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对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22年我国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经过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差异格局;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呈现出中部农业大省的乡村振兴水平高，东部沿海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特点;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最后，基于以上的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相关概况

　　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近年来，数字金融的突破发展为乡村振兴赋予了新动能。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凭借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普惠性与包容性，降低金融门槛的优势，极大地缓解了乡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数字金融的应用重塑了乡村的金融生态，为乡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进而推动我国乡村振兴。

　　目前，学者就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较多的学者，如鄢宇昊、李巍等(2023)、潘明清、范雅静(2023)，通过实证的方法，阐明了数字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数字金融能够赋能乡村振兴^[2-3]，对于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谭燕芝、李云仲等(2021)、赵健、魏欣(2023)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存在互动关系，二者能够相互促进^[4-5]。可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金融可以赋能乡村振兴。但是，多数研究主要把视角放在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单向研究上，缺少有关两者的双向研究。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论证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分析

　　数字金融能够为培育乡村产业、改造人居环境、建设文明乡风、农民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第一，数字金融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融资渠道。通过网上借贷平台，以及多样化、定制化的农业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农业企业和农民生产的融资需求，融资门槛的降低，带动更多的人才在乡村地区就业创业，从而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第二，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精准的市场预测、产销对接等信息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第三，数字金融通过提供数字支付、数字理财等更多样、更便捷的金融服务，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户增收，提升其生活质量。最后，数字金融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更多的财力投向环保型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支持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的环境质量，助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首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和使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乡村振兴的实施为数字金融创造了市场。其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需要满足更加个性化和专属化的金融需求，进而刺激了数字金融的创新水平。因此，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存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

研究设计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文章使用北大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期)来衡量各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时间跨度为2013—2022年，横跨31个省份。

　　其次，依据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关于乡村振兴概念的界定以及现有研究的成果为参照，采用更加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分别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构建，全面考察乡村振兴现状。文章用了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粮食综合生产力衡量了产业兴旺;农药化肥施用量、乡村卫生厕所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垃圾无害处理率来衡量生态宜居;农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乡村文化站数量、人均乡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来衡量乡风文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村主任和书记“一肩挑”比例来衡量治理有效;农民恩格尔系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来衡量生活富裕。

研究方法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因此，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这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式(1)中：C表示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W1代表数字金融指数;W2代表乡村振兴水平。上式(1)中C的取值在[0,1]之间，当C=0时，表示W1和W2耦合度极低，处于无序状态;当C越接近于1时，耦合度就越高，当C=1时，表示二者处于最佳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模型易存在伪耦合的现象，因此引入式(2)来解决伪耦合问题。

　　式(2)中，D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T为二者的综合协调指数;α与β是两个系数分别表示自重要程度，满足α+β=1，本文假定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同等重要，因此α=β=0.5。其中，D值越大，耦合协调程度就越好。

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评价

　　通过对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数的构建，发现了以下的特点。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从时间层面上来看，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数值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数字金融在2013—2016年间的增速最快，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和移动通信的普及。从区域的层面来看，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增速最快，其中，上海市处于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和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而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最慢，多数省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薄弱，金融业起步较慢。由此看出，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差异格局。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从时间层面来看，乡村振兴综合指标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16—2019年这个区间，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在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实施，乡村振兴更加深入。从区域层面来看，作为我国“大粮仓”的黑龙江省，其乡村振兴水平最高。湖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农业大省紧随其后，而广东省、上海市等一线发达地区，却位居中间。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使得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人口逐步流向城镇，进而导致农村乡村振兴人才的流失。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产水平较为落后，导致其乡村振兴水平低于其他地区。

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表

　　从时间层面上看，在样本期内，我国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从2013年的濒临失调到2022年的中级协调的良性转变，而且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D值都有所上升，耦合协调程度也逐渐向更高级别方向发展。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乡村经济建设的投入，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的高速发展，使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等级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

　　从空间角度来看，除黑龙江省外，我国其他省份和城市的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等级经历了严重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六个发展阶段。全国大部分地区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已经从失调状态转向协调状态，只有少数地区的耦合协调关系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还有一些地区处于濒临失调的水平。因此，我国各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的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水平较高。例如，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已经达到了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的阶段，农业大省黑龙江省更是达到了优质协调阶段;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勉强协调和中级协调阶段;然而，西部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的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仍然相对薄弱。由表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仍有省份的耦合协调D值低于全国水平，个别省份还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尽管各地区的耦合协调D值在逐步增大，但我国三大区域差异仍然明显。由此可见，除部分地区外，三大区域的相对差异格局并不能完全改变。

结论与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22年我国数字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及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呈现出东强西弱的不平衡格局。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也在逐年提升，但也面临着中部和东部发展水平高，而西部发展较慢的问题。其中，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最高的省份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地区的农业强省。从时间层面上来看，我国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协调度总体上在逐渐上升，协调程度不断提高，但从区域的层面来看，却呈现出东强西弱的趋势，西部地区的协调程度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强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滞后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5G在全国的布局进程，提升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服务水平，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其次，结合乡村自身特色，多元化、多层次地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最后，各地区可以加强跨区域的合作和交流，分享成功经验，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跨区域合作，可以促进数字金融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晖.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N].中国经济导报,2024-02-06(002).

　　[2]鄢宇昊,李巍,胡锡琴,等.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3,39(15):131-135.

　　[3]潘明清,范雅静.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与效应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3(03):35-47.

　　[4]谭燕芝,李云仲,叶程芳.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评价及其耦合协同分析[J].经济地理,2021,41(12):187-195+222.

　　[5]赵健,魏欣.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J].统计与决策,2023,39(15):142-146.

　　湖南农业大学大学生科创项目“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XCX2023124)。

　　编校：郭欢

　　网络：柳绣华

　　监审：牛勇雯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