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乡村供给 共享美好生活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国内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尤其是农村公共厕所的供给还存在很多不足:从供给机制方面,存在重建设轻管护、信息壁垒及长效激励缺失现象;从多元主体协同方面,各主体基于目标差异、沟通不畅及制度衔接不足产生协同行动困境;从供需适配方面,存在技术标准统一化、脱离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实际需求等矛盾。基于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机制上强化信息透明与长效激励;制度上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社会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践上坚持因地制宜,推行弹性技术与需求导向供给,以期为实现农村公共厕所的精准有效供给提供路径参考。
“厕所革命”折射着民生幸福指数,对我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均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农村公共厕所作为最基础的公共空间,其供给质量直接反映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然而,部分地区实践中出现“废厕”“尬厕”“冗厕”等供给结构性失衡现象,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深层矛盾有待研究。农村公共厕所的建造供给具有一定的健康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将农村公厕看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但其供给过程存在诸多堵点。研究厕所革命的困境对于了解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及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系统剖析农村公共厕所供给中存在的困境,旨在通过本土化案例,探讨公共物品理论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应用与调适,为实现从“有厕用”到“用好厕”的转型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路径。
理论基础与分析
公共物品理论概述
公共物品指在消费或利用过程中体现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一个人的使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享受,表现为非竞争性;同时,无论谁选择参与,都不会排斥其他人的同等使用权利,即非排他性;不仅直接使用者能受益,未参与付费或使用的人也能无偿享受到其好处,即正外部性。萨缪尔森将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布坎南对物品进行了私人物品和俱乐部物品的分类;巴泽尔等人的三分法,将物品分为公共物品、混合物品和私人物品。目前,广义的公共物品一般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作为公共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公共物品理论为分析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视角。本文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我国乡村治理情境的特殊性,旨在通过农村公共厕所供给这一具体案例,探索符合本土化的解释路径。农村公共厕所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典型代表,其属性和公共物品理论高度契合,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在非排他性上,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全体村民及外来人员都可以无偿使用,但实践中易因“搭便车”行为导致维护成本分摊困难,凸显了农村公共厕所供给中集体行动困境。在非竞争性上,未达使用饱和状态时个人使用农村公共厕所互不影响,但高峰时段易产生拥挤行为,引发排队等待、设施超载损耗等风险,如果不因地制宜考虑不同村庄的需求规模,易导致农村公共厕所有限的承载能力与需求波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正外部性上,农村公共厕所的供给既可以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还可以减少疾病传播,提升整个乡村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现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直接收益。
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信息与激励是影响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当决策权、执行权和收益权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体,若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易造成信息壁垒,使得上级政府和村民难以对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容易导致供给内容和村民的真实需求产生脱节,造成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若激励机制侧重于强调短期可视化成果而忽视长期管护运营,那执行者对公共物品长期维护管理的动力不足,固化重建设轻管护现象。
多元主体行为逻辑分析
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与使用,需要政府、村民与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但在实践中,各个主体会基于自身成本利益和价值目标作出行为选择。若制度设计不完善,可能会出现政府更注重短期建设成果,村民对公共设施只用不护、企业在施工中注重成本而忽视质量等现象。同时,若多元主体间权责不明,协同制度缺位,则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可持续供给格局。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可持续合作,引导个体理性与集体利益相协调,是保障公共物品长效供给的关键。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将构建一个“供给机制—主体行为—供需适配”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分析我国农村公共厕所供给这一具体场景提供思路。
农村公共厕所供给的现实困境分析
伴随国家对“三农”领域投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公共厕所的供给总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亦愈发显著,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供给机制中存在信息与激励双重困境
农村公共厕所供给困境首先体现在机制层面面临着信息不透明和激励结构失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部分地方更侧重于农村公共厕所的建设数量等易于量化的指标,对后期持续维护与长效运转的投入相对不足,出现“重建设轻监管”的现象,导致日常的管护因缺乏考核和预算而难以有效落实。信息传递层面,执行层因具体负责资金的分配使用和项目落实而拥有信息优势,而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使得政府及村民难以对管护资金及使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监督,影响供给的实际效果。此外,激励机制层面,由于农村“厕所革命”的考核指标中,农村公共厕所的后期管护还未能充分与考核晋升挂钩,无法有效地激励执行方对农村公共厕所形成长效可持续性的服务。同时,激励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行政指令驱动,在使用精神激励和社会参与激励等多元化激励方式方面较少,难以激发基层持续投入的动力。
多元主体的协同困境导致共建共治难以落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村民与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然而,各个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及价值目标的“理性”行动,易造成协同行动困境。
一方面,地方政府倾向于推进易于量化、建设成效快的建设项目,而村民更注重设施的长期可用和实用性。二者目标存在偏差,若在建设决策过程中若未能充分了解和吸纳村民的真实需求,易导致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造成设施的闲置或者使用率低。作为公共物品受益者的村民,因参与表达和监督的渠道不通,对农村公共厕所的维护清洁缺乏主人翁意识,集体合作难以达成。部分地区存在“只用不护”的现象,削弱了协同行动的基础。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厕所供给可以通过摇标中标的方式供给,若项目招标过于强调低价中标,且缺乏长期质量约束,在成本压力下,企业倾向于控制建设成本而忽视长期质量。若缺乏将企业的收益与后续管护效果挂钩的制度,企业保障公共物品长期效能的动力将不足。此外,村民通常缺乏对企业施工过程和服务质量的评价和反馈渠道,使得村民的使用诉求无法得到表达,进而企业的服务也难以进行优化。
政府、村民与企业之间因目标差异、沟通不畅及制度衔接不足,导致协同行动难以有效展开,制约了农村公共厕所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
农村公共厕所供给的适配性不足
部分地区在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中适配性不足在于统一的供给模式与地方多元异质性之间的结构矛盾。首先,在技术层面,未能因地制宜地考虑地域差异,推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导致设施使用率低,维护成本高且适配性欠佳。以丘陵地带住户为例,其宅基地间距较小,在地下安装三格式或双瓮式收集器并不适宜,且该地区地下多为石头,按照统一标准深挖坑的方式并不适宜。其次,供给未充分考虑经济水平及该地区人口流动,在欠发达地区或人口外流域区域盲目修建高标准农村公共厕所,易造成农村公共厕所陷入建而不用、废弃再新建的恶性循环,造成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及资源浪费。此外,部分地区村民受传统生产生活习惯影响。健康卫生意识淡薄,思想观念短期内难以转变。若在建造农村公共厕所前未充分调研当地实际情况、村民意愿及需求,易引发建后村民不愿使用、不爱使用等问题。
农村公共厕所供给的实践进路
机制重构;强化信息透明与长效激励
为破解信息与激励困境,应建立“建设—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公共厕所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多元考核指标体系。将长期管护效能和村民使用满意度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引导相关工作人员从发展的角度将长期服务的目标转化为行动自觉,减少因追求短期表现而导致资源投入不均现象。同时,打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壁垒,构建多元协同监督体系。一方面,要推行管护信息公开制度,通过村务公开、数字化平台等方式定期公示农村公共厕所负责主体信息、资金使用明细及维护记录等关键信息。另一方面,拓宽并畅通村民表达诉求和反馈信息并进行监督的渠道,如设立村级监督员,及时处理村民关于农村公共厕所的诉求,并将村民对此的评价作为管护考核的重要依据,由此形成监督的合力。此外,完善长效激励机制,确保农村公共厕所管护的可持续。在考核指标约束的基础上,配套相应的公共物品管护资金保障机制,明确各个主体的财政投入责任,探索设立农村公共厕所管护专项预算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运营与管护。
完善制度设计: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化解供给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行动困境,需要从制度层面系统设计,激发政府、村民及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与动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其一,强化政府的统筹协调与责任落实制度。在农村公共厕所的供给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努力从重建设向重治理转变,建立长效服务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将村民的需求和满意度、管护成效纳入干部考核制度中。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农村公共厕所供给的相关部门职责边界,明确职责分工,防止职责交叉与责任推诿。其二,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供给过程。为村民构建常态化的议事与监督平台,赋予其对管护方案、资金使用的评议权及决策参与权。并将村民参与农村公共厕所的管理维护及反馈等积极行为转化为积分,与村级福利待遇挂钩,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其三,改善招标标准,将企业的资质、后续服务能力纳入评分体系。推行监管一体的合作模式,将企业的收益和长期管护效果联系起来,激发企业保障供给质量。同时,给予村民对建设过程和服务监管的权利,确保建设质量和服务效能的提升。其四,推动建设由政府牵头,村民代表、企业、乡贤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定期对农村公共厕所相关管护事宜进行沟通,确保信息的互通和行动协同。其五,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志愿服务、捐赠等方式参与农村公共厕所的供给建设,打造政府引导,市场运转,社会参与的多方共治格局。
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实施
对于农村公共厕所供给与地方实际脱节的问题,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要始终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动供给模式从标准化向精准化转变。
一方面,推行弹性灵活的技术标准与供给模式是化解“尬厕”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在出台农村公共厕所建设管护指导规范的同时,应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灵活自主调整空间,允许其结合本地气候、地质、经济水平等关键条件,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农村公共厕所建设标准和技术方案,并建立地方标准动态评估机制。同时,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引导和支持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推广适合不同地域特色的低成本、低能耗的技术产品应用于农村公共厕所领域。另一方面,充分尊重村民的实际需求,确保其需求得到重视和有效的反馈。农村公共厕所供给规划前,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访谈、村民代表大会、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充分了解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切实需求、使用习惯和文化偏好,精准对接村民的诉求,避免盲目的“为建而建”导致设施闲置。
本文以农村公共厕所为切入点,结合公共物品理论系统地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机制中信息与激励困境导致信息不透明和长效激励机制不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行动困境导致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难以实现;供给适配性不足造成技术层面“一刀切”现象以及脱离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优化路径需从机制重构、完善制度设计与因地制宜三个维度展开,并提出建立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和管护资金保障机制来破解信息与激励困境;强化政府责任、鼓励村民参与激活主体责任,以保障企业服务质量,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结合地方的实际,以弹性的技术标准取代刚性标准,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供给,推动农村公共厕所转向精准化治理。
从“有厕用”到“用好厕”的转型,本质上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从数量到质量的跃升,其揭示了“机制保障是前提、主体协同是核心、精准适配是关键”的公共物品供给规律。未来,应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路径,以理论创新和实践相结合在尊重农民主体性、强化多方责任共担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乡村振兴的融合,使得农村公共厕所真正成为提升农民幸福感、获得感的载体。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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