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关键支撑。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振兴村与石帆村的实地调研，发现两村之间存在明显的“主导—围观”的文化互动格局，反映出乡村地区内部不同文化群体在融合过程中面临着认同模糊、参与不足与情感疏离等困境。为此，本文提出应通过构建共享文化符号、建立双向参与机制、推动代际传承与日常互动等方式，推动乡村文化从“分隔”走向“共生”，以期为类似区域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只关注乡村经济的发展与村民物质方面的改善，更关注乡村的文化生态与村民的幸福感。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环节，文化不仅能引领乡村发展方向，更能通过价值凝聚与制度建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一个乡村地区的内部文化并非均质存在，尤其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不同来源、不同生活习惯的文化群体，其互动与融合状态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的内在凝聚力、治理效能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本文聚焦地理相邻但社会文化各异的乡村之间，为何会形成“一村主导、一村围观”的非均衡文化互动格局，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探讨如何推动乡村从物理空间的相邻走向社会文化层面的共生。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浙江省内一街之隔的振兴村与石帆村作为研究案例，于2024年至2025年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完成对振兴村村民、石帆村村民、两村村干部等各类人群共15人的深度访谈，并通过参与式观察，系统记录两村节庆活动与日常文化互动场景;在分析阶段，构建“认知—行为—情感”三维分析框架，依托该框架系统剖析两村文化互动中的隔阂现状、深层困境，并进一步探讨两村文化融合的可行路径。

振兴村与石帆村的基本情况

两村概况

　　振兴村与石帆村地处浙西南，两村仅以一街为界，地理上紧密相连，共享众多基础设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该区域已配套建成了中小学学校、幼儿园、卫生院及户外健身场所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较好地满足了村民在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多元需求，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乡村。当地政府还通过扶持北山索面、鞋服来料加工等9个加工点位，培育了200余家沿街商铺，并成功引进总投资达40亿元的爱玛新能源智慧出行产业园。该产业园预计将为村民提供逾1 00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持续增强村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两村共享乡村振兴带来的物质方面的好处，但在社会文化形态上却呈现出显著差异。

　　石帆村是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传统村落，村内宗族网络保存相对完整，孕育了板龙、采茶灯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特色民俗项目。这些文化活动向来由本村自主主导，从筹资、制作到表演的全流程，均依托本地亲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开展，具有鲜明的内生性与封闭性特征。

　　与石帆村一街之隔的振兴村，是一个因多种因素导致人口集聚形成的新型集中居住区。其村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因脱贫攻坚需要从周边多个村落迁移而来的农户;二是受乡村振兴相关项目以及本地相关产业就业机会吸引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三是为子女就学而在此地居住的陪读家庭。这种多元的人口构成，使振兴村在文化上呈现“拼贴”特征，村民带来了各自原居地的习俗与传统，如部分村民原有的“舞鱼灯”等特色习俗。然而，由于村民迁入时间较短，且来源分散，振兴村内部尚未形成稳定、统一且能够对外展示的文化认同。

“石帆村主导—振兴村围观”的文化互动格局

　　两村在日常文化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文化互动模式。石帆村凭借其历史积淀与完整的组织网络，牢牢掌握着地方文化资源与活动主导权。每逢重要节庆，如春节、元宵节，由石帆村宗族力量组织起来的板龙巡游、采茶灯表演等便成为绝对的文化主角。这些活动从筹备到上演，主要遵循本村内部的规则，对外只是表演给其他村的人看。

　　反观振兴村，村民虽保留着如“舞鱼灯”等特色文化记忆，但在搬迁过程中因原有组织关系瓦解、文化带头人离散，陷入“有艺难展”的困境。更为关键的是，振兴村缺乏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载体，且无稳定经费支持，导致村民的文化表达缺乏基本的展示与传播平台。因此，在石帆村主导的各类公共文化活动中，振兴村村民往往自然沦为“观众”或“旁观者”。他们站在街边或共享广场上，围观石帆村的文化展演，自身却难以实现从“观看者”到“展演者”的转变，在该区域文化活动中逐渐被边缘化，两村之间的文化互动也由此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与不平等性。

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分析

认知上的文化差异与认同模糊

　　认知层面的困境，首先直观地体现在两村村民对“我们这里该有什么样的文化”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上。石帆村作为延续多年的传统自然村落，其文化认同是清晰而稳固的，以板龙、采茶灯等非遗项目为核心，辅以宗族网络，形成了一套被本地村民广泛接受和遵循的文化传统。这套传统不仅是活动形式，更承载着他们对自身作为“石帆村人”的身份确认和历史记忆。

　　而对于振兴村的许多村民来说，其文化处境则更为复杂。他们从原先分散的各个村落迁移至此，虽在物理空间上汇聚到了一处，但在文化层面仍处于分散状态。例如，部分村民在春节等传统节庆期间，更习惯和怀念的是原居住地的“舞鱼灯”习俗，而非石帆村盛行的“舞龙灯”活动。这种文化记忆与习俗偏好的差异，使他们在面对石帆村主导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化活动时，往往会产生明显的疏离感，内心深处多有“那是他们的热闹，不是我们的”之类的认知，难以真正融入其中。

　　更深层次的困惑源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振兴村村民因土地被征收而迁入现代化集中居住区，其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均与迁移前截然不同。马奔腾、武千千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文化建设主体力量薄弱、价值观多元冲击传统共识的困境，导致村民在身份认同上出现“非城非乡”的认知模糊。许多人感到自己似乎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说他们是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再拥有土地，从事的职业可能也离农业很远;说他们是市民，他们又只是住在离城市比较近的村庄里。这种“非城非乡”的认知状态，削弱了他们对脚下这片新土地的主人翁意识。一位振兴村的访谈对象说得很直白：“以前在村里，地是自己的，节是大家一起过的。现在住得是好了，但总觉得像个客人，不知道该怎么在这里当‘主人’，也不知道该遵循哪边的‘老规矩’。”这种在文化归属和身份定位上的双重模糊，直接影响了他们主动参与和共建乡村文化生活的意愿与动力。

行为上的有限参与与资源不均衡

　　从实际的参与行为与机会来看，两村村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活动组织方式的封闭性，以及文化发展关键资源的占有不均衡。

　　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权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由石帆村所掌握。这不仅因其拥有板龙、采茶灯这类成熟的非遗文化技艺及专门的民间组织，更依赖其长期形成的、基于本地亲缘地缘的熟人网络。这套网络在活动策划、人员召集、经费筹措等方面运转高效，形成了外人难以介入的内部循环。例如，板龙的制作在石帆村文化礼堂进行，参与者均为本村各户代表;板龙的表演也遵循一户出一人的规则，除龙头存放在文化礼堂外，石帆村村民每户家中都会存放一节龙身，负责对应龙身的制作与日常维护。即便振兴村村民有兴趣参与、具备相关手艺，也缺乏规范化的参与渠道。一位石帆村村民坦言：“按老规矩，这都是村里自己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事，突然让外面人加进来，怎么安排、听谁的，都不好办。”这种根植于传统的封闭性，在无形中成为振兴村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第一道门槛。

　　同时，最为明显的制约是活动场地空间严重受限。石帆村拥有功能明确、常年开放的文化礼堂，它既是存放道具的仓库，也是排练和议事的空间，更是其文化认同的实体象征。反观振兴村，作为比较新的居住区，尚未建立专属的公共文化空间。村民虽有恢复“舞鱼灯”表演的意愿，却面临“无处可去、无地可聚”的窘境。一位振兴村的文艺积极分子提到：“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想排练，只能在附近的空地上将就。道具做好了也没个稳妥地方存放，风吹日晒，第二年就没法用了。时间一长，大家的心也就散了。”场地问题直接扼杀了振兴村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萌芽与长效发展机制;人员问题则进一步制约了鱼灯技艺的复燃传承，原鱼灯组织里的资深中老年传承人，鲜有迁居至振兴村的，而现有年轻群体又对这类传统技艺缺乏参与兴趣。

　　此外，有限的文化资源与展示机会，往往会不自觉地向基础更优的一方倾斜。无论是地方节庆活动的策划安排，还是对外的文化展示，组织方出于效率与可靠性的考量，通常会优先选择已有成熟队伍和成型节目的石帆村。这使振兴村零散的文化探索与实践，难以获得正式的展示舞台与必要的资源支持，其文化表达也在这种循环中日渐式微，最终进一步固化了“一方主办、一方旁观”的非均衡文化互动模式。

情感上的归属感缺失与人际关系的表面化

　　情感联结薄弱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振兴村村民对安置地缺乏归属感。他们并非自然聚居于此，而是因各种原因汇集而来，其情感的“根系”大多仍深植于原乡故土，或紧紧缠绕在同期迁来的亲朋邻里之间。对于近在咫尺的石帆村，许多人在心理上仍视其为“隔壁村”而非“我们村”。

　　其次，日常交往中存在的语言差异使两村村民难以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石帆村通行的本地话语速较快、土语较多，而振兴村村民来源多元，内部方言尚且各异，与石帆村交流时，不少人面临“听不懂也说不明”的尴尬。一位石帆村青年坦言：“振兴村的人说话我听不懂，交流多了觉得累，虽然他们村和我们村就隔着一条街，但除了工作需要，一般不太想深入交往。”这种情感壁垒，使村民陷入交往而不交心的尴尬境地，难以有真正的归属感。

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乡村文化从“分隔”走向“共生”，是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课题。基于对振兴村与石帆村现状的分析，相关主体需要从认知融合、行为参与和情感联结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逐步化解当前困境。

　　在认知层面，相关职能部门应着力塑造能够连接两村历史的共享文化符号。例如，可以组织“我们的家乡记忆”主题交流会，邀请两村村主任讲述本地风物传说、节庆由来与生活变迁，并由青年一代用影像、文字等方式记录整理，形成《双村故事集》。这些共同整理的地方知识，可在文化活动中展示传阅，成为联结两村村民的情感纽带。同时，在公共空间营造上，可以发起“文化共生墙”创作活动，邀请两村村民共同参与设计并绘制融合板龙、鱼灯及本地特色景观的壁画，使其成为彰显区域共同身份的视觉标志。

　　在行为层面，化解两村文化互动困境的关键是打破公共文化活动的封闭性，建立开放协同的参与机制。具体而言，建议推动成立由两村共同组成的文化共建小组，实行“轮值策划、联合举办”的协作模式。例如，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可由两村共同组建筹备团队，石帆村负责板龙巡游的组织，振兴村则主导鱼灯表演的筹备，形成“双灯共舞”的节庆场景。

　　在情感层面，需注重代际传承与日常交往。可以开展“老手艺新传人”培育计划，组织两村青少年共同学习板龙扎制、鱼灯制作等传统技艺，让年轻一代在共同学习中建立友谊。同时，充分利用共享公共空间，定期举办“邻里茶话会”“乡村美食分享日”等轻松自然的交流活动，为两村村民创造面对面沟通的机会。还可通过组织“共同养护一片绿植”“联合排练文娱节目”等需要协作的微公益活动，让两村村民在持续互动中自然增进了解，逐步积累情感资本。

　　通过对振兴村与石帆村的实地调研与分析可见，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乡村文化的融合与乡村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绝非一蹴而就。两村之间形成的“主导—围观”非均衡文化互动格局，实质上折射出快速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内部不同文化群体在认知、行为与情感层面存在的多重隔阂。此类隔阂若无法得到有效纾解，将直接削弱乡村治理的实际效能，消解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文从“认知—行为—情感”三维框架梳理两村文化互动的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推进路径，强调通过构建文化共享符号、创新开放参与机制、深化日常互动，逐步推动文化生态从“分隔”走向“共生”。这些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需要多方协同推进、长期持续培育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打造制度与情感层面的“连接点”，让不同来源的居民都能在共同生活空间中，拥有文化表达、公共参与及身份归属的多元可能。文化融合不仅是空间与资源的整合，更是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建过程。

　　展望未来，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关注有形的文化活动与公共设施建设，更应重视那些无形的情感联结培育与社区认同构建。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共识，在守护乡土文化传统的同时激发乡村文化新活力，仍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亟须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仅为典型局部案例的初步探讨，期望能为我国具有类似空间与文化结构的乡村地区提供些许参考，也呼唤学界与实践领域给予此类乡村文化融合问题更多细致、深入的实践与学术关注，以多元探索共同助力乡村文化在振兴道路上实现真正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