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化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赋能、精神动力与治理资源。文章从文化资本化、精神共同体构建与乡村内生发展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合案例讨论其在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风文明等领域的实践路径，并针对当前存在的文化资源转化效率低、主体协同不足等问题，提出差异化开发、数字化传播与多元协同共治的策略。研究发现，红色文化通过激活乡村文化基因、重塑集体记忆与构建价值认同，能够有效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文化资本化：从红色资源到经济资本

　　1.红色文化资源的资产化转换

　　红色文化资源的资产化转换本质上是将历史遗产转化为可流通、可增值的现代经济资本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文化符号的解码与再编码。红色文化资源有三重存在形态：一是以历史记忆为载体的具体化资本，表现为口述史、民俗仪式等非物化形态;二是以遗址、文物、纪念场馆为主的客观化资本，具有可视化特征;三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政策法规体系构成的制度性资本，通过法律授权和市场准入搭建起资源开发的合法性框架。在资产化转换过程中，具体化资本需通过叙事重构转化为富有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客观化资本依托空间生产理论，通过遗址保护与场景再造形成有经济价值的体验空间;制度化资本则通过产权界定，将文化资源纳入市场化运作体系。

　　2.文化IP与衍生品开发

　　文化IP与衍生品开发是红色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核心路径，其本质是通过符号编码与意义再生产建构文化资本的产业化载体。红色文化IP的生成遵循“红色精神—符号表征—意义消费”的三重转化逻辑：首先，通过艺术创作(如红色影视、舞台剧)将抽象的红色文化具象化为可视化符号;其次，借助跨媒介叙事(如短视频、数字博物馆)完成符号的跨圈层传播，引发群众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重构;最后，通过知识产权授权与跨界联名，将符号资本延伸和拓展至实体产品领域(如文创周边、主题服饰)。

精神共同体构建：红色文化与乡村治理融合

　　1.集体记忆重塑与社区认同强化

　　集体记忆重塑与社区认同强化是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红色历史记忆通过代际传承、仪式活动与空间改造的互动而实现再生产，以河北西柏坡“老党员讲故事”活动为例，老党员将个体的经历转化为“两个务必”等集体象征符号，在祠堂、广场等公共场所构建起红色记忆场域。这种通过记忆筛选与叙事重构(如强化艰苦奋斗精神)的策略，形成情感联结的大众认同。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价值共创者，在参与故事讲述与仪式展演的过程中，既重构了乡村伦理秩序，又积累了社会资本。当红色记忆被纳入村规民约等制度化传播体系时，便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凝聚力。

　　2.红色精神引领乡风文明

　　红色精神引领乡风文明的核心在于将红色文化精髓转化为乡村治理的道德共识，通过符号化转译、制度化整合与主体性激活的协同作用重构乡村文化秩序。红色遗址的“记忆场域”构建将红色精神具象为“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象征符号，在祠堂、广场等公共空间形成情感共鸣的道德规范，推动村民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价值传承者;而“星级文明户”评选(如湖南韶山)等制度创新，通过挂牌授星、积分兑换等激励机制，将红色家风标准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治理规则，使道德资本成为资源分配的一种凭证，形成“先进带动后进”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红色文化通过代际对话(如家书诵读)、空间功能再造(如红色主题墙绘)等路径，既延续了红色文化精髓的核心要义，又适配了乡村现代化的需求，最终实现从“德治”到“善治”的闭环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兼具精神凝聚力以及治理有效性的可持续动力。

内生动力激发：红色文化赋能乡村人才培育

　　1.红色教育与青年返乡创业

　　红色教育与青年返乡创业的耦合关系揭示了文化治理与经济转型的互动性逻辑。红色教育通过双向作用机制重构乡村青年的职业选择，以“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课程为载体(学习集体主义价值观)，依托研学营地网络提供民宿运营等创业机会形成拉力，构建“教育赋能—资源整合—创业孵化”闭环。红色遗址通过空间重构被赋予“创新创业孵化器”的象征意义，使青年突破“离乡务工”传统路径依赖，在文化认同与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返乡创业。这一过程印证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可行性——当红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逻辑融合时，文化资源可转化为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以及经济资源，推动乡村人力资本升级。

　　2.文化自信驱动乡村创新

　　文化自信驱动乡村创新的核心在于重构本土文化价值认同，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其机制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文化基因解码，通过红色符号的现代解释(如生态伦理与红色精神融合)构建地域性的文化标识;二是价值共创，以红色资源开发形成“历史记忆—当代叙事—未来愿景”的互动性框架，推动村民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创新主体;三是制度协同，将文化自信转变成治理规则(如村规民约中的红色伦理条款)，为产业创新(如“红色文化剧情演绎”)与治理创新(如村民议事会)提供合法性支撑。此机制通过创造性转化(如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与适应性重构(如红色遗址功能再造)，既延续了文化本真性，又赋予乡村振兴创新表达，最终实现从文化自觉到创新自信的跃升。

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

“红色+教育”：文化传承与人力资本提升

　　红色教育通过将红色历史转化成当代知识，构建起文化传承与人力资本升级的双向通道。在实践层面，其核心逻辑体现为“教育场景重构—知识生产迭代—人力资本增值”的递进机制。

　　江西省井冈山市依托红色遗址群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井冈山精神情景剧”等课程设计，将红色历史转化为可以体验的知识板块。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使青少年在实践中理解红色精神的内涵，更通过“红色讲解员”培训计划，将本地村民培养为文化的传承者，实现从“资源受众”到“知识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又如延安干部学院以“红色基因库”建设为核心，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等专题课程，构建起“历史—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学院通过吸纳当地青年参与课程研发与教学实践，既体现红色叙事的本真性，又培育出兼具文化素养以及专业能力的本土人才梯队。还有贵州省遵义市打造“红色研学+生态农业”复合型教育产品，组织学生群体在参观遗址的同时，参与红色主题农耕。这种跨领域教育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课堂边界，还使参与者在历史认知与劳动实践中同步提升文化理解力与职业技能。

　　上述实践表明，“红色+教育”的效能发挥依赖于两大核心路径：其一，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就是通过戏剧、研学、数字技术等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符合当代认知的知识体系;其二，参与式教育模式创新，通过角色扮演、劳动实践等互动的形式，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使其在知识内化吸收的过程中同步获得文化传承能力与职业发展素养。这种“教育赋能—文化再生产”的协同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精神凝聚力与人力资本储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红色+生态”：文化赋能乡村环境治理

　　红色文化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发展，本质上是将红色精神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与实践动能。通过“红色资源保护—生态价值转化—治理模式创新”的三维机制，红色文化为乡村环境治理提供了精神内核与制度创新路径。

　　南湖依托“红船精神”红色IP，将红色遗址保护与南湖水域生态的修复相结合。通过设立“红船生态守护志愿队”，组织村民参与河道清淤、水质监测等环保活动，将红色文化中的“奋斗精神”转化为生态保护的集体性行动，激发村民的环境责任感。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将红色茶园与生态农业相结合，打造“红色茶旅”品牌。通过修复茶园遗址，推广有机种植技术，设计“采茶+红色故事讲解”的体验路线，既保护了红色遗址周边的自然生态，又通过生态产品溢价(如“红军茶”)反哺环境治理。这一模式将红色文化基因植入生态产业链，实现“以红促绿、以绿彰红”的协同发展。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周边实施了“红色遗址生态缓冲区”建设，通过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工程修复战争年代所受损的生态环境。项目将遗址保护与生态修复统一规划，如在战壕遗址周边种植纪念林，既防止水土流失，又营造出“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沉浸式教育场景，使得生态治理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质性载体。云南省昭通市扎西镇通过制定《红色村落生态公约》，将红色精神转化为生态治理的地方规范。例如，村民自发组建“红色护林队”，在巡山护林的过程中融入红色故事宣讲;利用红色遗址的屋檐、院墙绘制生态主题的壁画，将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这种“红色文化—生态规范—村民自治”的闭环，打破了生态治理中“政府主导、村民旁观”的困境。

“红色+产业”：文化基因驱动特色经济

　　红色文化基因通过符号转译与价值重塑，为乡村产业注入了差异化竞争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可衍生的经济符号，构建“文化基因—产业载体—价值增值”的转化链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将“红色基因”植入芒果、火龙果等农产品品牌。通过设计“红七军粮仓”系列的产品包装、开发“红军田”认养农业模式，将历史叙事转化为产品的溢价能力。陕西省沂蒙山老区将传统煎饼的制作技艺与红色文化结合，推出“孟良崮煎饼”“红嫂手工坊”等品牌。通过复原战争年代“推磨碾米、昼夜赶制军粮”的场景体验，将煎饼从生存工具升华为红色精神载体。村民在制作工坊中既传承技艺，又通过游客DIY体验、电商直播销售实现收入的增加。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以焦裕禄精神为文化内容，构建“红色精神+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开发“焦桐乐器”(用泡桐木制作民族乐器)、“兰考蜜瓜”地理标志性产品、红色主题民宿等业态，将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精神符号转化为产业品牌资产。福建省龙岩市古田镇依托当地食用菌的产业优势，打造“红色菌菇”品牌。通过设计印有“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字样的菌菇礼盒，开发“重走采菇路”体验活动，将红色文化嵌入菌菇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湖南省湘潭市韶山深度挖掘毛泽东诗词文化资源，开发“沁园春·雪”书法衍生品、“主席诗词”主题研学课程等业态。通过举办“红色诗词创作大赛”、开设农民诗词培训班，将文化创意与乡村经济结合。村民既可通过售卖诗词主题文创产品增收，又能参与红色文旅项目的策划运营，实现“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内循环。

　　上述实践表明，“红色+产业”的驱动力源自三个维度：其一，文化符号的转译能力，即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具象产品标识(如“红七军粮仓”包装);其二，产业链的价值嵌入，通过场景再造(如“推磨碾米”体验工坊)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其三，社区参与的可持续性，建立“文化收益反哺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产业同质化困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精神赋能与经济效能的创新路径。

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现存问题

　　1.文化解码深度不足

　　当前红色文化符号阐释的单一化，导致了文化内涵未能充分挖掘。部分乡村仅仅停留于“遗址参观+标语展示”的浅层开发，尚未建立起红色精神与当代价值的意义关联。

　　2.多元主体协同效能不足

　　政府主导下的参与机制有待优化，部分村民存在参与深度不足问题(如“收益分配被动化”);市场资本介入若缺乏有效引导，可能弱化红色文化内核;社区自主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3.制度创新有待深化

　　红色资源产权界定模糊引发开发纠纷，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影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大别山等连片红色资源的整体开发效益。

对策建议

　　1.构建文化解码机制：从符号解构到意义再生产

　　要深化文化符号的解码，建立“红色文化基因库”，通过口述史采编、文献考证等手段完成文化基因的提取;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发“红色精神—当代价值”转译指南;利用数字技术(如AI叙事生成、元宇宙场景)重构沉浸式体验空间，实现符号意义在当代的动态传播。

　　2.完善多元协同治理：构建“四位一体”责任共同体

　　要构建四位一体协同机制，政府要制定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相关条例，明确保护的范围与开发红线，设立专项基金去支持乡村文旅融合;企业要推行“文化授权+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IP授权、品牌联名实现商业价值的反哺;村民要建立红色文旅合作社，赋予其资源收益分配权与决策参与权(如股权分红、项目听证);社会组织可以引入高校智库、公益机构开展文化保育与社区教育，平衡开发与保护二者的关系。

　　3.深化数字化转型：激活文化创新动能

　　要加速数字化转型，开发“红色文化大数据平台”，通过用户画像精准匹配教育、旅游产品需求;建设虚拟红色博物馆、数字长征体验馆等新型载体，打破时空限制扩大传播覆盖面;利用NFT(非同质化代币)技术发行红色数字藏品，从而探索文化资源资产化的新路径。

　　4.强化生态治理耦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要将红色遗址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控体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推广“红色+低碳旅游”模式，如新能源交通、零废弃景区建设;还要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将红色旅游收益反哺乡村环境治理。

　　红色文化通过价值重构、精神凝聚与实践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未来需平衡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与村民的共治格局，推动红色文化从“静态传承”转向“动态活化”，实现乡村经济、文化与生态的全面振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课题编号：JYF-2024-0001)。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李晓亚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