来的隔阂感。村民习惯在文化空间参与集体活动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文明乡风的熏陶，公共空间的文化辐射力便转化为现实的治理凝聚力，成为培育公共精神、孵化社会文明组织的温床，从而在空间维度上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文化阵地。

新乡贤群体示范引领道德风尚培育机制

　　新乡贤群体涵盖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及道德模范等类型，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社会口碑与治理才干，是乡村文化软治理中最具活力的群体。新乡贤示范引领机制依靠其权威性与亲缘性的双重优势，在道德风尚培育工作中起着引领作用。他们既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又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通过自身言行为村民树立可体会、可学习的榜样，在具体实践中，新乡贤通过参与乡村事务、化解邻里矛盾、捐助公益事业等实际举动，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进行具象表达。这种人格感召往往比单纯说教更有穿透力，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向贤德榜样看齐，造就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新乡贤作为政府跟村民之间的纽带，有助于缓冲行政刚性，采用柔性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政策落地实现，成为弥合治理裂痕的核心力量。

乡村文化引领基层治理的现实治理成效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社会和谐度提升

　　乡村社会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土地纠纷、邻里矛盾、家庭龃龉时有出现，文化软治理针对矛盾纠纷化解呈现特有的源头治理优势。传统硬治理侧重事后定夺，虽能平息矛盾纷争，但难以消除心结。而凭借文化引领的治理模式，强调运用“以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传统和合文化理念，在开展调解工作时，治理主体通过说事实、摆道理、讲情理，引发矛盾双方的共情体验，引导其在道德层次进行自我审视，这种聚焦心理的策略，不仅有助于处理特定的利益矛盾，还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常态化推行家风家训宣讲和“邻里节”等活动，营造互信互谅的社会环境氛围，让潜在矛盾在萌芽状态就被文化力量消解，大幅降低了乡村社会的内部消耗，提高了和谐稳定水平。

移风易俗专项行动，陈规陋习治理成果丰硕

　　治理陈规陋习属于乡村社会治理的难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强制禁止难以触及问题本质，容易引发基层矛盾。文化软治理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依靠价值观念的引导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行为逻辑。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应当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勤俭持家、敦亲睦邻等美德，并将其同现代文明理念结合，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乡村道德价值体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道德讲堂等，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使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开展“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借助榜样力量进行正向激励，形成崇尚文明的良好风尚;通过鼓励文化认同、自觉追求的治理方式，不断压缩陈规陋习的生存空间，引导村民由旧俗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新风的忠实践行者，使乡风文明由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转变。

文化赋能，村民自治内生动力有效激发

　　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催生其自治的内在动力。文化赋能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挖掘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如非遗手艺活儿、红色文化、特色民俗，培养村民对家乡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文化自信乃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依托，当村民意识到自己是乡村文化的缔造者与守护者时，其主体意识被唤醒，不再将自己视为治理客体或局外人，在组织文化活动、开展公共环境治理工作时，村民会表现出更高的参与热情与协作干劲。文化软治理将分散的个人意愿聚合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推动村民实现从被动应付治理到主动投身治理的根本性转变，村民自治制度不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设计，而是富有活力的实践行动，为乡村社会的自我运作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

深化乡风文明“软治理”效能长效保障策略

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智慧化转型

　　处于数字化时代，强化乡风文明软治理必须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治理手段智慧化转型。通过建立乡村文化数字档案，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好人好事等内容实施数字化存储与展示，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约束，增强文化传播的覆盖广度与实际成效;借助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以及数字乡村治理应用，打造指尖上的文明格局，进行在线评议、积分兑换、云端研讨等活动，让村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参与乡风建设;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精准的评价反馈机制，对村民的行为轨迹和诉求变化进行分析，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种智能化的升级，不仅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也因符合新生代农民的媒介使用习惯，而强化了文化软治理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从而保证乡风文明建设一直在线、即时互动。

农耕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利用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不能仅停留在静态保护，而应探寻农耕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途径，用文化产业滋养文化事业。为文化软治理提供物质支撑，需对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将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农耕体验等融入乡村旅游和文创产业开发;打造“一村一品”的文化品牌，让村民从文化产业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由此更加自发守护乡村文化。这种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模式，使乡风文明建设实现“自我造血”，避免因经费断档沦为形式主义。在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重视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村格调与人文资源，制止过度商业化对文化生态的侵蚀，保证文化资源始终聚焦提升村民精神面貌及乡村治理效能这一核心目标，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良性互动。

多元主体协同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实现乡风文明软治理的长期有效运作，必须搭建党委领导、政府引导、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核心，掌握乡风文明建设的政治走向，让党建引领渗透文化治理全过程、各阶段;政府部门应聚焦政策供给、资源配置与平台搭建，避免过度行政管控;社会组织、高校和企业等不同力量主体要积极创新理念，引进资金技术，为乡村文化建设补充新鲜血液;村民作为核心主体，应在参与期间积极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完备的协同机制应建立明晰的权责清单与常态化沟通通道，形成上下联动开展、左右协同运作的治理合力，借助制度安排凝聚各方力量，促使乡村治理体系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治，为乡风文明的持久繁荣提供坚实的组织后盾，让软治理模式稳定、长远运行。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软治理不是对硬治理的替代，而是对现代乡村治理内涵进行深度拓展，同时做必要补充。本文分析表明，依靠传统农耕文化的道德底蕴、新型村规民约的制定、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以及新乡贤的引入，文化软治理在处理基层矛盾状况、革除陈规陋习、激发自治活力方面具备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它凭借柔性力量重塑了乡村社会既有的秩序逻辑，降低了治理成本、增添了治理的温度感，但要实现这一效能的长久释放，仍需不断完善数字赋能、资源转化及多元协同机制，将文化的软实力转变为治理的硬保障，营造法治、德治跟自治有效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乡村社会的高效善治。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