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通道。绿色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其创新水平直接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深度与广度。本文总结我国绿色金融创新支持农村生态产品的现状，剖析金融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产品类型的差异化路径、基于价值实现环节的全链条路径以及数字赋能的绿色金融创新路径，以期为深化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农村地区集聚了全国80%的生态资源，却因产权模糊、核算困难、抵押缺失、交易低频等问题，导致生态价值沉淀。与此同时，绿色贷款规模持续增长，但投向“三农”与普惠小微的比重不足15%。如何以绿色金融创新撬动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

　　国外研究聚焦于生态服务付费(PES)、自然资本核算及绿色债券创新。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与“共同农业政策”将生态补偿纳入财政转移支付。国内研究大体经历了“概念探讨—试点评估—机制设计”三个阶段：早期学者阐释了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继而围绕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生态银行、林权抵押贷款开展案例研究;最新的研究趋势则强调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然而，既有研究对“农村场景”的特殊性关注不足，缺乏将产品类型、价值环节与金融机制系统整合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总结了我国绿色金融创新支持农村生态产品的发展现状并剖析金融困境，并提出了差异化、全链条、数字赋能的三重路径。

绿色金融创新驱动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绿色金融创新支持农村生态产品的现状

　　在产品创新方面，各地金融机构基于农村生态资源特性，推出系列适配性信贷产品。以林权与碳汇资源为例，浙江省、福建省等地创新“林权+碳汇贷”产品，将林木所有权、碳汇预期收益权打包质押，为林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浙江省丽水市创新推出的“GEP贷”，以GEP核算结果为授信依据，突破传统抵押物限制，向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的企业与农户放贷，支持项目涵盖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领域;而“两山贷”则聚焦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项目，通过政府增信、利率优惠等措施，为生态产业提供中长期信贷。西部边疆地区也积极探索特色产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落地草原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借助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技术精准核算碳汇量，将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融资资本;浙江省丽水市的“生态区块链贷”，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生态资产数字化确权、交易信息不可篡改，提升融资效率，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同样成效斐然。全国已建成多个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这些平台作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关键枢纽，发挥着资源整合、价格发现、交易撮合等功能。例如，浙江省丽水市“两山银行”通过收储碎片化生态资源，经生态修复与规划设计后，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开发，打造出知名生态旅游项目;江西省抚州市生态资产交易中心则专注湿地、水权交易，探索出生态保护与经济补偿相结合的市场化路径，推动流域生态服务价值量化交易。

　　政策框架逐步完善，为绿色金融与农村生态产品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涵盖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考核、推进机制在内的“六大机制”，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总体要求与实施路径，成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指引。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方面，央行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先贷后借”直达机制，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信贷流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领域。

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的有效性往往受到多重制约，这些约束不仅阻碍了资金的高效流动，更制约了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具体而言，金融约束主要体现在产权碎片化、核算标准不一和风险分担不足三个维度。

　　产权碎片化是农村生态资源进入金融市场的首要障碍。近年来，我国农村林地、草地确权到户政策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明晰了资源归属，但也带来了产权分散的问题。单宗林地或草地的面积普遍较小，地块分布零散，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这种碎片化的产权形态直接导致资源价值被稀释，单宗资源的评估价值往往低于银行抵押品的最低门槛。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小额分散的抵押品不仅会增加评估、登记和处置环节的成本，还会提高不良贷款发生时的追偿难度。这种产权形态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大量农村生态资源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制约了生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核算标准的不统一则进一步削弱了生态资源的金融认可度。GEP作为衡量生态资源价值的核心指标，其核算体系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不同地区因自然条件、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算方法。部分地区在核算中侧重森林的固碳释氧功能，将碳汇量作为核心指标;而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则更关注水源涵养和水质净化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差异显著。这种地区间的标准差异导致GEP核算结果缺乏横向可比性，同一类型的生态资源在不同省份可能得出相差数倍的价值评估。金融机构在面对这些“非标”数据时，往往因无法准确判断其市场价值和变现能力而持谨慎态度，反映出核算标准的碎片化已成为生态金融落地的重要瓶颈。

　　风险分担机制的不足则加剧了生态金融的脆弱性。生态项目的收益稳定性受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双重因素影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自然风险方面，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导致林地减产、植被死亡，直接冲击项目收益。然而，当前针对生态项目的保险产品覆盖率不足，且保障范围有限。多数保险公司因生态风险定损难度大、赔付率高而不愿涉足该领域。这种风险保障的缺失，使得生态项目在遭遇意外损失时缺乏缓冲机制，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最终导致资金对生态领域的“惜贷”现象。

绿色金融创新驱动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基于生态产品类型的差异化路径

　　生态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价值实现方式的差异化，绿色金融创新需根据产品属性精准施策，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物质供给类产品：这类产品以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特产等有形商品为核心，其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经营风险。“订单+保险+期货”模式的推广，为农户构建了多层风险防护网。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订单后，保险公司推出相关价格保险，当市场价格低于约定阈值时自动赔付差价;同时，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锁定销售利润。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有效降低了农户的收入波动，银行也因风险可控而提高了信贷额度。针对高附加值的地理标志产品，还可开发“品质溯源+信贷增信”机制，通过区块链记录种植、加工全过程数据，消费者扫码即可验证真伪，而银行则依据溯源数据评估授信额度，形成“优质优价—信贷支持—品质提升”的正向循环。

　　调节服务类产品：碳汇、水源涵养等生态调节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其价值实现需突破碎片化限制，形成规模化交易能力。县域“碳汇池”的建立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创新实践：通过村集体牵头，将分散的林地、耕地经营权集中托管，统一进行碳汇计量与项目开发。为解决项目前期开发资金问题，可发行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林地抚育与监测设备安装，债券收益与碳汇交易收入挂钩，既保障了投资者回报，又实现了生态效益的量化变现。这种“分散输入—整体输出”模式，显著提升了单亩林地的碳汇价值。

　　文化服务类产品：乡村旅游、民俗体验等文化服务的价值在于现金流的可持续性，资产证券化是盘活这类轻资产的有效手段。运营方可将多处民宿的经营权、景区门票收入打包，通过资产证券化(ABS)发行相关产品。产品设计中嵌入“阶梯收益”机制，即当游客量超过约定阈值时，超额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增厚投资者回报，这样既保障了基础收益，又激发了运营方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数字文旅平台的接入实现了收益的动态监控，通过相关技术统计入园人数、记录消费数据，这些实时信息流为ABS的存续期管理提供了透明化依据，降低了产品发行利率，有效减少了融资成本。

基于价值实现环节的全链条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经历确权、核算、交易、变现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特定的金融需求，全链条创新才能打通转化瓶颈。

　　确权环节：清晰的产权界定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前提。“卫星遥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确权模式的革新：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划定资源边界，结合无人机航拍获取精细化数据，再将权属信息上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电子产权证书。更重要的是，区块链上的产权信息可被金融机构实时查询，解决了抵押品确权难的问题，银行可据此推出相关经营权贷款，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核算环节：科学的价值核算体系是金融介入的基础。“县域GEP—项目VEP—产品MEP”三级核算体系的构建，实现了价值评估的精准分层。县域GEP从宏观层面核算生态系统总价值，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项目VEP聚焦具体生态项目的价值增量，银行以此为基础给予授信;产品MEP则量化单一产品的生态价值，成为产品溢价销售的凭证。

　　交易环节：活跃的交易市场是价值变现的关键。“线上撮合+线下交割”的生态产权交易所通过引入做市商制度激活了市场活力：做市商由专业生态投资公司担任，负责提供双边报价、撮合交易，并通过自有资金承接部分交易标的，解决“卖难买难”问题。交易所还可开发“生态资产质押融资”业务，企业可将持有的碳汇额度、林地经营权在交易所质押，实时获得短期融资，为企业运营提供便利。

　　变现环节：长期资本的对接是生态项目可持续的保障，资产证券化工具为此提供了有效通道。生态资产证券化SPV(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能够隔离项目风险，提升资产流动性。可将景区收费权、酒店经营权注入SPV，发行绿色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募集资金用于景区扩容与环保设施升级。REITs可设计“生态绩效挂钩”条款：若景区年度生态相关指标未达标，则管理人报酬相应下调。此举既保障了生态保护目标，又增强了投资者信心。此外，针对小型生态项目，还可通过“集合ABS”模式，将多个项目的现金流打包整合，降低发行门槛，帮助小型生态项目实现融资。

数字赋能的绿色金融创新路径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绿色金融服务模式，通过数据穿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使金融服务更精准、更普惠。

　　数字信用：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而生态农户往往缺乏合格抵押品，数字信用体系的构建打破了这一限制。在相关生产基地，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墒情、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数据，结合卫星遥感的种植面积监测结果，生成“生态信用分”。该分数包含多项与生态和生产相关的指标，银行据此给予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无需任何抵押。这种模式提高了当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且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更重要的是，信用分与产品溯源体系联动，高分农户的产品可在电商平台获得“生态优选”标识，提高了溢价空间，形成“信用提升—融资便利—收益增加”的良性循环。

　　智能风控：生态项目的风险复杂性远超传统产业，智能风控系统通过多维度数据融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相关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监测作物生长状态，结合气象大数据构建灾害预测模型，可提前预警干旱、冰雹等灾害，并自动触发定损流程。当灾害发生后，无人机航拍受损区域，AI(人工智能)算法快速计算损失程度，缩短了理赔周期，提升了赔付准确率。这种“预警—定损—理赔”的智能化闭环，不仅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还提高了生态保险的覆盖率，为金融机构介入生态领域提供了风险缓冲。

　　场景金融：将绿色金融服务嵌入具体生产生活场景，能够提升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在县域电商平台，农户线上销售生态农产品时，系统会根据交易流水自动授予“生态白条”，可用于采购农资或支付物流费用，额度随交易增长动态调整;游客在乡村旅游平台预订民宿时，可选择分期支付，资金由银行先行垫付，景区按季度还款，手续费比传统消费贷低。这种“交易即授信、消费即分期”的模式，使绿色金融服务突破了物理网点限制，覆盖了过去难以触达的偏远地区。目前，该模式已在多个省份推广，为大量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了服务。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