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交汇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引擎。然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在带来效率提升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加剧城乡“数字鸿沟”，导致群体性数字排斥的风险，对乡村社会的公平性与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本文聚焦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包容性发展问题，旨在探索如何确保所有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教育水平较低者及偏远地区人口等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接入和使用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并从中切实获益。

　　在数字技术驱动全球迈向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更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农村地区在网络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应用上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乡“数字鸿沟”及农村内部数字使用差异愈发明显。老年群体、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面临数字技术获取与应用能力不足的困境，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公共服务数字化覆盖也存在不均衡、成果普惠性欠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包容性发展策略研究，不仅能从包容性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剖析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群体参与、机会均等与成果共享问题，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还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指导，通过提出相关策略减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的改善，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乡村”是指农业农村依靠网络化、信息化与数字化来实现的现代化、信息化发展过程，涉及多方面的数字化技术;“包容性发展”则是指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确保农村各个群体享受发展权利的平等，实现数字技术公平且普惠的应用。以分析影响数字乡村包容性发展的因素、提出有效对策为目的，为数字乡村公平、普惠、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助推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通过信息技术重构乡村经济、治理与生活形态，但其发展进程面临显著的“数字鸿沟”制约。国内外研究共同指出，数字鸿沟呈现三重分化：一是基础设施鸿沟：城乡、区域间网络覆盖不均衡，偏远地区存在“信号盲区”，低收入群体面临终端设备匮乏问题与资费压力。二是技能鸿沟：农民(尤其是老年、女性、低教育群体)的数字素养不足，表现为信息获取、工具应用及网络安全能力缺失，导致技术使用率低下。三是效益鸿沟：技术应用未能普惠小农户等弱势群体，如智慧农业工具适配性差、电商平台门槛过高，部分群体“用不起、用不好”，加剧参与度分层。

　　包容性增长理论强调机会平等与成果共享，主张经济社会发展需确保各群体在参与、发展和收益分配上的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机会平等意味着消除因地域、年龄、收入等因素造成的数字技术获取壁垒，该理论为数字乡村建设指明了公平导向的发展目标。包容性发展理论在数字乡村语境下经历了从单一经济维度向多维权利公平的深刻演进。早期理论聚焦于弥合“接入性数字鸿沟”，强调基础设施普及与设备可及性，视其为包容性发展的前提。随着ICT4D(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研究的深入，理论内核逐步扩展至能力赋权与制度公平的双重维度。近年来，研究更强调治理赋权的转向，要求将农民(尤其是小农户、女性、老年人)纳入数字乡村的决策闭环，通过参与式治理保障其数据主权、收益分配权与发展话语权，标志着包容性发展从“技术赋能”向“权利重构”的理论跃迁。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包容性困境与成因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包容性困境与背后成因呈现出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各成因从不同维度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困境的形成与恶化。​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引起的包容性困境​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直接导致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和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在偏远山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网络基站建设成本高、难度大，网络信号覆盖不足甚至缺失，致使这些地区的村民难以接入互联网，无法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与网络覆盖良好的地区之间形成巨大的数字接入鸿沟。同时，农村地区数字设备更新换代缓慢，多数家庭使用的设备性能较低，无法满足新型数字技术应用需求，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农村难以落地。这不仅限制了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还使得农村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数字鸿沟”。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分布，导致数字资源更多地流向基础设施较好的村庄，偏远落后村庄因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难以获得数字资源投入，使得数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愈发严重，不利于农村整体的均衡发展。​

数字素养与技能欠缺扩大包容性困境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欠缺是造成弱势群体数字融入困难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重要因素。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数字技术教育起步晚，学校数字课程设置不完善且缺乏专业教师，导致农村青少年数字技能基础薄弱。这使得他们在未来参与数字经济和社会活动时竞争力不足，与城市同龄人之间的数字能力差距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数字鸿沟”。而对于农村老年群体和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来说，缺乏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机会，使得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有限。老年群体因身体机能衰退、学习能力下降，难以掌握复杂的数字设备操作和应用程序使用方法，加之数字产品适老化设计不足，使得他们在数字世界中举步维艰，无法融入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低收入人群由于数字素养低，即使有数字设备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无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在数字经济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数字融入困难重重。​

政策支持与保障不足加剧包容性困境​

　　政策支持与保障不足在多个层面加剧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包容性困境。在政策制定上，部分政策缺乏对农村不同群体需求的精准把握，过于侧重硬件设备采购，忽视数字技能培训和数字服务体系建设，导致农村居民即使有了数字设备，也因缺乏使用技能和完善的服务而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使得数字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进一步加剧数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管不到位、落实不彻底，使得部分政策资源无法真正惠及农村基层和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难以从政策中获得足够支持来改善自身数字融入状况，数字融入困难依旧突出。此外，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体系不完善，在数字产业培育、市场规范、安全保障等方面有待优化，无法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全面有效的政策支持，使得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数字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同地区、群体间的数字发展存在差距，“数字鸿沟”持续扩大。​

数字乡村包容性发展的实践案例与经验启示

国内典型案例选取​

　　1.浙江省：“乡村数字驿站”+“银龄跨越计划”​

　　浙江省尝试数字乡村普惠发展，建设“乡村数字驿站”，布局农村地区，集成数字设备展示、数字技能培训、数字政务服务代办、农产品电商等一站式数字服务内容。例如，杭州市临安区的“乡村数字驿站”不仅带动村民学会使用数字技术，还帮助当地特色农产品拓展销路、增加村民收入。同时，开展“银龄跨越计划”，为老年人开展专属数字技能培训，通过招募志愿者、社区教学班等，让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操作、网络支付、网上采购等基础数字知识和技巧，为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提供帮助。“银龄跨越计划”使老年群体懂得使用社交类应用程序和子女联系、体验网络娱乐和网络就诊等，提高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感与生活幸福感。

　　2.贵州省：山区5G覆盖与方言语音助手应用​

　　贵州省因地制宜，在山地较多的地区推进山区5G覆盖，针对困难多、地理情况复杂、建设成本高、难度大等特点，积极布局农村偏远山区5G全覆盖，并开发方言语音助手，推进“5G+方言”融合。方言语音助手实现了用方言与老百姓交流，使用方言语音助手可查天气、问政策、在线购物，降低了老百姓使用数字技术的门槛。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的农村为5G网络覆盖下的农产品直播带货提供了技术支持，让当地农民通过直播售卖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方言语音助手让当地受教育程度较低、不熟悉普通话的人群方便使用，让数字服务更方便、更高效地惠及农村群体，推动数字乡村包容性发展。

　　3.江苏省：政企合作“数字农担”普惠金融模式​

　　江苏省探索政银企合作的“数字农担”普惠金融机制，由政府牵头，金融机构和数字经济企业通过使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立农业信贷担保数字平台。平台接入包括农户及农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数据及信用数据等，通过数据计算评估贷款对象，对其进行风险管控。农业的普惠贷款门槛降低，手续便捷，“数字农担”使得农村中小微企业与农户便捷、低价地获取金融服务。盐城市、泰州市等地大量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通过“数字农担”获得了农业发展生产所需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参与度和收入。“数字农担”在农业贷款这一农村金融的细分领域，实现了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应用。

案例对比分析​

　　1.成效​

　　在弱势群体覆盖率方面，浙江省的“银龄跨越计划”重点关注老年群体，通过系统培训，使大量老年群体掌握数字技能，老年群体数字服务覆盖率显著提高;贵州省的方言语音助手和5G覆盖工程，让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交通不便的村民也能享受数字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村弱势群体的数字服务覆盖范围;江苏省的“数字农担”模式则为农村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金融支持，覆盖了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关键群体，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服务满意度上，三地的实践均取得良好效果。浙江省的“乡村数字驿站”和“银龄跨越计划”，通过个性化服务和便捷的数字体验，获得村民高度认可;贵州省的方言语音助手和5G网络带来的便捷服务，满足了村民实际需求，提升了服务满意度;江苏省的“数字农担”模式简化贷款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受到农村企业和农户的好评。​

　　经济参与度方面，浙江省通过“乡村数字驿站”的电商服务，帮助销售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贵州省的5G网络助力农产品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江苏省的“数字农担”模式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农业企业和农户扩大生产，三地均有效提高了农村居民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度和收益水平。​

　　2.瓶颈​

　　在可持续性方面，浙江省的“乡村数字驿站”和“银龄跨越计划”面临资金持续投入和专业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长期的运营和培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仅依靠政府投入难以维持。同时，专业数字服务人员不足，影响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贵州省的山区5G覆盖工程建设成本高，后期维护费用大，且方言语音助手的功能更新和优化需要持续投入资源，存在资金和技术可持续性挑战。江苏省的“数字农担”模式面临信用风险管控难题，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如何持续准确评估贷款对象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规模化复制难点上，浙江省模式的成功依赖于当地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在经济基础薄弱、社区服务能力不足的地区难以直接复制;贵州省模式受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方言文化，其5G山区覆盖经验和方言语音助手应用在其他地区推广时，需要重新考虑地理条件和文化差异;江苏省的“数字农担”模式涉及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多方协作，各地在政策环境、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难以简单照搬，需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创新。

实施保障与挑战应对

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同机制​

　　三地经验均提示，数字乡村包容性发展要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制定政策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加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构建多元协同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投入，吸引企业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发挥企业在技术革新、运营等方面的优势;而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服务、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有益补充作用。例如，浙江省“乡村数字驿站”的政府提供建设规划、企业负责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组织提供培训服务;江苏省“数字农担”模式的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参与，可以整合各方优势、形成发展合力推进数字乡村包容性发展。

“技术—人—场景”适配创新​

　　数字乡村建设要注重“技术—人—场景”的适配创新。在技术应用上，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使用能力，进行适老化设计和本土化应用。例如，浙江省针对老年群体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和提供适老化数字服务;贵州省开发方言语音助手，将数字技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只有将技术与农村居民的特点、农村实际应用场景紧密结合，才能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率，真正实现数字乡村的包容性发展，让数字技术成果惠及全体农村居民。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