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凝结了人类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智慧，是讲好中国农业故事、传播中国乡村文化的生动媒介。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本质上是一个依托乡土社会的持续性传播过程。乡村传播聚焦乡村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其中信息、意义、知识与关系的生产、流动与转化过程，强调其地方性、主体间性与实践性三大特征。乡村传播不仅是乡村内部信息的单一流动，更是乡村知识体系、实践方式与文化价值的多向度扩散。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实践扎根于乡村场域，通过代际口传、社区实践、仪式展演、媒介叙事、产业创新等传播方式，维系和再现农业文化的深层意义。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知识性、文化性、景观性与生物多样性等特征。历史性呈现了乡村传播的独家记忆，知识性反映了乡村本土技能的具身化实践，文化性构成了文化符号的象征性意义流动，景观性展演了空间叙事，而生物多样性则体现了社区成员对特定物种的认知、利用与保护。五大特征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乡村传播的逻辑中被激活和表达，形成了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体系。

历史性与乡村的记忆传播

　　历史性是人类存在方式的证明。人类并非以简单累积过去的方式存在，而是通过自觉恢复过去的存在记忆并将其转化为当下而存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同样体现在人类为了生存，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利用动植物等过往经验转化为当下实践的过程，其内涵并未停留在线性的时间轴，而是深入乡村社会的肌理，通过历史性与传统性维度内化于农业文化遗产，成为跨越千年的活态化农业生产实践。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农业历史进程，以及促成的社会、生态与文化变革，共同塑造了农业文化遗产生成与演变的历史性特征。存续至今的农业系统起源与演变历程中所蕴含的历史特征，根源于历经漫长岁月传承至今的农业与环境知识传统。在乡村传播中，这种历史性通过祖辈口述、农谚歌谣、古老农具的沿用、传统节庆的展现等方式，进行“身体化”与“仪式化”的传承。这是一种社区成员的集体记忆传播，确保了历史智慧在当下的“在场”与连贯性。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有助于还原人类农业史，解读人类创造的农业知识体系，以及探索农业活动与农业文化的应用方案。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能为乡村地区的发展提供参考，更能为国家乃至世界农业的发展提供指引。

　　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性，体现在其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年代测定、口述史等多维方式系统阐明的深厚历史渊源。历史性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更为突出，悠久的历史从本体证明了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可持续性。综观我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作为世界最早稻作发源地之一的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其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经考古测定具有1.2万年稻作栽培历史;全球最早种植粟和黍的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兴隆洼遗址，见证了8000年的历史;浙江湖州桑基鱼塘始于2500年前，当地丝绸文化形成于4700年前;茶马古道的起点云南普洱，拥有2700年树龄的野生茶树与1700年树龄的栽培茶树依然生机勃勃，书写了茶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历史可追溯至2000年前，其中树龄超过1400年的古香榧树至今屹立挺拔;陕西佳县古枣园作为中国最早的枣树种植区，其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园内1400年树龄的“枣树王”见证岁月沧桑;源自波斯的茉莉花在福建福州已引种栽培2000年;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经历了1300多年的传承;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拥有1200余年历史;甘肃迭部扎尕那地区兼具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特征，自汉代起便成为农牧生态转换区;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始于战国初期;我国南部山区少数民族开垦的龙脊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其历史可以分别追溯至800余年和2000余年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承载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通过乡村传播转化为当下的社区共同体意识，映射了未来的持续化发展价值。

知识性与具身化的技能传播

　　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管理利用等本土知识，在今天仍在持续发挥作用。知识性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以乡村地域共同体为基础，通过田间劳作与技能示范具象化呈现，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改良与创新。遗产地农民通过具身化实践，将情境化与经验性的传统知识与技能进行隐性传递，构成了乡村传播的本质形式。传统知识与技能实践始终处于不断演进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通过乡村传播得以延续。

　　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传承的多元化知识体现在农林牧渔等生计技能，以及乡村衣食住行等民间生活技艺。生计技能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农业土地利用、作物栽培与畜禽饲养、土壤及水资源管理等知识;生活技艺则主要涵盖农产品加工、乡村建筑与居住空间利用等知识。一是土地利用与种植养殖知识。农业文化遗产地较常采用多层、间作、轮作等作物栽培与畜牧养殖体系的农业结构与轮作制度，展现出作物种类丰富、传统品种与本土品种保存完好的特征，以及将作物种植与家禽养殖相结合的农牧循环耕作法。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为防治病虫害，采用茶树与樟树自然混生模式，形成垂直化生态结构;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农户在稻田中养殖鱼类和鸭子，并在宅院周边修建鱼塘，通过稻田与鱼塘交替种植养殖方式实现收入最大化。二是土壤肥力管理。传统土壤管理方式对提升农产品生产稳定性具有关键作用。由于在有限空间内反复种植作物会削弱土壤生产力，土壤肥力管理成为提升土壤生产力及作物适应性的必要措施。农业文化遗产区域的土壤肥力管理主要通过将牲畜粪便等与作物副产品或草料混合制成堆肥，以维持土壤健康。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田间农业将牲畜粪便与收割后的谷物秸秆切碎作为肥料，通过轮作与间作实现病虫害防治;陕西佳县古枣园通过饲养家禽，既为枣树提供粪肥，又让家禽捕食害虫，实现双重防治效果;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将农田周边淤泥和水生植物转化为有机肥料加以利用;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利用山地高差进行传统灌溉，该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村寨公共积肥水塘与私家庭院肥塘并存的传统养分管理模式。三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技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地传承与传播着丰富的衣食住行及民间传统知识。陕西佳县古枣园盛产以大枣为原料的食品，如枣糕、枣粉、枣酱、枣蜜等;在乡村建筑方面，我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的传统住宅为两层简易结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具身化的技能传播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知识传承的本质体现，尊重与维护乡村社群的具身化传承，才能真正将古老的农业知识在当代与未来传播，使其真正活态存续。

文化性与象征符号的意义传播

　　文化性以特定地域为范畴，其价值体系与实践通过仪式、风俗、艺术等形式呈现，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多元文化符号体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性体现为顺应自然环境的地域共同体所形成的传统性和精神性象征符号，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灵魂。文化性具体表现在时令习俗、音乐、舞蹈、戏剧、工艺、书画、语言传承、口头文学等方面，乡村传播通过仪式、表演、手工艺制作等象征性活动，结合乡风民俗，将这些文化符号与社群的身份认同、伦理价值观深度融合。这种文化多样性虽看似脱离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却与遗产地农业系统的农事循环周期及耕作方式紧密相关，在时空维度上传播着农业文化遗产的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大多与农耕紧密相连，其特征与播种、收割等农事过程及周期休戚相关。农业文化遗产地区的农业文化既承载着当地社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精神信仰，也蕴含着农民日常劳作中展现的精神风貌。云南红河哈尼族在农历十月举办“长街宴”，铺设400余米长宴席，全村人共同参与，被评为云南省2006年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哈尼族的“矻扎扎”“十月年”等节庆，将顺应天时的农耕节律转化为社会共庆的文化津梁;福建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区在七夕节向河中抛撒茉莉花，谐音“莫离”，祈愿爱情永恒美好，婚宴中饮用茉莉花茶则寓意结为一家;陕西佳县古枣园地区春节时长辈将大枣赠给孩子，孩子戴枣串，将枣饰于衣襟、装满衣袋，长辈寿辰则制作枣糕寓意长寿;浙江湖州桑基鱼塘举办“含山轧蚕花”等蚕俗活动、灯会及鱼骨画、百鱼宴、鱼文化节，其中含山轧蚕花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区，丧礼时人们会在棺木前的瓮中插上粟和黍;在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地域，婚宴时陈列或食用象征伴侣、幸运、子嗣的香榧果。此外，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也得到了活态传承。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地区传播着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与叙事民歌哈巴，前者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流传着鱼灯舞、湖州桑基鱼塘流传着养蚕民歌;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的广西龙胜侗族则流传了闹春牛仪式。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乡村传播过程中，这些象征性符号与文化意义在乡民社区不断被编码、解码以及再创造，将农遗系统传承与延续，并形成一种向上生长的文化力量，在博古通今、连通内外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

景观性与空间叙事传播

　　景观是农业文化遗产的视觉载体，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互构景观的具象化呈现。梯田、垛田、鱼塘、古茶园等农业景观，本身即为一种可视化的空间叙事。这些瑰丽的景观向当地村民与外来游客无声地讲述着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的绵长历史与高超智慧。这种独特景观与农业知识及文化表达相互交织，形成富有生机的风景，并随着四季更迭呈现动态变化。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如土地利用形成的景观格局，以及为适应当地特殊自然环境而建成的梯田、水利设施和建筑物等。通过摄影作品、短视频、纪录片、研学旅游等传播形式，将静态的景观幻化为动态的空间文化故事，吸引着外界关注，并重塑了乡土文化格局。

　　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性集中体现在其视觉构图与色彩，这些景观与农田周边的森林、河流、村民居住区相互联结，形成了更加丰富的生态系统，兼具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及其精神价值。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通过“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度同构系统，既防止了坡地土壤侵蚀与水资源流失，又保护了居住区，展现出因地制宜的农业景观。山顶森林蓄水功能持续供给农用及生活用水，山麓梯田则通过沟渠系统实现定向光照与水温调节。该景观结构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森林在水土保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地表径流与地下渗流为梯田输送水分与养分。同时，森林能防止土壤侵蚀，维护生物多样性，而梯田在为人类提供粮食的同时，也承担着水资源保护、土壤养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坐落于青藏高原边缘水源涵养区，展现了坡地农林景观与牧业景观。当地农民构建了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农田从居住区出发，沿河流延伸，四个村落呈垂直带状分布。景观由“高山—冰川—灌木林—草场—农田—民居—河流”构成，呈垂直分层特征，充分保障了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为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自然要素位于空间顶端，高山与森林储存的雨水持续供给农业用水。人类活动与垂直景观呼应，维持着定居农业的区域循环体系，保障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农业文化遗产通过景观复合、光影流动与艺术意象的交织，呈现出乡村独特的缓慢节奏，展现了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成为乡村传播中凝聚生态智慧与文化认同的空间文本，书写了一部部关于生命轮回、耕耘与希望的壮丽史诗。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传播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基于世代相传的传统农业知识，在种植多样化作物的过程中，持续保存着当地特有的作物遗传资源。同时，农民为食用、药用或生计而采集各类野生植物，并致力于野生种质遗传资源的保护，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地区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维持着珍贵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此外，农民将农田周边生物多样性保护视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对特定物种认知、利用与保护的地方性知识共享，使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代代相传，凝结成具有村落共同体意识的生态传播观。

　　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涵盖本土基因资源的多样性，作物栽培与畜牧品种的多样性，食用、药用等自然资源利用的多样性，以及通过农业环境保护实现的周边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地区农业生产力，通过作物间的互补作用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并在更广阔的环境层面提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农民为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而积累农作知识，通过种植多种作物品种降低自然风险，获得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量，并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收益最大化。种植本土品种能降低病虫害风险，防止遗传资源流失，有助于延续传统农业技术与耕作方式。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稻田中培育了20余个传统稻种与6种田鱼，在田间种植豆类、芋头、茄子等丰富作物，维持着高度的作物多样性;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保存并流传着217个稻米品种;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保存着以红米为主的70余个地方品种;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展现出丰富的作物多样性，包括粟、黍、荞麦、大豆等作物;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拥有山茶科山茶属茶组植物，包含野生型、过渡型和栽培型茶树，林下间作少量传统作物，形成有机生态体系;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经嫁接选育了多个品系，还种植了茶、竹笋、杂粮等作物，并饲养畜禽。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在于超越工具理性，通过农业知识、农作实践与管理制度，持续讲述并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网，在生态传播过程中形塑“天人合一”的哲学认知与乡村实践。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关于过去，亦关乎现在，更面向未来。在乡村传播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农民具身实践进行传统知识的活态传播，同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媒介与创意设计，将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价值转化为可知可感的产品，在内部认同与外部连接中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