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市区驱车向西，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过一片缓坡丘陵，大钟山沉稳的轮廓映入眼帘。山南麓，安然坐落着一个村落，云冈区平旺乡的拖皮村，一个拥有470余户，1500余人的村庄，耕地面积约290亩(约0.2平方千米)。拖皮村打破了笔者对传统资源型村庄灰暗、沉闷的想象，也让笔者不禁好奇，它是如何在这有限的土地上描绘出生态富足的乡村振兴图景。

山河之间的生态觉醒

　　拖皮村地处大同盆地西缘、大钟山南麓的洪积扇上，平均海拔1050米。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降水量约40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于夏季。十里河作为季节性河流，其沿岸冲积出的狭长地带，曾是村庄耕作的宝贵资源。然而，与许多晋北村庄一样，拖皮村过去更为人所知的“底色”是黑色，即煤炭资源。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曾让村庄在改革开放后迅速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煤炭经济”与关联的运输业，构成了村庄数十年的产业支柱和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种“靠山吃山”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生态与经济的双重风险。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煤炭产业政策的系统性调整，以“去产能、优结构、护生态”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深刻影响了产煤区。小煤矿关停并转，粗放开采模式终结，依赖单一资源发展的村庄，普遍面临资源禀赋耗尽、发展后劲不足的挑战。拖皮村也不例外。曾经的“红火”景象逐渐冷却，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成为村党支部和全体村民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一场深刻的生态觉醒与发展理念的重塑。它契合了从国家到地方层层推进的生态治理蓝图。在国家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成为根本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生态宜居”是关键一环，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在地方层面，山西省作为资源型地区和生态脆弱区交汇的省份，近年来全力实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同市则着力构筑京津冀生态屏障，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水生态修复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资源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型。拖皮村的转型，正是在这样宏大的政策背景与生态导向下展开的。拖皮村村“两委”意识到，真正的优势并非仅在地下，更在于脚下的土地、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空气以及背靠的大钟山自然生态屏障。从“挖煤”到“种地”，从“黑色”到“绿色”，这是一条必须走通的突围之路。他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那290亩(约0.2平方千米)耕地和周边的闲置土地，决定向生态农业、循环经济要效益，开始了从“资源消费者”到“生态守护者与价值创造者”的角色转变。

生态经济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进入拖皮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一片片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目前，村里已建成各类大棚超过200栋，它们不仅是现代化农业设施，更是一个精密运行的“生态工厂”的核心组件。这里所实践的，远非简单的种植或养殖，而是一套被称为“种养结合、互融共生”的二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从种植端的生态化提升，到养殖端的规范化与资源化，再到“闭环”的形成与价值溢出，这套模式体现了生态学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基本原理，是一次成功的农业生态系统工程的本土化实践。

　　走进任何一个果蔬大棚，均能感受到科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为了克服当地夏季干旱、冬季寒冷的气候条件限制，所有大棚均采用厚墙体、半地下式结构，具备优异的保温性能。棚内普遍引入了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对温度、湿度、光照、土壤墒情进行实时监控与自动调节。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是这里的标配，它将水分和溶解后的肥料精准、均匀地输送到作物根部。

　　村民说：“以前大水漫灌，费水费力，土壤还容易板结盐碱化。现在用滴灌，能节省大概40%的水和30%的肥料。水肥顺着管道直接作用到作物根部，作物吸收得好、长得壮、病害也少了。”这种精准农业技术，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也从源头上减少了因过量施肥、灌溉可能造成的地下水和土壤面源污染。

　　大棚的作物结构也经过精心设计，体现了生态的多样性。除了常见的黄瓜、西红柿、辣椒等蔬菜，棚内更引人注目的是反季节水果：红美人樱桃、酥梨、杏、李子，以及从省林科院引进的“骏枣1号”。这些经济价值高的林果，采用立体栽培、限根栽培等技术，充分利用了空间和光热资源。特别是骏枣，其“一枣两卖”(青枣与红枣)的特性，延长了销售期，提升了经济效益。作物秸秆、残枝落叶等废弃物，不再随意焚烧或丢弃，而是统一收集，作为下一环节的重要原料。

　　循环的另一端，是规范化、集约化的养殖区。村里建有两座标准化养殖场，分别用于蛋鸡和肉羊、猪、牛的养殖。以蛋鸡养殖场为例，采用多层立体笼养、自动喂料、饮水、清粪系统。关键之处在于粪污的即时处理：传送带将鸡粪源源不断地运出鸡舍，进入封闭的发酵处理车间。“畜禽粪污不再是头疼的‘废弃物’了。”养殖场技术员介绍道，“我们通过添加特定菌剂，进行高温好氧发酵。这个过程大概持续15—20天，能彻底杀灭病原菌和寄生虫卵，把生粪变成稳定、无害的有机肥料”。经过处理的有机肥，干燥、无臭，富含氮、磷、钾及多种中微量元素，是改良土壤、提升地力的绝佳材料。

　　至此，循环的链条清晰闭合：养殖业产生的粪污，经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成为种植业所需的优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改良了土壤团粒结构，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活性，生产出更健康、风味更佳的农产品;种植业产生的作物秸秆、残叶、次品果等，经过粉碎、青贮等处理，又成为养殖业的部分饲料补充。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农业内部物质循环”，极大降低了外部化肥、农药的投入，减少了养殖污染，提升了系统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承载力。

　　生态效益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由于减少了化肥支出，降低了病害发生率(健康土壤和作物自身抗性增强)，生产成本得以控制。而施用有机肥生产的果蔬口感好、品质优，在市场上辨识度高，售价往往高于常规产品。村里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地商超，更通过合作社和电商平台，销往北京、内蒙古等地。

　　这套模式还衍生出额外的生态增益。大棚群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在冬季为一些昆虫、鸟类提供了庇护所和食物源。循环农业的理念也渗透到村庄的能源利用中，随处可见的太阳能路灯，部分大棚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都在诠释着清洁能源与现代农业的有机结合。

生态人居环境的塑造

　　生态振兴，不仅关乎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涵盖生活方式的提升与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

　　村庄的“厕所革命”是人居环境整治的突破口。过去的传统旱厕，卫生条件差，是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的一大源头。村里通过争取政府补贴和自筹资金，全面推广无害化卫生厕所。大部分家庭采用三格化粪池式厕所，粪污在池内经过厌氧发酵、沉淀、降解，最终产生的液态肥可直接用于庭院小菜园或就近还田，固体部分则定期清掏，并入村里的有机肥处理中心。对基础设施的生态化改造，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也将生活污染纳入了村庄的资源循环体系。

　　生活垃圾治理推行“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的模式。每家每户配备分类垃圾桶，村里设有专门的垃圾集中点和保洁员队伍。通过宣传引导，村民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易腐垃圾进入堆肥区，可回收物统一售卖，其他垃圾外运处理，从源头上减少了垃圾总量和随意丢弃现象。道路硬化、村庄亮化工程同样融入生态考量。主干道和巷道全部硬化，两侧开挖了排水沟，实现雨污分流，防止内涝和水土流失。40多套太阳能路灯，依靠白天的光照储能，夜晚自动点亮，不仅节能省电，更成为村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可利用的空闲地、道路两旁、庭院内外，村里统一规划，引导村民“见缝插绿”。种植的树种经过筛选，以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为主，如油松、樟子松、新疆杨、榆树等，搭配一些观赏灌木和花卉。这些林木不仅美化了环境，更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降低噪音，形成了村庄的“微气候”调节系统。大钟山麓的生态修复也被纳入视野，通过封山育林和人工补植，山体植被得到恢复，进一步巩固了村庄的生态屏障。

拖皮村党群服务中心

　　新建的村民大礼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家书屋等公共设施，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养老学习的场所，其建筑本身也注重采光、通风的节能设计。农家书屋里，特意增设了农业科技、生态环保类的书籍报刊，成为村民学习生态知识、交流种植养殖技术的“充电站”。村里组织的文艺活动，也常常将保护环境、赞美家乡生态变化的内容编成节目，潜移默化地提升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漫步在拖皮村的田间巷陌，聆听村民讲述从“靠煤”到“护绿”的故事，笔者清晰地感受到，生态振兴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以科学理念为指导、适宜技术为支撑、系统思维为方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长期过程。拖皮村的转型实践表明，即便资源型地区或生态基础薄弱的乡村，也能蹚出广阔的转型发展之路。其关键在于立足本地自然条件，尊重生态规律，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同时，将生态环境治理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乡风文明培育一体推进，实现“生态宜居”的全面内涵。

　　从大钟山俯瞰，拖皮村就像镶嵌在晋北黄土丘陵与河流阶地间的一颗绿宝石。它的光芒，源于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践行，源于一套闭合循环的生态农业系统。拖皮村这条从“黑色”到“绿色”的蜕变之路，仍在向前延伸，为类似村庄的生态振兴，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借鉴的生动样本。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赵彩瑞